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茂松：國別與區域研究需文明史支撐
“國別和區域研究”近年來在國內興起，尤其是在高校的外國語學院，它成為一級學科外國語言文學之下的二級學科方向。這是中國成為世界大國，全方位對外開放、參與全球治理的應有之義。戰略要以學術為基礎，大國之道需要大國學術作支撐，這是“國別和區域研究”興起的問題意識，借鑒了美國在二戰後興起的地區研究經驗。
在英帝國時期，倫敦亞非學院曾是英國人掌握亞、非殖民地知識最為重要的學術機構。二戰後，美國取代了大英帝國的地位，地區研究在美國興起。美國主導制定的全球化規則背後有其經濟、軍事霸權作支撐，但也離不開地區研究的高度配合。
然而，當前我們藉鑑美國的地區研究經驗時，仍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美國知名學者如基辛格、亨廷頓等人的地區研究都離不開文明史作支撐。地區研究在美國不是脫離學術主流獨立開展，而是與自身文明史研究相匹配。地區研究的最深層邏輯是文明、價值的邏輯，文明史研究與地區研究是不可或缺的兩個方面。而這正是當前國內國別與區域研究的盲點所在。
白板式地理解他國不可取，只有具備文明主體性才能更加深刻地理解對方。反過來，對於
他人、他國的理解以及相互比較，也有助於加深對自身的理解。所以進行國別與區域研究
，離不開對中國文明史的深刻理解。中國的文明傳統是活著的傳統，它不是博物館的陳列
，而是如源頭有自流水一樣綿延不絕，無分過去、現在與未來。因此，我們要深刻理解社會主義制度與中國五千多年文明傳統的連續性，建立起對中華文明從文化、價值到製度古往今來一以??貫之的學理詮釋。亨廷頓提出“誰是美國人”的問題，其觀點建立在文明衝突背後西方根深蒂固的敵我思維上，而中華文明卻有著包容、互補，文明互鑑、相互成就的思維傳統。這應該是我們的國別與區域研究超越西方殖民地地區研究的關鍵所在。
進行國別與區域研究，離不開對中國革命反帝反封建精神遺產深刻意義的理解，離不開對
社會主義克服與超越自由主義式全球化所帶來種種問題的認識。由此我們才能在關於“一
帶一路”沿線國家，關於東南亞、南亞等周邊國家的國別與區域研究中再度理解他們被西方殖民的歷史，才能建構“一帶一路”的知識譜系，激發他們對於自身價值觀的重新發現與自我肯定。歷史上的“一帶一路”是和平共生、互利互惠之路，古代中國奉行“以大事小”的文明原理，站在對方立場上思考雙方利益的交匯點，這就是“利者，義之和也”。對於雙方都適宜的才是大義之所在，長遠利益之所在，這是“一帶一路”國家可以共享的價值觀，也是中華文明最注重的長久之道。
語言是國別與區域研究的起點而非終點。應從語言到歷史、宗教、文化再到當代政治、經濟、社會等多方面的專精研究，將文獻研究與實地調研相結合，將國別與區域研究同國際關係研究相結合。目前國際關係同樣缺少文明史縱深，同樣需要與世界文明史、中國文明史研究相結合。文明史與地區研究應當作為國別和區域研究的兩翼。(作者是國家創新與發展戰略研究會資深研究員、華南理工大學印度洋島國研究中心學術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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