衰落-變革-更生：美國霸權的內在韌性與未來走向
文章來源：《當代亞太》2015 年第6期
http://sis.ruc.edu.cn/html/1/m//186/188/269/589.html
金燦榮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院長)
王浩 (中國人民大學外交學博士)
一、引言：改革傳統與「美國世紀」的締造
自1648 年現代國際體系產生以來，世界歷史的發展猶如「微型宇宙大爆炸」呈現出不斷
加速的特點。進入20 世紀，人類更是先後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冷戰及」後冷戰」時代
的動盪、危機與劇變。然而，在這人類歷史上最為跌宥起伏的一百年中，國際政治的複雜
變遷卻存在一條鮮明主線，那就是美國逐步崛起為超級大國進而取得世界領導權，威斯特
伐利亞體系由「歐洲階段」 過渡到「美國階段」。因此，有人將 20 世紀稱為「美國世
紀」，更有人斷定 21 世紀仍將是「美國世紀」。
「美國世紀」 的出現歸因於一系列相互關聯的歷史和現實因素。在美國崛起為超級大國
的歷史進程中，先天的地緣優勢、突出的資源稟賦以及特殊的時代機遇無疑發揮了十分重
要的作用。然而，就對美國國家特性及其發展路徑的影響和塑造而言更具決定意義的，則
是其從立國時起便始終信奉的自由主義及其所蘊含的「改良」觀念，即始終通過漸進式的
國內經濟和社會變革推動國家的進步與繁榮，並輔之以與時俱進的對外戰略調整。這種改
良觀念及其實踐與在此過程中不斷強化的由「例外論」 和「使命感」 所構築的「自信的
民族主義」 相互促進，以至於即使在充斥著內部經濟、社會危機和外部兩次世界大戰的
20 世紀上半葉， 美國也極為成功地避免了社會動盪、暴力革命和軍事政變，在思想上
也沒有經歷與傳統「決裂」的過程，只是在原有框架內進行不斷的調適與更新，較之其他
任何一個大國都更為穩定。資中筠認為，正是這種內在的穩定性和改革的延續性使美國發
展成為全方位的超級大國和新型霸權，能夠「獨領一個世紀之風騷」。
二戰結束後，美國成為世界頭號強國。儘管在冷戰時期與蘇聯進行了長期的戰略競爭和對
抗，但美國霸權延續至今，體現出顯著的持久性。本文認為，這一待久霸權的獲得並不在
於其沒有經受過重大的戰略挑戰甚至相對衰落，而在於其始終具備較強的內在韌性，它使
美國在自身出現衰落時能夠進行有效的內外戰略調整，最終經由漸進式變革實現權勢復興
。因此，自由主義改革傳統不僅是美國作為歷史上的新興大國成功崛起的秘訣，也是其作
為二戰後的霸權國得以維護主導地位的關鍵因素。與美國的成功改革形成鮮明對比的是，
蘇聯的悲劇性命運則植根於它「在 20世紀前半葉非凡的歷史條件下形成但趨於僵化的體
制，無法適應 20 世紀後半葉世界形勢的深刻變化」。
在筆者看來， 這一對比極其深刻地回答了 20世紀國際關係的一個重大問題： 美國何以
興、蘇聯何以衰。總之，美蘇兩個超級大國在20世紀截然相反的命運強烈昭示著改革對一
個國家尤其是大國命運的決定性作用，而這一點在中國正不斷崛起為世界強國的今天變得
更具現實意義。基於此，本文將對二戰結束以來美國由兩次主要戰略困境所引發的兩輪根
本性戰略調整進行比較研究，用以探求改革傳統賦予美國霸權從衰落到變革再到更生的強
大內在韌性，並以此作為分析其當前和未來權勢變遷的重要線索。最後， 筆者將簡要指
出美國的改 革傳統對中國崛起的戰略啟示。
二、內外交困：美國霸權經歷的兩次主要困境及其可比性
自1945 年以來，美國共經歷過兩次主要戰略困境和相對衰落的過程， 它們分別出現在
20 世紀 60 年代後期的越南戰爭僵持階段，以及由 2008 年次貸危機引發的經濟、金融
進而整個社會危機期間。本文認為，這兩次戰略困境在二戰後對美國霸權構成了真正威脅
，因為二者具有一項極為相似又極其特殊的根本屬性，即使得美國處於「內外交困」狀態
。具體而言，這種狀態體現為四個方面。
1. 美國罕見地長期深陷戰爭泥潭， 不僅承擔著人員傷亡和經濟損失等直接代價，而且戰
爭對其內政和外交都形成了重大掣肘。1968-1969 年，在經歷了「春節攻勢」 ( The
Tet Offensive ) 後， 美國在越南的戰爭已 愈發成本高昂並難以為繼。首先，戰爭的久
拖不決使美國財政捉襟見肘根據美國會預算局( 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 CBO )
當時的統計，直接用於越戰的開支從1965 年的 1 億美元驟增到1968 年的 270 億美元；
相應的，國防預算也從 512 億美元蹄升至 807 億美元。正是戰爭的巨大消耗使得美國
的財政狀況和國內通貨膨脹嚴重惡化 ，1965-1968 年的赤字總額達到 近 400 億美元，
美元購買力比二戰結束時下降了 60% 。其次，戰爭的升級和僵持使美軍傷亡數量急劇增
加。僅在1968 年的「春節攻勢」 中， 就有 1001 名美軍士兵被越共領導的人民武裝所
擊斃。這一結果不僅使美國國內的反戰呼聲進一步高漲，而且沉重打擊了政府贏得戰爭的
意志。最終使得越戰成為美國同蘇聯對抗的一大戰略負擔——到 1969 年時，蘇聯不僅在
洲際彈道飛彈數量上迅速趕上美國，而且向中東、南亞甚至中美洲等第三世界進行了大規
模的戰略擴張。2008 - 2009 年，美國同時在伊拉克和阿富汗陷入兩場戰爭的漩渦，對自
身的負面影響幾乎等同於越戰。首先，截至 2009 年，伊戰和阿戰的持續時間均已超過
5 年，造成大量美軍傷亡和巨大軍事開支，而後者極大加劇了美國的財政赤字和債務危
機。其次，儘管美國在軍事上取得了勝利，但持續動盪的地區局勢使其面臨戰後重建難題
，例如，據世界衛生組織（WHO）統計， 僅伊戰頭 3 年就有 15. 1 萬伊拉克人死於戰爭
、混亂和暴力。持續的流血衝突不僅給伊拉克國內帶來災難，也對海灣地區局勢的穩定構
成威脅。此外，伊境內的恐怖主義活動呈泛化態勢，恐怖襲擊者除包括來自什葉和遜尼兩
教派的極端分子外，還包括大量國際「恐怖主義志願者 」，這使得美國的反恐對象趨於
複雜，極大地挫敗了其重建伊拉克的政治信心。最後，兩場戰爭給美國的國際形象和軟實
力帶來了無法估量的損失。例如，小布希政府之所以不顧各國反對發動伊戰，在於其認定
薩達姆政權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並與基地組織勾結。然而事實證明，伊政權既無此類武
器又與基地組織亳無瓜葛，這令美國處於十分尷尬的輿論境地，並成為世界各地反戰遊行
的主要對象。此外， 美軍虐囚醜聞的曝光也令戰爭的合法性不足問題雪上加霜。
2. 美國在這兩個時期均面臨戰後歷史上少有的經濟困境，從而銷蝕了其霸權的戰略根基
。戰後以來，美國經濟在大多數時期保持了健康、穩定和高速增長，這對於其霸權的穩固
有著決定性意義。例如，1945 -1960年，美國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逾 250% , 失
業率保持在 5%以下， 通脹率低於 3% 。又如， 自 20世紀 80年代初 「雷根革命」 到
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前的近 30年裡，美國同樣大體保持了較好的經濟表現，尤其是柯林
頓政府時期， 美國經濟創造了連續增長 112個月的奇蹟。因此，越南戰爭和次貸危機期
間美國經濟所遭遇的困難在戰後史上十分罕見。首先，越戰期間，除戰爭造成的直接經濟
損失和通貨膨脹外，美國的國際收支狀況顯著惡化，出現了私人海外投資增長和外貿盈餘
減少並存的局面，最終釀成一場待續一年的經濟危機。更重要的是，貿易赤字的增加迫使
美國動用大量黃金維持美元匯率，導致美元危機頻生、黃金儲備下降，美元地位急劇衰落
。最終，美國在1971年將黃金價格從每盎司 35美元提高到 38美元， 標誌著由1944年佈
雷頓森林會議所建立的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貨幣體系瓦解， 美國的「金元帝國」風光不
再。此外，此時的美國還出現了一個影響深遠的經濟問題——美國製造業曾在 20 世紀五
六十年代經歷了繁榮發展階段，這首先得益於因戰時建設所帶動的工業產量巨大，其次還
在於美國當時沒有面臨國際競爭。正如有歷史學家所言，「美國工人在戰後工業繁榮階段
享受著世界上最好的工資和福利待遇」。然而到 60年代末時， 美國製造業的效率逐漸落
後於日本和聯邦德國，在鋼鐵和汽車行業表現尤為明顯。由此，美國被迫開始了漫長的去
工業化進程。其次，2008 - 2009 年，美國爆發了戰後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和金融危機。從
2008 年 9 月雷曼兄弟公司因次貸危機破產開始，美國經濟不僅深受重創，而且深陷增長
乏力狀態。例如，國內失業率在 2009 和 2010 年高達 10%, 聯邦政府債務幾近突破上限
。這些狀況表明，危機造成的負面影響是根本性的。究其根源，此次危機的罪魁禍首是美
國經濟的高度「虛擬化」。 50 多年來，與美國製造業衰落相伴隨的，是以金融和信息為
核心的第三產業開始在經濟中居於主導，各種金融衍生工具不斷發展，使金融業空前壯大
。結果到 80 年代末時，以製造業為主的經濟結構已讓位於所謂的「新經濟」結構。「在
新經濟結構中， 急劇膨脹的金融部門……凌駕於實體生產體系之上」更重要的是，這種
狀況 在冷戰後進一步加劇（見圖 1） 。隨著美國開始利用全球化優勢將金融自由化拓展
至世界並通過發行債券吸引各國資本，其國內的消費需求和市場繁榮被激發起來。起初，
虛擬經濟扮演著為實體經濟服務的角色，然而，由於其在超額利潤驅使下不斷擴張，使美
國經濟逐漸發展為所謂的「賭場資本主義」。此時， 美國的經濟優勢已不再建立於製造
業的物質生產能力基礎之上，而是泡沫化的金融控制。在新自由主義邏輯下的經濟虛擬化
、市場」專政」化以及提前消費化的生活方式等因素支配下，次貸危機的發生在所難免。
3. 與戰爭和經濟困境相關，美國在這兩個時期經受了戰後兩輪最重大社會危機的考驗。
自建國起，移民社會的屬性在為美國崛起帶來了持久活力的同時，也造就了一項內在脆弱
性，即社會共識和認同建立在民主、自由和人權等「信念」的基礎上，因而，圍繞個人和
群體權利引發的矛盾可能危及社會穩定，並且其影響力度往往在戰爭和危機時更為顯著。
越戰期間，以「反戰」為核心的社會運動便觸發了美國歷史上一場空前的社會危機，它使
美國的制度和價值觀遭受了巨大衝擊，所帶來的創傷至今也沒有完全癒合。直到今天，「
六十年代」在美國仍是一個特殊詞彙，代表著一個特定的時代插頁。二戰後，美國社會一
度在內政外交兩方面形成了自由主義共識，即對內實行國家干預市場的凱恩斯主義，對外
實施對共產主義的遏制。以越戰爆發為標誌，美國外交中的干涉主義表現達到頂點。此後
，美軍深陷戰爭的事實撕裂了國內共識，進而引發史無前例的社會認同危機。反戰的自由
派（新左派）、共和黨內的強硬派及政府內部的溫和派爭論不休，而在更廣範圍內的各類
社會群體，特別是高校學生、新聞記者、先前反種族歧視運動人群和包括婦女、同性戀者
、嬉皮士在內的反抗力量形成一股合力，促成了「反文化」 ( counter-culture ) 運動
， 從而引發了美國社會嚴重的分裂和對立產對此，尼克森總統曾一針見血地指出： 「越
戰是兩個戰線的戰爭：一個是越南，一個是我們的價值觀……戰爭造成的分裂強烈震撼了
美國賴以存在的社會基礎。」2008 年國際金融危機後，美國的社會認同也出現明顯下降
，長期積累的社會矛盾迅速發酵，並集中體現為 2011 年的「佔領華爾街」 運動。這一
運動的出現源於多個因素。首先，其直接原因是金融危機過後，美國政府花費逾7000 億
美元拯救花旗銀行和美國銀行等釀成危機的「罪魁禍首」，而普通民眾卻承受著高達10%
的失業率。其次，它表達了民眾對政府決策體制失靈的不滿，尤其是美國政府債務高漲、
權錢交易、兩黨爭鬥及社會不公等現象日益挑戰著廣大民眾的心理底線。最後，其出現的
根本原因在於當前美國社會中存在諸多更深層次的弊病，尤其表現為貧富分化的加劇。
20 世紀 80 年代開始的新自由主義浪潮及經濟金融化趨勢，導致美國少數精英和廣大民
眾間的「兩極化」 不斷強化。例如， 冷戰後，美國貧困人口的數量呈現出日益增加的特
徵。據 2011 年美國人口調查局 ( United States Census Bureau, USCB）公佈的數字，
2010 年美國的貧困人口達 4620 萬，為 52 年來的最高值。又如，社會階層間的收入和
財富差 距持續擴大。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 2011 年發佈的《2007-2010年美國家庭財產變
化報告》顯示，2007年美國家庭財產凈值的中位數為 12.64萬美元，2010年則下降到
7.73萬美元；扣除通脹因素，這一數據僅相當於1992年的水平產 與此同時，美國 1%的
最富有家庭財富佔全民財富的百分比卻由2007 年的 34. 1% 上升至 2009 年的 37. 1%
。再如，工資性收入在財富分配中的份額持續下降，這意味著美國政府在制定經濟和社會
政策時更傾向於富有階層而非中下層。
4.除國內嚴重的經濟和社會危機動搖了霸權根基外，美國在這兩個時期還面臨戰後史上兩
輪深刻的國際格局變動，使其領導地位顯著衰落。首先，20 世紀 60年代末時，世界政
治中出現了保羅‧甘迺迪 ( Paul Kennedy） 所說的「兩極世界的解體」 ，儘管美蘇依
然是國際事務的支配力量，但中國、日本和歐共體開始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最終導致尼
克森總統於1969 年 7 月發表了著名的「關島講話「，首次承認國際力量趨於多元的現實
，宣佈美國已不再是世界頭號經濟和軍事強國，認為美、蘇、歐、日、中五大力量中心共
同支配著國際事務應具體而言，美國當時面臨的外部挑戰來自三個方面。首先，自身的軍
事優勢銳減，蘇聯的戰略威脅上升。如前所述，蘇聯在越戰時不僅加速發展核力量，而且
向第三世界大規模擴張，使美蘇戰略競爭的態勢決定性地由「美攻蘇守」轉為「蘇攻美守
」。其次，美國經濟的競爭力下降，歐日等發達經濟體與其在世界市場的爭奪日趨激烈。
最後，美國的聯盟領導力衰落，西方陣營內部出現分化。例如， 法國總統戴高樂曾在
60 年代大搞「獨立運動」，不僅堅持發展獨立核力量、拒絕英國加人歐共體，而且率先
同新中國建交並退出北約軍事一體化組織。以上事實說明，美國的國際政治、經濟和軍事
領導地位在越戰期間遭遇了困境。2008 - 2009 年，以全球性金融危機的爆發為標誌，冷
戰後國際格局演變的一項長期趨勢得以加速和凸顯，那就是西方中心地位的衰落和一批新
興國家的群體性崛起。這一趨勢對美國的霸權地位形成了三方面挑戰。第一，伴隨世 界
經濟格局的多元化及發展中國家話語權的上升，世界經濟版圖已經改變。例如，在金融危
機肇始的2008年， 以「金磚五國」 為代表的新興國家對全球經濟的貢獻率達 50%, 成為
世界經濟復甦的最大引擎。在這一背景下，美國對世界經濟的主導性地位下降, 不得不訴
諸二十國集團 ( G20 )等新興國家參與的國際機制以推進全球金融體系改革。第二，隨著
國際政治博弈參與者趨於多元，美國在傳統安全及非傳統議題中的霸權地位被削弱，國際
動員能力也受到牽制。例如，在 2009年召開的哥本哈根氣候變化峰會上， 美國希望通過
對中印等發展中大國施壓的方式以推卸和轉移責任，但這一目標並未實現。第三，美國在
價值觀、社會制度及發展模式等方面的吸引力下降，對其霸權的心理基礎構成了一定的衝
擊。冷戰後，以「華盛頓共識」為代表、以新自由主義為核心的「美國模式」 一度成為
不少發展中國家所效仿的榜樣， 這種現象甚至被稱作「歷史的終結」。然而，隨著金融
危機的爆發和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後大多數後發民主國家國內治理的失敗甚至社會動盪，「
美國模式」的普適價值急劇衰減，而包括中國在內的一些成功崛起的新興大國則成為越來
越多發展中國家積極學習的對象。
綜上所述，美國霸權曾分別在20 世紀 60 年代後期和 2008 年國際金融危機後遭遇兩次
主要戰略困境，其全面性和深刻性不僅在戰後史上極為特殊，而且具有很強的相似性。尤
其是美國在應對戰爭壓力和國際格局變遷等外部挑戰時，又罕見地深陷一系列國內經濟和
社會危機。這兩次戰略困境使美國出現了明顯的相對衰落，進而威脅到其霸權的存續。上
述歷史背景是我們分析和比較美國霸權由衰落到變革進而更生的內在韌性的前提。
三、從衰落到更生：越南戰爭後美國的戰略調整與冷戰勝利
尼克森於1969 年初就任美國總統時，面對內外交困的戰略處境，迅速開始了有針對性的
戰略調整。從60 年代末到 80 年代， 這場歷經四屆政府的漸進式改革覆蓋了經濟、社會
及外交等諸多領域。一系列全方位的 變革使美國重新煥發出巨大活力，不僅最終扭轉了
相對衰落的局面， 而且以贏得冷戰的方式使霸權地位達到了一個新的頂點。正如基辛格
( Henry Kissinger) 所指出的，「美國在經過內省檢討後恢復了自信；而蘇聯儘管在表
面上儼如磐石，卻因道德、政治和經濟上的過分伸張而付出滅亡的代價」，具體而言，筆
者將美國的此輪戰略調整分為以下三類： ( 1 ) 內外戰略糾錯 ( 1969-1974 ); ( 2 )
對外戰略調整 ( 1969-1981 ) ; ( 3 )國內社會改革 ( 20 世紀 70 年代）與經濟改革
( 20世紀 80 年代）。
１. 內外戰略糾錯 ( 1969 - 1974 )
面對20 世紀 60 年代末美國內政外交出現的複雜困境，進行戰略糾錯是當務之急， 也是
進行全面改革的基礎。因此，從 1969 年到 1974 年，尼克森政府從以下兩個要點入手，
初步扭轉了美國的內外頹勢。第一，結束越戰，擺脫首要戰略負擔並緩解國內經濟和社會
矛盾。越戰不僅是20世紀 60年代末美國全球戰略的最大掣肘，也是其國內經濟和社會危
機的催化劑。美國在越戰中犯下的錯誤可概括為「一個高估、兩個低估」，即過高估計了
共產主義的威脅，同時過低估計了亞洲民族主義的力量和在歷史、文化迥異之地推行美式
民主的困難。換言之，美國犯了試圖用類似在歐洲進行遏制的「簡單化政策」應對中南半
島複雜形勢的錯誤。其結果是，越戰成為美國「有史以來首次不成功的戰爭，也是它首次
面對道德信念與實際衝突的海外承諾之失敗經驗」。面對現實世界與自身信念間的巨大落
差，尼克森政府開始以一種現實政治的視角調整越戰政策，承認自身實力的侷限。經過數
年的外交努力， 美國以「越戰越南化」、「 威懾與談判結合」 等多種途徑使戰爭得以
逐步降溫， 並於 1973年初從南越地區撤軍。第二，抗擊通貨膨脹和經濟危機，為經濟改
革鋪路。尼克森上台後，面對經濟危機和通脹的持續惡化，他開始認識到戰後歷屆政府長
期奉行的凱恩斯主義經濟政策帶來的嚴重問題，尤其表現為政府大規模干預使「福利國家
」 難以為繼，聯邦政府權力過大制約了經濟活力等。在 60年代末社會運動風起雲湧的背
景下，尼克森政府下決心借自由主義陷入困境之際，對美國經濟、社會福利和政府體制進
行重大調整，開始了反對「羅斯福新政」傳統的初步嘗試。這些嘗試包括：削減詹森政府
時期「偉大社會 ( Great Society )" 的項目投入； 提出取代聯邦社會救濟的家庭援助
計畫；實行「新聯邦主義」以向地方放權等。上述措施雖然沒有從根本上解決美國當時所
面臨的經濟問題，但有效緩解了經濟困境和部分社會矛盾，更重要的是逐漸扭轉了人們對
於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舊有觀念，為雷根政府時期美國經濟的保守化改革創造了前提。
2. 對外戰略調整 ( 1969 - 1981 )
在逐步從越南戰爭泥潭中脫身的基礎上，面對蘇聯咄咄逼人的擴張態勢和自身因戰爭而受
損的意識形態影響力，從尼克森到卡特的三屆美國政府分兩個階段進行了對外戰略重大調
整。在第一階段( 1969 - 1976 ), 通過與中國實現關係正常化，構建了中美蘇戰略大三
角，從而扭轉了地緣戰略上的被動局面；同時與蘇聯進行「緩和」 ( detente ) , 使歐
洲冷戰對峙的地理邊界最終落定。在第二階段 ( 1977 - 1981 ), 以「人權外交」為旗幟
，修復了受損的國際形象並佔據了與蘇聯競爭的意識形態高地。上述兩方面變革最終為美
國國內經濟和社會改革創造了漸趨有利的外部環境，同時為雷根政府時期美國對蘇聯發動
地緣政治和意識形態的雙重攻勢創造了前提，奠定了美國贏得冷戰的重要戰略基礎。首先
，尼克森（福特）政府完成了越戰後美國地緣戰略的調整。在進行戰略糾錯的同時，尼克
森及其幕僚基辛格開始從國家利益和國際格局出發，致力於維護美國的全球地位。他們既
看到了美國當時所面臨的一系列外部困境，也敏銳把握了其中的機遇。例如，基辛格認為
，「赫魯雪夫 1956年對史達林的批判以及蘇聯 1968 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 ，都削弱了共
產主義對世界其他地區的吸引力。更重要的是，中蘇分裂揭穿了後者是統一的共產主義運
動領袖之假象。所有這些都表明，美國有相當的外交運作空間」，在這一認知下，美國創
造性地從現實政治而非意識形態出發對中美關係進行了重新審視，逐漸將中國視為基於共
同國家利益以對抗蘇聯擴張的「准盟友」 ( quasially )。自 1969 年起， 經過雙方的
共同外交努力，兩國於 1972 年實現了關係正常化。可以說，中美關係的改善使美國在地
緣政治上徹底扭轉了被動局面，形成了有利於自身的三角大棋局。按照約翰‧加迪斯 (
John Gaddis ) 的說法，」在尼克森第一任期內，美國從自毀式地陷於一場無休止的戰爭
，轉而成為在多數情況下塑造當時世界事務進程的三角均勢中的樞紐。很少有國家實行過
比此更引人注目或更迅速的從失敗到支配的轉變」。其次，在尼克森（福特）政府構建了
有利的地緣政治格局的基礎上，卡特政府以人權外交為旗幟，對美國在六七十年代受損的
國際形象及意識形態影響進行了重塑與修復。在實踐中，將「人權」作為一項重要的外交
工具，並將主要矛頭對準了蘇聯。例如，卡特在就任後不久即發表聲明，讚揚蘇聯持不同
政見者領袖安德烈‧ 薩哈囉夫產此後，他又在白宮會見了蘇聯異見人士布科夫斯基。在
美國人權攻勢的影響下，蘇聯、捷克斯洛伐克及波蘭等國持不同政見者的活動力度明顯加
強。此外，卡特要求國會向「美國之音」 ( The Voice of America ) 提供3000萬美元的
補充撥款，並要求對設在慕尼黑的「自由歐洲」電台／「自由電台" ( Radio Free
Europe/Radio Liberty )的年度撥款增加到2000萬美元。概言之，人權外交從兩方面幫助
美國構建了有利的外部戰略環境。第一，它以美國之強攻擊蘇聯之弱，贏得了國際社會在
道義上的支持，對蘇聯造成了「真正道德上的打擊」。第二，它改善了美國的國際形象，
使其再次成為倡導民主和人權的一面旗幟。從冷戰伊始至尼克森任內，美國為與蘇聯競爭
而在第三世界支持了一批右翼獨裁政權，並不惜以武力推翻民選的左翼領袖。這些舉動不
僅給被干預國人民帶來災難，也使美國的國際形象大受損失。為扭轉這一局面，卡特政府
利用外交和經濟等手段對侵犯人權的右翼政權，如阿根廷、薩爾多瓦、瓜地馬拉及尼加拉
瓜等國施加壓力，並為這些國家的反對派提供了表達自己觀點的機會。
3. 國內社會和經濟改革 ( 20 世紀七八十年代）
國內社會改革 ( 20 世紀 70 年代）：越戰後美國的國內改革是從社會領域開始的，其原
因有三。首先，美國當時嚴重的社會分裂已使國家陷入混亂，因此社會改革具有緊迫性。
其次，「反文化」運動形成的強大變革思潮在推動政府採取措施以重塑國內共識並激發社
會活力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最終，隨著越戰的降溫與美蘇關係的緩和，實施社會改革所
需的外部環境大為改善，由戰爭引發的國內紛爭也趨於弱化。因此， 美國於 20世紀 70
年代進入社會改革高潮時期。改革的結果是，「多元主義」 ( pluralism ) 徹底摧毀了
「一元論」 和「熔爐論」，成為美國意識形態的主流和政治正確性的標準，美國社會由
此被重塑，社會共識也以新的方式得以重建起來。真正意義上的多元文化開始興起。在這
場變革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平權行動」 ( Affirmative Action )。「平權行動」是美
國政府為給出身不同社會背景的人提供平等待遇而發起的改革，主張把種族、性別、殘疾
與其他標準一同納入考慮。由於此項改革不僅涵蓋美國社會最敏感的種族和民權問題，而
且關乎憲法、傳統價值觀、社會認同、生活方式和利益再分配等重大現實問題，因而對美
國社會產生了巨大影響。在整個70年代， 美國政府對這項改革一直持積極態度， 並做了
大最工作予以推動。從行政部門來看，尼克森總統 於 1969年頒布了有關就業的第 11478
號行政令，要求為平民僱員提供平等的就業機會，同時通過協調影響少數族群企業的聯邦
項目以 幫助這些企業發展壯大， 並推動地方政府、企業、大學和基金會等的活動和資源
向少數族群企業流動。1979 年，卡特頒布第 12138號行政令，規定「聯邦機構必須採取
行 動支持婦女創辦的企業」，此後政府又陸續頒布第12232和12259號行政令，分別針對
黑人教育和公平住房問題推進「平權 」。從立法部門來看，國會於 1972 年通過《學校
緊急援助法案》，以實現公立學校中的種族融合；1977 年通過了《公共工程就業法案》
，要求在分配給地方公共建築業的聯邦基金中，至少有 10%用於購買少數族裔企業的服務
或物資。1978年，國會為在經濟社會中處於不利地位的人所擁有的企業( Disadvantaged
Business Enterprises,DBEs ) 之「預留」 項目提供了法律基礎， 要求與聯邦政府簽約
超過 50萬美元的承包商撥出一定比例的指標留給 DBEs 次級承包商， 以使所有族裔都能
從中受益。從司法部門來看，在這一時期最高法院的各類民權案件中，都採取措施給予少
數族裔優惠待遇。如在 1971年「格里格斯訴杜克電力公司」案中，最高法院裁決杜克電
力公司在用人、培訓和晉陞時歧視黑人，測試不公； 在 1978年「加州大學校董訴巴克」
案中，最高法院以 5: 4的票數裁定學校的招生政策把種族作為一個加分因素符合憲法。
如前所述，「平權行動」對美國社會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首先，這項改革培育了弱勢
群體中的中產階級，提高了其經濟地位，從而有助於推動此後的經濟改革。其次，婦女和
少數族裔的政治和教育權利得以伸張，有效維護了社會穩定，使美國社會以寬容、多元為
特徵的人文精神超越了以個人主義和競爭為基礎的價值觀。以黑人的狀況為例。經濟上，
1964 年黑人家庭的平均收入僅為白人家庭的53%,而1975年已上升至62%。教育方面，1970
年全國黑人大學生人數僅為50萬左右，而這一數字在1977年翻了一番， 超過 100 萬，並
且 18 - 24 歲黑人受高等教育的比例在 1980 年時已接近白人，再以婦女為例。到 70
年代中期，全美已有一半以上的已婚婦女出門就業，近 90 %獲得大學學位的婦女都在工
作。此外，婦女在此期間開始在政界與男性進行競爭， 到 90 年代初時，從國會兩院到
政府內閣，從各州州長到地方政界，都有相當數量的女性成員。
國內經濟改革 ( 20 世紀 80 年代）：在成功塑造了有利的國際戰略格局並基本完成了社
會改革之後，80年代的美國以經濟改革為動力，進入到權勢復興的關鍵時期。在 1980年
的美國總統大選中，保守勢力的代表、共和黨人雷根順利入主白宮。雷根當選的根本原因
是 60年代後期羅斯福新政式自由 主義日漸式微，就連部分自由派人士也感到了其中存在
的問題。最終，原先的「新政「聯合體和「偉大社會」 聯合體逐漸分化瓦解產在此背景
下，雷根就任後不久即宣佈：「我們受到了一次相當大規模的經濟災難，按照老辦法行事
已不能解決問題。」隨後，他於1981年 2月 18日向國會兩院聯席會議提出 了包含 5個方
面內容的「經濟復興計畫」，目的是徹底擺脫美國經濟增長乏力局面。該計畫具體包括大
規模削減個人及公司所得稅、大規模削減非國防開支、實行緊縮性貨幣政策、放鬆政府管
制和平衡預算。上述措施被統稱為「雷根經濟學」 ( Reaganomics )。為「雷根經濟學」
提供理論支持的是供應學派和貨幣主義。供應學派是70 年代初興起的一大經濟學流派，
主張經濟的發展應著眼於刺激供應， 因為供應會自動創造需求，而無需國家干預。基於
此，該學派認為，解決當時美國經濟問題的核心方法是「減稅」。其內在邏輯是：減稅會
使個人收入和企業利潤增加，從而刺激儲蓄和投資、擴大生產，最終在使政府稅收增加、
赤字下降甚至消失的同時，使通脹問題迎刃而解。貨幣主義興起於五六十年代，其創始人
是芝加哥大學教授米爾頓‧弗裡德曼 ( Milton Friedman ) 。弗裡德曼特彆強調貨幣供
應最的變動是造成物價水平和經濟活動變動的最根本原因，他主張國家應儘量減少對經濟
的干預，只需將貨幣供應量作為唯一的政策工具。基於上述理念的雷根經濟改革使美國經
濟煥發出活力，出現了高增長、低通脹的局面，從而擺脫了六七十年代的滯脹困境。
1983 年，美國的GDP增速為 3.4%, 1984 年更是高達 6.8%。與此同時，國內通脹率則由
1981 年的10.4%下降至 1982 年的3.9%,並於此後三年一直保持在這一水平；到 1986 年
時，通脹率更是降到了 3%。更重要的是，政府管制的減少和經濟活力的增加為技術創新
提供了沃土，成為90 年代美國 「IT 革命」 的先聲。在此輪經濟改革和技術創新的基礎
上，美國成為經濟全球化時代的領跑者，其國際競爭力再次遙遙領先。當然，雷根政府的
經濟改革也在一定程度上導致美國經濟的畸形發展，如高赤字、高利率和高匯率等「三高
」現象為後來的次貸危機埋下了禍根。但總體而言，它加速了美國權勢的復興，奠定了美
國贏得冷戰的物質及心理基礎 。
綜上可以看出，在20世紀 60 年代後期經歷了戰後第一次主要戰略困境後，美國從 60年
代末到 80年代分階段進行了國內經濟、社會改革和對外戰略調整，在意識形態、經濟社
會發展模式及對外戰略選擇方面出現了脫胎換骨般的變化。結果是，這種改革使美國的權
勢得以復起甚而進一步上升。最終，美國依靠自我更新和完善成為冷戰的贏家， 並將其
全球領導地位延續到了21世紀， 而漸趨僵化並擴張過度的蘇聯則走向了分化瓦解。至此
， 美國霸權完成了第一輪的「衰落一變革—更生」長週期。
四、霸權護持：2009 年以來的美國戰略調整及評估
2009 年以來的美國戰略調整及評估2009年初，民主黨人歐巴馬打著「變革」 (change )
的旗號人主白宮。
與40年前尼克森臨危受命一樣，此時的美國再次深陷內政外交的雙重困境。在這樣的背景
下，歐巴馬在就任伊始便提出了一系列對內改革、對外調整的戰略構想，希望化危為機，
重振美國霸權。概言之，歐巴馬政府執政六年多來的戰略調整同樣可分為三類：（1）內
外戰略糾錯；（2）對外戰略調整；（3）國內經濟和社會改革。以下將分別對其進行簡要
梳理， 並在此基礎上評估其現狀。
（一）2009 年以來美國的內外戰略調整
1. 內外戰略糾錯
歐巴馬在就任後立即意識到，導致美國此次戰略困境的直接誘因有二，即國內的次貸危機
和由兩場戰爭引發的全球過度擴張。因此，需首先從這兩方面入手進行糾錯，從而為全球
戰略調整和國內經濟、社會改革奠定基礎。
首先，實施國內金融監管，從而有效遏制了危機的蔓延。2009 年 5 月20 日，歐巴馬簽
署《反欺詐執法和復甦法案》( Fraud Enforcement and Recovery Act ), 把美國聯邦調
查局 ( FBI ) 「反抵押和金融欺詐機構」的規模擴大近一倍，強化了司法部對私人機構
欺詐行為的制裁力度，同時建立了一個金融危機調查委員會以調查危機根源。同年 5 月
22 日，歐巴馬又簽署《信用卡相關責任和信息披露法案》（Credit Card
Accountability Responsibility and Disclosure Act ),這是信用卡行業管理的一大轉
折點，目的在於避免使消費者陷入不公平的升息及收費陷阱。在歐巴馬推出的各項金融監
管措施中， 動作最大且難度最高的是其 在 2009 年 6 月 17 日提出的全面金融監管改
革方案( Financial Regularity Reform ), 也被稱為「金融白皮書」。在這份白皮書中
，美聯儲被賦予改革整個金融系統的權力，這也是聯邦政府監管部門首次對非銀行金融機
構實行監管。根據這一方案，美國將建立一個新的「消費者金融保護署」 ( Consumer
Financial Protection Bureau ), 以防止出現各種損害消費者權益的信用卡和抵押貸款
行為。此外，該方案還提出設立一個由財政部主管，由證券交易委員會 ( SEC )、商品期
貨交易委員會 ( CFTC ) 、聯邦住房金融管理局 ( FHFA ) 及其他銀行監管機構組成的金
融服務監督理事會 ( FSOC ) , 負責統一監管標準、協調監管衝突、處理監管爭端、鑑別
系統性風險， 並向其他監管機構提供風險提示。
其次，以「巧實力」 ( smart power ) 外交理念推進全球戰略收縮，以改善美國的國際
形象。歐巴馬政府認識到，由於美國過去幾年奉行單邊主義和贖武政策，其道德形象已嚴
重受損，因此，改善美國形象成為歐巴馬外交的重點內容。例如，在 2008 年 11 月 16
日接受採訪時，歐巴馬錶示將關閉關塔那摩監獄。同時，美國逐步放棄單邊主義，回歸多
邊主義，開始重視國際制度、夥伴關係和國際援助的作用，主張維護聯合國在國際事務中
的地位。歐巴馬在 2009年 1月 20日的就職演說中曾提出：「 我們有能力應對新的威脅
，我們需要付出更多努力進行國家間更廣泛的合作並增進理解。」在該理念指導下，歐巴
馬政府開展了一系列多邊外交。例如，美國放棄了小布希政府時期獨斷專行的做法，開始
積極鞏固與傳統盟友的關係，並與新興大國建立夥伴關係。同時，美國還試圖與冷戰時的
對手俄羅斯「重啟」關係。例如，歐巴馬在上任後不到半年即訪問俄羅斯，使長期冷淡的
美俄關係有所回暖。最後，將自九一一事件以來的「反恐戰爭」降級為「反恐行動」，使
美軍得以逐漸從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的泥潭中抽身。2010年8月31日，歐巴馬宣佈駐伊作
戰美軍任務結束，伊拉克安全部隊將接管伊境內的安全。同時，歐巴馬政府開始避免使用
「反恐戰爭」一詞，而是改用「反恐行動」的說法， 圖改變以往10年間將「反恐」置於
美國對外戰略核心位置的做法，以使其重回傳統的大國關係中，並希望藉此改善同伊斯蘭
世界的關係。2014 年12月29日，歐巴馬在一份書面聲明中正式宣佈阿富汗戰爭結束，這
標誌著美國以「反恐」作為全球戰略重點的時代已經終結。
2. 對外戰略調整
2009年以來， 在全球收縮的同時推進「亞太再平衡」 成為美國對外戰略調整的核心。作
為重振霸權的重要部署，該戰略有著清晰的動因和實施手段。就動因而言，美國主要基千
三點考慮。第一，根據地緣政治理論，作為歐亞大陸的邊緣地帶和工業中心，亞太不可避
免地成為霸權角逐的主戰場。第二，隨著世界經濟中心從大西洋轉移到太平洋，亞太已經
成為世界經濟引擎。 例如， 當前亞太經濟增長佔全球經濟增長的 70% ，對美國而言，
分享亞太發展紅利是邏輯使然。第三，中國的持續快速崛起使中美關係呈現出日趨明顯的
結構性矛盾，亞太權力格局也隨之轉型為中美「雙領導體制」且日益朝向對美國不利的方
向發展。基於這一現實，美國決定通過「亞太再平衡」戰略牽制中國崛起，並利用周邊部
分國家的疑懼心態作為有力抓手。基於上述三方面考慮，並經過長時間的醞釀，美國自
2011年下半年以來以外交、軍事和經濟三管齊下的方式，使「再平衡」進入到實施和推進
階段。外交上，美國開始廣泛參與亞太地區多邊國際機制，極力密切與本地區主要國家的
關係。冷戰後亞太地區形勢所發生的一系列根本變化、尤其是經濟一體化的加速發展，使
美國在冷戰時成功運行半個世紀並以其為核心所建立的雙邊同盟體系，即「軸輻」 (
hub-and-spoke ) 體系面臨著新的挑戰。為了更好地維持自身地位，美國開始順應形勢，
試圖建立一種更加包容的多邊合作機制。
近幾年來，美國不僅加入了《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還力圖主導東協地區論壇（ARF)
及東亞峰會(EAS )等區域性多邊組織的議事日程，以實現政治領導。此外，美國還不斷加
深與傳統盟友日本、韓國、菲律 賓和澳大利亞的關係，並積極挖掘新夥伴，與新加坡和
印度等來往頻繁。隨後，美國改變了以往在南海爭端中的不介入立場，積極尋找並利用海
洋問題 這一「再平衡」的新支點大做文章。軍事上，美國除強化與盟國的合作並尋求新
的夥伴外，還將主要軍事力量部署於亞太，以鞏固自身的軍事主導地位。例如，美國國防
部於2012年 1 月 5日出台的 「新軍事戰略報告」 中指出，未來 10年美國海軍力量的
60% 將部署在亞太。又如，近年來美國在該地區軍事動作頻繁，涉及範圍廣泛。在朝鮮
半島，美國加強了與韓國的安保合作， 尤其是在 2010年「天安艦事件」和「延坪島炮擊
事件」後，美韓頻頻在半島周邊海域舉行大規模軍演。2013年2月朝鮮進行第三次核試驗
後，美韓進一步強化了軍事合作，意在對朝施加更大威懾。在日本，美國繼續突出「前沿
部署」 ( forward deployment ), 不僅在沖繩部署「魚鷹」直升機，還明確將釣魚島納
入《美日安保條約》，以強化美日同盟作為所謂「地區與世界安全不可或缺的支柱」之地
位。此外，2013 年朝鮮核試後，美國還在日本部署了新的 X 波段雷達。在南海問題上，
歐巴馬政府除在言辭上高調干涉外，在行動上也積極跟進。例如，美國不僅向菲律賓出售
武器，升級其作戰能力，還在新加坡輪駐先進的瀕海戰鬥艦。在澳大利亞， 歐巴馬於
2011 年 11 月宣佈，美國將在其北部的達爾文港輪駐 200 - 250 名海軍陸戰隊官兵，
以鞏固「第二島鏈」 防線。此外，美國還加強了美印間的軍事合作，並將這種關係提升
到戰略層面。軍事「再平衡」還體現為美軍在亞太不斷提升的作戰能力。例如，美國國防
部於2010 年初發佈的一份報告草案披露， 美國將投入 120 億美元升級關島軍事基地，
並加強以其為中心的多個軍事基地建設。又如，歐巴馬政府提出「空海一體戰」 (
Air-Sea Battle ) 理念， 將海軍和空軍納入統一的作戰體系， 意在強化聯繫網絡、提
升作戰規模和能力，增強戰略威懾。經濟上，美國通過推進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 談
判，意在建立以其為中心並繞開中國的地區經濟合作機制。長期以來，亞太經濟一體化勢
頭使美國雖為全球唯一超級大國，卻無法全面介入該地區已運行多年的多邊經貿機制，特
別是該地區已經形成了以中國為中心、以市場為導向的自發性經濟合作機制。卡爾‧ 多
伊奇 ( Karl Deutch ) 曾指出， 「一體化進程往往起源於某個核心地區，由一個或若干
較強、較高度發展以及在一些重要領域比其他地區更先進、更具吸引力的政治單位構成」
。
在這種背景下， 美國力推 TPP 這樣一種全新的合作模式，其目的在於將其作為主導亞太
經濟合作的切入點和工具， 解決「再平衡」 的經濟路徑問題。可以說，TPP 的順利推進
不僅能對美國經濟增長起到助推作用，更重要的是通過在該地區制定一套有利於自身的制
度安排，美國有望成為亞太經濟的領袖，取得同中國競爭的戰略優勢。3. 國內經濟和社
會改革與越戰後美國首先啟動社會改革不同，歐巴馬政府上台後，面臨的最嚴重挑戰是因
次貸問題所引發的金融危機，隨後又面臨由此激化的社會矛盾。因此，美國此輪的國內改
革是從經濟領域開始的。同時，由於經濟問題和社會危機相互交織，因此在經濟改革的過
程中，社會改革也隨之呈現出與之相配合的特點。2008 年的金融危機暴露出美國經濟的
根本問題是製造業的「空心化」。因此，歐巴馬始終致力於重振製造業，以實現經濟復甦
並藉此創造就業、緩和社會矛盾。例如，2009 年 4 月，歐巴馬在喬治敦大學發表演講時
， 首次提出將重振製造業作為一項重要經濟戰略加以推進。同年 12 月，美國政府推出
《重振美國製造業框架》，重點分析了相關的理論基礎、優勢與挑戰。2010 年 3 月，美
國政府提出「五年出口倍增」 計畫，力求出口總額在 5 年內實現翻番， 即從 2009 年
的 1. 57 萬億美元增加到 2014 年的 3. 14 萬億美元。同年 8 月又出台《製造業促進
法案》，降低了部分進口商品關稅，以減少相關企業的生產成本。
此外，在 2010 - 2015 年期間的歷年國情咨文中，歐巴馬一再強調，要加強對「美國製
造」的推動，努力實現製造業復興，他還肯定了振興製造業在促進國內就業方面的作用。
除了在政策上積極扶持製造業發展外，自 2012 年以來，「頁岩氣革命」 改變了美國的
能源供應格局，使低價能源和高勞動生產率得以結合，客觀上提升了美國製造業的競爭力
。在大力重振製造業的同時，吸引外部投資和推動自由貿易也成為歐巴馬政府經濟改革的
重要內容。2011年 6月， 歐巴馬政府推出「選擇美國」( Select USA ) 計畫， 希望藉
此吸收更多外部投資。到 2013 年時，該計畫已被提升到與「出口倍增」同等重要的位置
。此外，為推動對外貿易發展，歐巴馬政府還積極部署多項經濟自由化安排。除前文提到
的 TPP 外，美國還力圖推動建立「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關係」 ( TTIP )。毫無疑問
， 如果上述兩項自貿協定得以順利實施，將會把美、歐、日等所有發達經濟體包括在內
，從而提升全球自由貿易標準並影響世界經濟制度。在致力於推動經濟復甦並改善就業的
基礎上，歐巴馬政府推行的一系列社會改革一方面意在解決現存的社會問題以緩解社會矛
盾，另一方面也以幫助重振製造業和加快經濟增長為目標。例如，針對美國的基礎設施老
化問題，歐巴馬於2012年 8月 7日宣佈加快實施七項重大可再生能源項目，以創造近
5000兆瓦清潔電力，供 150萬個家庭使用，藉助這一項目還可以創造大量就業。又如，
為有效解決非法移民給美國經濟社會發展帶來的消極影響，歐巴馬在總統競選之初即承諾
推動移民改革，由此贏得了大多數拉美裔和亞裔選民的支持。上任後，歐巴馬於 2012 年
6月宣佈將暫停遣返幼年時進入美國並滿足若干條件的年輕非法移民，並不遺餘力地在國
會推動新的移民改革法案。2014年 11月，在國會相關討論受挫的背景下，歐巴馬政府以
行政命令的方式宣佈實施包括擴展工作許可在內的若干項「移民新政」。在歐巴馬政府的
社會改革方案中，最引人注目、也引起國內最激烈爭議的當屬醫療改革。筆者認為，此次
醫改固然意在解決不斷升高的醫療成本、急待提升的服務質量及保障範圍的低覆蓋率等美
國醫療制度的頑疾，同時促進社會公平，改變美國作為已開發國家中唯一沒有全民醫保體
系的糟糕狀況。但不可忽視的是，政府同樣致力於通過降低高昂的醫療成本以服務於重振
製造業的大戰略目標，因為與醫療體系相關的龐大產業也是美國製造業的重要組成部分。
為推動醫改，歐巴馬在2008年的總統競選中提出了普遍醫保( universal health care )
方案， 其中既堅持了自由主義的政府干預原則，也融入了一定的市場競爭和保護個人自
由原則。就任總統後，歐巴馬將醫改作為其社會改革的重點，上台不久就成立了由其領導
的醫改班子，與國會領導人、相關利益集團及民眾進行磋商和溝通。最終，《美國負擔得
起的醫療保健法案》( Affordable Health Care for America Act) 於 2009年 11月 7日
得以通過，隨後，眾議院於 2010年 3月 21日通過了《患者保護與平價醫療法案》 (
The Patient Protection and Affordable Care Act) 。上述法案標誌著歐巴馬政府的醫
改立法工作基本完成。
（二）成敗參半：對2009 年以來美國戰略調整的評估
歐巴馬政府執政以來，準確把握了美國深陷內外交困戰略處境的事實，提出並推進了上述
一系列有針對性的改革措施。客觀來看，其應對思路是正確的，也取得了不少明顯成效；
然而，它們也面臨著諸多新的問題和挑戰，因此其前景仍存在不確定性。以下筆者將分別
從內政和外交兩個維度評估歐巴馬政府的戰略調整。
1. 在國內糾錯與改革方面，金融監管成果立竿見影，經濟改革在有較大斬獲的同時面臨
挑戰，而社會改革則步履維艱。因此可以說，美國的國內戰略糾錯巳經完成，而改革則整
體上仍處於起步期，最終能否成功尚難以判斷。首先，對歐巴馬政府金融監管和經濟改革
的評判，可以從以下四個方面進行。
( 1 ) 金融危機後美國所實施的一 系列糾錯行為，尤其是極為嚴厲的金融監管措施的出
台，使金融監管湧洞、分業監管和混業經營錯配等問題獲得改善，從而保障了金融穩定，
有利於維持和鞏固美國的全球經濟和金融霸主地位。此外，金融監管注重保護投資者和消
費者的利益，有助於恢復後者對於美國金融市場的信心，維護了美國金融業的國際競爭力
。
( 2 ) 以頁岩氣開採為標誌的「能源革命」成為歐巴馬政府的一項重大意外收穫，不僅使
美國超過俄羅斯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氣生產國，而且使國內天然氣價格迅速下降，為化
工、鋼鐵及玻璃製造等產業的發展提供了廉價原材料和能源，帶動了製造業的復甦和經濟
的增長。不少分析甚至認為，世界油氣中心將就此從中東「西移」至北美，從而改變世界
能源版圖。然而本文認為，上述判斷過於樂觀，頁岩氣對美國經濟和地緣政治的影響無法
達到「革命性」的程度，其原因在於：其一，天然氣無法替代石油成為戰略性資源，尤其
是其能源密度低、儲存困難，無法在交通等領域廣泛使用；其二， 頁岩氣開採已遭遇明
顯技術瓶頸， 尤其是礦井的高衰減率使該項技術的前景有待觀察；其三，頁岩氣開採將
對環境造成破壞和污染，因而其可持續性尚存很大疑問。
( 3 ) 就經濟改革的核心即重振製造業而言，歐巴馬執政以來， 美國在製造業發展和對
外出口增長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距離所謂「振興」 的目標依然有很大差距。
首先，2009- 2014 年，美國的製造業總產值佔GDP 的比重由 11. 9% 上升至 14. 5%, 但
製造業就業人數佔總人口的比重卻並未出現相應增長。與此同時，製造業復甦對於近年來
美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始終不足 1% ，因此總體來看，目前美國製造業的規模和發展狀況
不僅無法與 80年代相比， 也遠低於 2000年的水平。其次，「五年出口倍增」 計畫雖然
使美國的出口總額從 2009 年的1. 57萬億美元增長到 2014 年的 2. 35 萬億美元，貿易
狀況明顯優於同時期的歐、日等發達經濟體。然而通過數據可以發現，美國對外出口的增
長速度呈現出「高開低走」之勢，尤其是近三年來美國的對外出口增速明顯放緩，最終距
離當初設定的2014 年底達到 3. 14 萬億美元的目標相差甚遠
( 4) 就吸引外部投資和推動自由貿易而言，一方面，儘管 「選擇美國」 計畫使 2011年
流入美國的直接投資增長至 2300億美元，但隨後的 2012年卻大幅下降至1600億美元，
2013年則進一步下降約 10% ，因此， 歐巴馬政府要想達到預期目標並不容易。另一方面
， 圍繞 TPP和 TTIP的談判總體上仍在推進過程中，因而這兩項規模龐大的貿易協定安排
對美國經濟的促進作用仍未顯現，並且其前景也面臨著諸多不確定性。總之，美國的經濟
改革特別是「再工業化」 將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不僅需要政策引導，更需要全社會逐步
轉變舊有觀念，唯如此，才能為改革奠定長遠而堅實的基礎。其次，受國內政治的影響，
歐巴馬政府的社會改革步履維艱。例如，歐巴馬的醫改方案提出後一波三折。在2009 年
11 月 7 日的 眾議院討論中，《 美國負擔得起的醫療保健法案》雖獲通過， 但卻經過
了長達 12 小時的激烈辯論， 並且以 220 票贊成、215票對、38 票棄權涉險過關。此後
，在2009年12月24日舉行的參議院討論中，這一法案在完全沒有獲得共和黨支持的情況下
以 60 票的最低必須票勉強通過。由此可見，美國政治的極化狀況已發展到尖銳對立的程
度。無獨有偶，《患者保護與平價醫療法案》在眾議院同樣以 219:212 票的微弱優勢勉
強通過，並一直備受質疑，尤其是圍繞其中「強制參保」條款的爭論最終發展到了由聯邦
最高法院裁決其是否違憲的地步。儘管最高法院以 5 票對 4 票的裁定認為包括「強制參
保」在內的條款並未違憲，但民主、共和兩黨在該問題上的分歧仍難以彌合產 2014 年的
中期選舉中，民主黨已經喪失了參眾兩院的多數席位，在這種情況下，歐巴馬在其任期內
推進醫改的前景不容樂觀。除圍繞醫改的政治鬥爭外，共和黨在其他社會改革領域同樣採
取不合作的態度，通過使用「冗長發言權」來阻止民主黨推進立法的情況日益增多。使情
況更加惡化的是， 激烈的黨爭迫使一些中間派議員不得不 「選邊站」，結果是其政策立
場越發僵硬，妥協空間日益減少。面對共和黨的堅決不合作立場，歐巴馬社會改革中的重
大立法項目，特別是其上任時承諾的移民改革等，仍處於被迫擱置狀態。總體來看，社會
改革由於涉及不同政黨和利益集團的深刻分歧， 難度較經濟改革更大，未來發展所面臨
的障礙也更多。
2. 在對外戰略糾錯與調整方面，改善國際形象和甩開戰爭包袱等糾錯目標初步達成，「
亞太再平衡」的成效與問題並存，而歐洲和中東等戰略要地的形勢變化將不僅有可能干擾
「再平衡」的推進，而且會對美國構建有利於國內改革的外部環境之努力形成掣肘。總之
，美國的此輪對外戰略調整仍處於進行中，其前景同樣存在很大不確定性。
首先，歐巴馬政府以「戰略收縮」為特徵的一系列糾錯行為，如改善國際形象和結束兩場
戰爭等取得了初步成功，有助於美國在實力相對衰落的背景下得以充分利用自身的權勢資
源。例如，根據皮尤研究中心 ( PEW ) 2013 年在全球 38 個國家進行的民調，儘管多數
中東國家對美國的好感度依然低於 30%，但美國的形象在歐洲、除中國外的東亞及拉美等
地區均有所改善。又如， 儘管目前伊拉克和阿富汗兩國的安全形勢依然難言樂觀， 但從
美國的角度看，從中抽身並甩掉戰略包袱的目標已經實現。其次，歐巴馬政府對外戰略調
整的核心即「亞太再平衡」推行數年來，一方面使美國在亞太地區的戰略存在和影響顯著
增強，同時也使中國崛起的外部環境趨於複雜；但另一方面，這一戰略並未真正實現牽制
中國崛起的根本目標，並且由於該戰略在推行過程中的「軍事化」色彩日益突出，因而地
區安全形勢的惡化使美國存在被其盟友利用甚至「綁架」的風險。此外，隨著近年來中國
外交主動性的顯著增強，中美在亞太的戰略博弈更趨複雜。因此，美國牽制中國崛起的戰
略目標在實現過程中將會面臨更多障礙。最後，歐亞大陸的其他兩個地緣中心歐洲和中東
近來一系列事態的發展，將不僅會抬高「亞太再平衡」的實施成本，而且不利於美國構建
有利於國內改革的良好的外部環境。當前，由烏克蘭危機所惡化的美俄關係以及中東極端
恐怖組織「伊斯蘭國」 ( IS)崛起給美國國家安全構成的潛在威脅等，都使美國不得不分
散大量精力予以處理，而這些都會反作用於「亞太再平衡」戰略，致使其首要地位大打折
扣。
在這種情況下，如何兼顧亞太、中東和歐洲這三大戰略要衝成為美國對外戰略的最大難題
。與此同時，外部環境的複雜化同樣會影響美國的國內改革。歐巴馬進行此類對外戰略調
整的本意是在美國霸權相對衰落的情況下為國內改革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因而這種影響
尤為突出。基於以上分析，美國未來能否繼續歐巴馬政府「節約使用權力」的戰略，並在
此基礎上全力推進國內經濟和社會改革，將最終決定本輪內外戰略調整的成敗。
五、美國霸權的前景：歷史比較帶來的啟示
歷史比較帶來的啟示通過對歐巴馬政府執政以來美國內外戰略調整的概覽與評估，並且結
合前文對越南戰爭後美國霸權由衰落到變革再到更生的歷史回顧，我們可以發現，美國的
本輪戰略調整所面臨的形勢更為複雜，內部和外部障礙似乎也更多，因此其成效截至目前
並不十分顯著。
筆者認為，造成這一現狀的直接原因是當前美國在變革進程中出現了兩個40 年前並不存
在的新變量，而其深層原因則植根於美國對冷戰終結原因的歷史性錯誤認知之中。首先，
當前美國國內改革面臨的新變量（也是其最大障礙）是政治社會的兩極化問題。1969 年
尼克森上台時，儘管美國同樣存在嚴重的社會危機，但一股自發形成的強大社會思潮反而
增進了社會團結，並最終成為改革的動力。一方面，以青年學生和社會弱勢群體為主體的
新左派及反文化運動對現存制度表達了不滿和抗議；但更重要的是，這股由不滿匯成的思
潮並未導致階級和黨派對立，社會的主流共識是對資本主義制度進行「內部改良」，因而
強化了平等、寬容和愛國意識。反觀 2009 年以來隨著社會矛盾加深而出現的「佔領華爾
街」等運動，表現出的卻是美國廣大中產階級內心深處的強烈憤怒和對精英階層的失望。
由於中產階級是構成美國社會的主體，因而這種局面威脅到了社會穩定的基礎，使原本富
足的美國「社會資本」 ( social capital ) 遭到損害產，同時，政黨的兩極化也嚴重侵
蝕了美國的政治能力，大大延緩了國內改革的進程。
其次，當前美國在對外戰略調整方面面臨的新變量則是國際格局和外部挑戰的複雜化。越
戰期間，雖然外部挑戰對美國的霸權地位也構成了明顯威脅，但兩極格局下的傳統大國戰
略博弈較之當前多極化和全球化背景下新興大國群體崛起、全球性問題與日俱增來說，要
簡單和明確得多。2009年以來，歐巴馬政府在進行對外戰略調整時，不僅需要應對中國等
新興大國崛起帶來的國際格局變遷，而且作為全球唯一的超級大國，美國還需要處理各類
國際和地區的傳統及非傳統安全問題，這對其戰略的有效性造成了牽制。筆者認為，上述
內外阻力的出現，很大程度上源自美國對冷戰終結原因的歷史性錯誤認知及其所引發的一
系列大戰略失誤。從結果來看，美國的確贏得了勝利，但冷戰結束的直接原因是蘇聯放棄
對抗、退出霸權競爭，並非美國從軍事上戰勝蘇聯，而其決定因素則是蘇聯國內的政治和
社會體制異常僵化、積重難返，同時決策者又採取了激進的改革措施，最終造成自身的解
體，雖然美國通過在外交、軍事、經濟及價值觀等多方面施加壓力，在客觀上加速了蘇聯
解體的歷史進程，但蘇聯內部的治理失敗才是其崩潰根源。然而，美國精英層卻將冷戰終
結的原因和結果混為一談，均將其視為「自由世界」的勝利。這種誤讀造成了極其不良的
後果。一方面，美國的自信心變得極度膨脹，使其對內被新自由主義所綁架，造成國內意
識形態和階級結構嚴重失衡，最終出現次貸危機爆發、貧富差距擴大、兩黨惡鬥頻現和社
會矛盾加劇等惡果。另一方面，美國還通過對外濫用武力，大肆輸出本國意識形態和價值
觀念，造成地緣政治失衡和諸多後發國家的內部治理困境乃至人道主義災難，尤其是深化
了伊斯蘭世界的反美主義，最終致使恐怖主義氾濫，危及自身安全。
正如美國資深戰略家布熱津斯基 (Zbigniew Brzezinski）所指出的，美國20年來的對外
戰略完全浪費了冷戰和平終結所帶來的「紅利」，伴隨這種盲目自信而來的「浪費」給美
國造成的最消極戰略後果是精英層喪失了改革傳統，以至於有學者得出了20多年來美國「
沒有什麼改革 」 的結論。然而，進行歷史比較的最重要現實價值並非使我們明確這兩輪
戰略調整存在的上述差異，而在於它為我們提供了一種更為宏觀和辯證的視角，以觀察美
國戰略行為中具有更深刻意義的一致性和相似性，從而幫助我們找到分析當下和未來美國
權勢變遷的關鍵線索。一方面，儘管當前和20世紀六七十年代美國在經濟、社會發展狀況
及國際地位等方面存在具體差別，但我們依然無法否認這兩輪戰略調整本質上所擁有的極
強的可比性。首先，二者面臨的戰略環境和戰略調整實施的內在邏輯完全一致，即在美國
深陷內外交困和霸權相對衰落的逆境下，自由主義的改革傳統賦予其一種近乎「本能」的
應對危機、走出困境的反應，使之能夠及時扭轉既有戰略觀點中的偏差，進行內政外交的
根本變革。
其次，二者的根本出發點及最終目標都是重振美國霸權， 而實現這一目標的具體方式則
是通過戰略糾錯和外交佈局為國內經濟和社會改革創造必要的條件，並以國內變革作為修
復霸權的核心路徑。因此，儘管面臨種種阻礙並存在諸多不盡人意的地方，當前美國的改
革進程已經啟動，且正大體沿著正確的軌道向前推進。另一方面，筆者認為，歷史比較帶
給我們的最大啟發是，自由主義的改革傳統使美國的內外戰略調整呈現出鮮明的漸進特徵
，並使其霸權具備強大且持續的內在韌性。正如前文所分析的，美國在越戰後曾先後經歷
了大約5 年的戰略糾錯期 ( 1969 - 1974 )、12年的外交佈局 ( 1969 - 1981 ) , 以及
近20 年的國內社會改革 ( 20 世紀 70 年代）和經濟改革 ( 20 世紀 80 年代），才最
終完成了戰略調整的任務，重塑和修復了自身的權勢並使霸權地位達到新的頂峰。因此，
從比較研究的角度出發，2009 年以來的此輪戰略調整仍處於初期，故而當前對美國霸權
衰落與否的任何判斷都為時尚早。
本文認為，歐巴馬政府僅僅完成了內外戰略糾錯的任務，而對外戰略調整和國內經濟、社
會改革等更為繁重和複雜的中長期任務則剛剛起步，需要今後數屆政府的不懈努力才有可
能最終完成。當然，考慮到上文論證的當前和未來美國內政外交改革所面臨的諸多新問題
和新障礙，此輪戰略調整的前景尚難以預料， 其成敗的關鍵在於民主、共和兩黨的精英
能否在反思「後冷戰」時代美國大戰略失誤的基礎上，就改革達成妥協並努力重塑社會共
識。
六、結論
長期以來，國際關係學界普遍將美國形容為「新型霸權」。在筆者看來，這種「新型」除
了包含美國改造國際體系及國際制度的能力外，還應包括其霸權所蘊含的源於改革傳統的
強大內在韌性。歷史上，這一內在韌性使美國在面臨戰略困境時，能夠通過不斷的內外戰
略調整實現權勢復興，並最終進一步穩固其霸權地位。本文以越南戰爭後美國所進行的戰
略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