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普世價值”背後的民主赤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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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紅旗文稿》2018年第22期
李建宏
內江師範學院教授
在少數西方國家把持的國際話語霸權體系的推動下，西方民主被包裝成“普世價值”，並
上升為少數西方國家向全世界輸出西方價值觀和政治制度的重要理論基礎與道德依據。然
而，這種所謂“普世性”民主，與西方社會內部存在的民主赤字之間，卻存在著巨大反差
。在西方國家自身的社會政治實踐中，民主並沒有始終如一地貫穿於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
。西方民主赤字產生的根源，在於其民主制度不論是形式還是內容，均存在明顯缺陷。
普通民眾難以真正參與政治決策
西方民主在實際操作中集中表現為多黨競爭的民主選舉，它圍繞選舉國家領導人而展開，
表現形式單一。在這樣的民主體制之下，民主的任務主要限於每隔幾年舉行一次政治選舉
，領導人一旦走馬上任，民主的使命也就基本完成，下次選舉時才有機會再度登場。而在
兩次選舉之間漫長的時間段中，除了為下次選舉進行準備工作之外，對於其間發生的一些
有關國計民生的事情，民眾大多無權參與，由此在客觀上形成了一個民主的真空時段，民
主赤字也就由此產生。
把民主簡單化地與政治選舉掛鉤，民主的內涵過於片面與狹窄，這是西方民主明顯的內在
缺陷。民眾行使民主權利的多種方法與渠道，都被限定在投票選舉這一特定環節。然而，
選民通過選舉只能間接表達自己的政治意願，這些意願最後能否轉化為現實，並不在他們
的控制範圍。舉凡大政方針，包括對國家政策、法律、法規的制定權、解釋權、執行權與
監督權，都牢牢掌握在官僚政客及其幕後的壟斷資本集團手中。其間，各大利益集團競相
博弈，花樣繁多的潛規則和暗箱操控，取代了民主原則和民主程序，成為政治決策的主要
考量。普通民眾被排斥在國家日常政治生活之外，對國家政治走向以及政府決策的影響力
非常有限。民主管理、民主監督與民主問責，更是無從談起。這明顯背離了民主的本意與
初衷。
美國著名學者弗羅姆很好地揭示了西方選舉民主的侷限性。他認為，選舉並沒有能夠改變
普通選民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無足輕重的地位：“每個選民除了靠選舉對政治官僚的決定施
以限制和督促之外，他不可能參與決策。選民一旦投了票，便把自己的意志轉交給了代表
；而代表則慣常是根據自己的職業興趣，摻合著責任感，來行使這種意志，但選民也拿他
沒有辦法，只有等到下一次選舉到來時再決定是否要換掉這個代表……”弗羅姆總結，正
如資本主義勞動異化造成人的異化和社會的異化一樣,“現代民主制度所表達的選民意志
也是一種異化的表現形式”。
西方民主選舉制度賴以存在的基礎，來自於選民積極主動地參與投票。但是，民主選舉制
度越來越難以激發民眾的政治熱情,民眾的不滿就通過拒絕參與的方式表達出來，政治冷
漠成為西方社會的通病。自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世界各民主國家的投票率都屢創新低
。近年來美國大選投票率一直處於持續下降趨勢，據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報導，2016
年的大選只有55%的選民參加投票。連年降低的民眾參與度，無疑將嚴重動搖西方民主制
度的根基。
只是少數人的民主
西方民主雖然號稱“普世”，但是西方統治階級所認可的民主原則，卻僅僅適用於公共政
治範疇，其他更為廣闊的社會空間，特別是與廣大民眾的切身利益息息相關的經濟領域，
則成為民主的禁區。資產階級掌管著國家的經濟命脈和企業的經營活動，占人口絕大多數
的工人階級只能靠出賣勞動力為生。由於生產關係的高度專制性，每個社會生產單位實行
的是非民主化管理，普通勞動者缺乏勞動就業和經濟收入等方面的穩定保障，曾經是工人
權益後盾的工會組織作用式微，工人的民主權利受到很大限制，這對大眾民主的政治參與
範圍和參與程度都是消解因素，大量的民主赤字也因此而生。
經濟領域之所以成為民主赤字的重災區，是由資本主義制度的本質所決定的。為了維護資
本主義制度的根基——生產資料私人佔有制，保護私有財產被視作神聖不可侵犯的道德準
則，並凌駕於民主原則之上。經濟活動在社會生活中佔有極端重要的地位，卻被劃歸私人
領域，名正言順地賦予了資產階級實行專制獨裁的正當性，西方民主因而呈現出嚴重的資
本化傾向。儘管資產階級巧妙地借用“普世”的外衣，試圖將資本的民主邏輯偽裝成全社
會共同的民主邏輯，卻仍無法掩蓋生產資料私有制對民主政治的強大制約力。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西方國家經濟制度的階級性，決定了西方民主也具有鮮明的階級
性。在資產階級所主導的資本主義社會，權力和利益的天平明顯地向資本傾斜。西方民主
制度不可能真實反映廣大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訴求，無論哪個政黨或政客上台執政,都很
難促進他們社會經濟地位的實質性提高。美國政治學家羅伯特·萊恩的研究表明，西方的
民主制度並沒有能夠真正惠及普通民眾，“民主為之服務的是生產者而不是消費者的利益
”，西方政府“似乎常常是，而且有時的確是，反對他們的公民的”。因此，西方民主是
一種維護資本統治集團私利的資產階級的民主，是少數人的民主，而不是以維護整個社會
的公共利益為出發點的人民民主。
生產資料私人佔有制與政治民主之間具有不可調和的矛盾，因而資本主義制度的本性是反
民主的。美國學者邁克爾·帕倫蒂在《少數人的民主》一書中指出：“‘資本主義民主’
的本質矛盾性在於，它在宣揚平等政治原則的同時，產生著巨大的物質福利和政治影響方
面的差異。”西方民主對不平等政治經濟制度和政策的認同，明顯背棄了最基本的民主原
則。
治理成效低劣，黨派競爭導致社會嚴重撕裂
民主管理國家,本應是民主政治的核心內容，但在西方的民主理論與民主實踐中，卻是一
大空白。西方國家至今尚未構建起一套適應經濟全球化要求的高質量的科學化民主治理體
系，其民主制度的實際表現也不如人意。近年來，在恐怖主義和經濟危機的雙重衝擊下，
西方社會內部的既有矛盾不斷激化，西方民主治理機制滯後的諸多弊端更加充分地顯露出
來，民主運轉失靈的跡象處處可見：發展停滯、債台高築、恐怖襲擊、社會動盪、經濟不
平等加劇，乃至政府關門等。
西方多黨競爭制度所衍生的各種內耗，是導致西方國家整體治理質量低劣的制度根源。在
異常激烈的黨派紛爭中，三權分立等民主制衡機制，異化為權力鬥爭的工具。反對黨打著
民主的旗號，頻頻向政府施壓，甚至故意製造阻力，動輒否決政府決策，嚴重侵蝕了政府
的權力機能，極大地損害了政府的政治權威、行政效率與治理能力。執政黨因疲於應付各
派反對勢力，無法心無旁騖地致力於國家的民主管理，使得即便有優秀領導才幹的政治家
也難以充分施展。奧地利著名政治經濟學家熊彼特曾經對此做過十分精闢的闡述：“民主
政體裡的總理好像是一個全神貫注於不要摔下馬來的騎手，他難以計畫好他的馬上旅行；
或者好像一心想知道他的軍隊能否接受他命令的一個將軍，他無法考慮整個策略。”因此
，“與其他制度相比，民主政府的效率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損害，因為議會內外無休止的爭
鬥使領導人的精力蒙受巨大損失”。
西方民主制度還催生了拉幫結派、結黨營私等不良政治風氣。黨派競爭所營造的不同政治
派系之間相互掣肘傾軋，將各自小集團的私利置於社會整體利益之上，為達成廣泛的社會
共識製造了重重障礙，破壞了國家民族的凝聚力。近年來，身份政治在西方國家大行其道
，民粹主義與威權主義日漸風行，引發了數不清的宗教、種族與政治衝突，社會日益撕裂
。此種不良傾向延伸到國際關係中，造成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甚囂塵上，嚴重毒化了國際
政治生態。就連曾經以鼓吹“歷史終結論”著稱的美國學者福山，也對西方民主的糟糕表
現越發表示不滿。福山承認西方民主的前途岌岌可危：“民主社會正斷裂為按照日益狹窄
的身份劃分的碎片，這對社會作為一個整體展開商議和集體行動的可能性構成了威脅。這
條路只會導致國家崩潰，以失敗告終。”
西方政府管理不善與治理不力所引發的一系列社會惡果，引起了廣大民眾對西方民主質量
的強烈質疑。西方民眾對生活現狀普遍不滿，對政府和政客缺乏最基本的信任，對國家的
未來發展憂心忡忡。對西方民主制度性失敗的反思，成為一股不可阻擋的政治潮流，一些
西方政治精英也開始言辭激烈地批判西方民主在理論設計與實際操作層面的雙重失敗。
2014年，英國前首相托尼·布萊爾撰文，對西方政府低下的施政能力提出了嚴厲批評，他
毫不避諱地道出了西方民主制度的本質性侷限：“由民主體制產生的最高領導人很難有什
麼作為——所以就產生了‘功效挑戰’。”布萊爾坦言，西方民主在解決人民群眾所關心
的各種現實問題方面乏善可陳：“導致人們對民主政府大失所望的真正原因是，人們認為
生活中迫切需要的改變遲遲沒有發生。”不言而喻，被西方捧上神壇的民主制度並非包治
社會百病的靈丹妙藥，民主的質量必須用實打實的執政成績來驗證。然而，正如布萊爾所
指出的，“目前民主制度沒什麼拿得出手的成績”。
可以說，西方民主制度在形式和內容等方面存在著本質性缺陷。按照美國著名學者喬姆斯
基的說法，“即使它們徒具民主的形式，因備受嚴重的‘民主赤字’之害，正式的民主機
構被剝奪了民主的實質”。儘管西方國家在國際關係上打著民主的所謂“普世性”招牌，
在西方社會內部卻將民主排擠到一個極其狹小的公共政治領域。在西方國家，民主更像是
一個被嚴密關押在堅實牢固的選舉牢籠裡的囚徒，並沒有能夠獲得“普世”的地位。西方
的民主赤字徹底撕開了西方國家內外有別、表裡不一的偽善外衣，用無可爭辯的事實表明
，西方民主的“普世性”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偽命題。
將西方民主“普世”化的觀點，不僅抹煞了全人類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所形成和發展的多
姿多彩的民主理論與民主實踐，也嚴重禁錮了人類探索其他類型民主模式的努力，以至成
為人類進一步發展與完善民主制度的極大障礙。實踐一再證明，赤字纍纍的西方民主制度
已經無力應對人類在21世紀所面臨的嶄新挑戰，只有勇於突破積弊叢生的西方民主框架，
才能更好地奠定未來新型民主的理論基石，為處於歷史轉型期的整個世界開拓出一條光輝
燦爛的民主通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