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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執政第二季：完美極權登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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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通過的決定——關於「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標誌著習近平迎來他在中國執政的第二季，正式開啟黨國統治的升級版。
七年前習上台之際，極少人會預料到如今的情形。即使是習本人，恐怕也不敢確信他有能力開創中共統治的「新局面」。習給了全體中國人一個中國夢的遠景目標的許諾，為此，他一邊用反腐開路，整治官員；一邊用專政工具壓制輿論，打壓異議者。一系列的經濟行動以及強軍戰略，也有助於鞏固其權威、開創新局面。但在2015年十八屆五中全會被（自）封為「核心」前，鑒於其政治成色和政治傾向的模糊不定，外界對習近平將把中國帶向何處，還是存在很大爭議。「五全」後，人們才恍然發覺，一個帶有強烈習氏色彩的統治模式初步形成。
現在很清楚，習在過去的七年裡，重點謀劃兩件事：一是謀求「黃袍」加身，建立個人專權；二是打造制度，對中共進行系統的組織改造，構築新的統治模式。這兩者交織在一起。前者的主要政策槓桿是反腐，後者的主要政策工具是黨的政治建設。
但外界更關注的是他的反腐。由於個人權威的建立是取得一切宏圖偉業的基礎，反腐幾乎貫穿其執政第一季的前後。他也確實通過開展中共建政以來最大強度的反腐，將一大批高官，包括退休常委和軍委副主席，送進了監獄，逆轉了中共貪腐成性的政治生態，順便也把自己不喜歡的政敵以反腐名義趕出了權力中心，做到了江胡兩任總書記甚至鄧小平都未做到的事，從而也建立起了個人僅次於毛的絕對權威。在外界看來，這似乎是習在執政第一季能夠拿得出手的主要政績。
然而，從有利中共長治久安的角度看，習對中共的組織化改造和制度重建，比反腐更重要和關鍵。但外界對習的這個「成就」有所忽視，實際它和反腐幾乎同時進行。四中全會以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為議程，並出台關於此問題的決定，表明他已完成了中共的基礎制度體系骨架重建。習在有關四中全會決定的說明中對此有明確闡述，稱其是一個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的重大任務，把新時代改革開放推向前進的根本要求，以及應對風險挑戰、贏得主動的有力保證。這是因為他認為，沒有制度作保障，反腐成果也會得而復失。
四中全會是習近平的個人勝利，經過七年黨內的殘酷鬥爭，他最終戰勝了對手，雖然這個對手不一定是明確的某個政敵，這使習得以放心地讓反腐謝幕。謝幕不是說不要反腐，反腐還會進行，中央委員層級的官員還會有人落馬，但反腐將導入常態，不再以運動的形式出現，不是政治生活的主角。「四全」決定在這方面的表述就被大大削減，公報甚至對反腐不置一詞。習近平就要通過這個信號，來安撫這幾年受驚嚇的幹部，要他們一心一意、同心同德地跟著他走。
反腐退場，制度加碼。習近平為制度重建和改造黨國端出了國家治理現代化這盤大菜，然此菜雖冠以「現代化」的名號，可此現代化非彼現代化，習再怎麼提治理現代化，他心目中的現代化跟人們一般認為的現代化是兩個概念和價值體系，且中共革命黨的本質在推進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的過程中是不可改變的。「四全」的決定對此已表露無遺。習當然也想「熊和魚掌兼得」，既要維護中共的極權統治，又要得到一般意義上的現代化的治理效果，但從決定看，本質上，習近平的治理現代化是要為中共的極權統治打造一個新樣板。
要言之，假使中共過去對西方代表的政治文明和發展模式雖不認同、不跟隨，但尚意識到自身和西方的差距，對自己有些不自信或很不自信，還願意在現代化的名號下學習西方的某些長處和做法，那麼習認為，中國70年的發展成就尤其他上台以來的國力躍進，足以說明，中國無須以西為師，中國自己就是師傅，黨的這套制度和做法已經很好，中國不是要不要現代化的問題，而是已經現代化，未來只需在這個基礎上改進完善。他的目標是到2050年中共建政100週年時，待這套體系完善成熟、其優越性得到充分發揮後，成為中國向世界提供的、能夠和西方的治理文明相抗衡的發긊i模式和治理文明。
故而「四全」的決定用「13個堅持」來概括中國的國家制度和治理體系的顯著優勢，稱它是「植根中國大地、具有深厚中華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擁護的」；「具有強大生命力和巨大優越性的」；能夠持續推動中國進步和發展、確保「中華民族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進而實現偉大復興的制度和治理體系」。其豪邁之情不言而喻。
然而細究其內容，完全是現在黨國體系的一個升級版，習所做的，不過是將中共建政70年來已經成型的一整套統治經驗和做法打包，他區別於前任的，是把這套統治體系推向階段性極致，並冠之一個好聽的「治理現代化」名號，給不明就裡的人製造一種錯覺，以為中共追求的是一種普適意義上的現代化。
習的這個黨國體系的升級版，最鮮明的特徵，就是進一步強化其個人對黨的掌控和黨對國家與人民的掌控，用其套用的毛氏政治語言講，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必須把黨的領導落實到國家治理各領域各方面各環節。為此，「四全」的決定特別規定，建立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的制度，和軍委主席絕對領導體制。
大體而言，可以把習近平精心構築的黨國體系升級版的基本特徵，概括為以下幾點：
一，在黨和國家的關係上，體現為黨在國上、黨大於國、黨國一體、黨即是國；二，在黨內關係上，體現為個人服從集體、集體服從領導，全黨服從中央，中央服從習近平，維護習的個人專權和威權；三，在黨和人民的關係上，體現為黨要為人民服務，但黨也負有教育引導人民之責任，黨代表人民行使權力，這樣，黨宣稱的「人民的主體地位」就被虛化，變成黨替人民「作主」，習實際在倫理上要倡導的是，黨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作為回報，人民應該全心全意擁護和服從黨的領導；四，在黨和法的關係上，體現為黨領導制定憲法和法律，黨將自己的意志——其中又主要
是習的個人意志——通過立法形式變成法律，雖然黨聲稱一切國家機構和個人都要遵守法律，但黨擁有超越法律的地位和特權，不受法律節制，習更是法律的裁判，這就是他所強調的依法治國的真實含義，也即依習近平的規矩治國。
中共對上述四者有自己的理解，即黨的全面領導、人民的主體地位和依法治國的有機結合，所謂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表現為這個「三位一體」的制度化。
除這些基本特徵外，習近平的黨國體系「升級版」，還體現在它不排除私有制和私人經濟，不排除資本家和地主，這是因為黨國的各級要員，很多本身（通過他們的家人）是資本家；另外，它雖然強調自力更生和集中力量辦大事，表示要創造新的舉國體制，但也不會像輿論之前擔心的那樣閉關鎖國，相反，它會更打開大門，擁抱世界，因為要把這套治國體系和統治模式推廣，就必須將門打開，和世界至少是發展中國家融合在一起，並隨時——只要有可能——向西方反向輸送價值觀，進行和平演變。從這個角度看，在公共管理和行政管理的某些方面，為求達到實效，中共有可
能會借鑒西方國家一些對中國行之有效的做法和經驗，但在意識型態領域，則嚴正拒絕西方的染指。
在習近平的設置中，這個建立在黨國體系核心要素基礎上的國家治理體系的升級版，不僅要管到2035年初步實現現代化，還要管到2050年中共建政一百年時全面實現現代化，他的「雄心」其實遠不止於2050年，他要把這套體系定格為永恆的統治模式，忝列於人類文明的大廈。由是觀之，除非他的健康出現問題，或者這套體系在未來運行發生大危機，否則，在本屆結束後，習可能還要做一兩屆十年，此後轉入幕後，實行垂簾聽政。
也就是說，從十九屆四中全會開始，習正式進入他的執政第二季。在第一季完成了對幹部隊伍的整肅和改造，並再造制度體系這兩大任務後，習在第二季將以超越的姿態，平衡各派勢力，減少內部折騰和消耗，團結在其旗下，和衷共濟，拼經濟，抗外敵，伺機統一台灣。這是習的三大任務。
對他而言，政治的大事搞定後，經濟的重要性就凸顯出來。畢竟，在中共合法性無法由政治提供的前提下，只有拼經濟，做大做強中國經濟，讓更多民眾得實惠，生活水平有大幅提高，中共才有可能得到他們的支持，並有資本和美國持續打貿易戰。
另外，習近平在執政第二季，也會將更多的時間和精力用來處理外部事務，包括強化戰備，將解放軍打造成一支強大的軍隊，以應對各種可能的問題和突發事變。未來幾年，世界將更加動盪，中國面臨的安全環境會更加嚴峻，外部環境的變化勢必會輻射和影響內部，這都使他不能掉以輕心，需要花更多時間去應對。
外部變化也涉及台灣。後者是中共的一塊軟肋，也是習夢寐以求的。習要成就歷史地位，建立偉業，做中國的民族英雄，將台灣納入中國版圖，完成中國統一，是他不能不做的。而明年台灣大選後，蔡英文當選的概率非常大，台灣獨立的傾向也會非常明顯，這裡面充滿很多變數，為習近平統一台灣提供機會。
不管外界和中國人民喜不喜歡，黨國體系的升級版經由四中全會已鑄就。這個體系目前看來牢不可破，有人用「完美極權」來形容。我不清楚如何破解它，但任何完美極權總有脆弱的一環。
備註：
鄧聿文是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時政評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