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世界民粹思潮發展態勢與溯源
文章來源：人民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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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李力
對外經貿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國際政治學系教授
近些年來，世界政治一個顯著的變化就是身份政治的興起。當代西方世界所面臨的重大經
濟和社會問題，如英國脫歐、難民危機、民粹主義抬頭等，都與身份政治密切相關。對政
治問題的既有分析多從經濟或意識形態入手，現在需要更多從“身份”角度進行解釋，因
為以往被主流社會所忽視的各種群體紛紛要求獲得承認和尊重，在這種情況下，左翼的關
注點從工人階層轉向少數群體，而感到地位下降的白人工人則投向了右翼。這種身份政治
削弱了人們對更重要問題的關注，以致社會更加分裂和碎片化，集體行動和決策變得更加
困難，而且也對言論自由構成威脅。為克服這種身份政治的危害，需要圍繞一國的核心價
值觀確立一種超越種族、民族或宗教差異的“在剛剛過去的2019年，貧富差距擴大導致民
粹思想在歐美等國盛行，其暴露的更深層次社會問題是相當一部分民眾在既有的政策模式
中沒有獲得感。在整體收入水平並不低的智利，因地鐵漲價3毛錢引發自軍政府結束統治
以來最嚴重的暴力騷亂；“美國優先”體現在美國對外政策的方方面面，美國在國際組織
、多邊機制和全球治理中越來越傾向於奉行單邊主義。在美國和歐洲等老牌發達國家，當
前盛行的逆全球化右翼民粹思潮更多聚焦於對外政策模式變動，加之作為發達國家所擁有
的國際影響力，對於世界政治經濟進程的重塑作用將更為深遠。
2019年10月，智利爆發自軍政府結束統治以來最嚴重的騷亂。據智利司法部的數據顯示，
截至12月上旬，全國範圍內的暴力騷亂已造成26人死亡，另有包括2792名警官在內的4903
人受傷。就傷亡人數而言，此次騷亂的嚴重程度可謂近年來拉美國家之最，甚至超過了政
局長期動盪、經濟嚴重下滑的委內瑞拉。然而，頗具戲劇性的是，智利此次騷亂的直接導
火索並非任何重大的政治或經濟波動，而是首都聖地亞哥的地鐵公司決定將早晚高峰期地
鐵票價上漲30智利比索（約合人民幣0.3元）。按常理，在地鐵漲價3毛錢能引發嚴重騷亂
的國家，無論政治還是經濟形勢當屬相當嚴峻。然而，自1990年結束軍政府統治以來，智
利政局一直比較穩定，經濟發展也屬拉美國家中的“優等生”。世界銀行公佈的數據顯示
，2018年智利人均GDP為16143.4美元，居全球第56位，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42倍，遠超包
括阿根廷（10667.1美元）、墨西哥（9614.3美元）、巴西（9126.9美元）在內的絕大多
數拉美國家。
貧富差距擴大催生民粹思潮盛行
在整體收入水平並不低的智利，卻因地鐵漲價3毛錢引發嚴重騷亂，說明對地鐵票價高度
敏感的低收入群體不在少數，由此折射出智利社會較為嚴重的貧富差距問題。據世界銀行
數據，2018年智利一半工人的年收入低於6600美元（合人民幣46480元），與1.6萬美元的
人均收入相距甚遠。事實上，從智利這樣的新興發展中國家到美國這樣的老牌發達國家，
從3毛錢引發騷亂到川普強勢推進“美國優先”，這些民粹現象背後引人深思的頭號社會
問題當屬各國不斷擴大的貧富差距。美國皮尤研究中心2002年的民調數據顯示，大約72%
的美國人認為，在美國這樣的自由市場經濟中，即使有人富有、有人貧窮，但大多數人更
加富裕。然而，時至今日，美國仍然是有人富有、有人貧窮，卻只有少數人更加富裕。據
美聯儲2019年公佈的統計數據，美國10%最富裕的家庭已控制全國70%的財富，而十年前這
一數字是60%。
貧富差距擴大催生民粹思潮盛行，暴露出更深層次的社會問題，那就是相當一部分民眾在
既有的政策模式中沒有獲得感。這一點無論在智利還是美國都有充分體現。此次智利騷亂
中，示威者喊出了“不是30比索，而是30年”的口號，表達了對過去30年智利經濟發展模
式的強烈不滿。而在美國，川普也將美國社會的經濟問題歸咎於聯邦政府過去幾十年來的
政策模式：“很長一段時間以來，在我國首都的一小群人收割著政府的利益果實，而人民
承受著代價。華盛頓欣欣向榮，人民卻沒有分享到財富。政客們盆滿缽滿，工作機會卻離
開了美國，導致許多工廠倒閉。”不過，儘管智利與美國都面臨著日趨嚴重的貧富差距問
題，但一個是新興發展中國家，一個是超級大國兼老牌發達國家，發展水平和富裕程度有
很大差別，兩國基於貧富差距擴大而盛行的民粹思潮所排斥對象也有不同。
智利暴亂的實質是左翼民粹思潮排斥“新自由主義”的國內政策模式
在此次智利騷亂中，示威者手持“新自由主義在智利誕生，將在智利死亡”標語，明確宣
示他們對過去三十多年來智利“新自由主義”政策模式的強烈排斥。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
，在經歷一系列私有化、市場化和自由化改革後，智利經濟多年保持高速增長，在政治經
濟學界成為“新自由主義”政策模式的典範。在“新自由主義”的“智利模式”下，國有
企業以及養老體系實現了私有化，政府遵循低稅收低福利的政策原則，對市場與國民財富
再分配的干預被降到最低限度。然而，三十多年來“新自由主義”政策模式儘管提高了效
率，但導致財富分配失衡、社會分化加劇。包括礦產、森林、教育、養老、醫療及交通等
基礎設施在內的各類資源逐漸集中在少數人手上，而越來越多的人難以從社會總體財富的
增長中實現獲得感。雖然“新自由主義”的“智利模式”為過去三十多年智利的經濟增長
作出了重大貢獻，但物極必反，2019年的大規模暴力騷亂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民粹思潮在美國表現為逆全球化的右翼色彩，排斥“自由國際主義”的對外政策模式
與排斥對象為“新自由主義”國內政策模式的智利左翼民粹思潮不同的是，在作為超級大
國兼老牌發達國家的美國，民粹思潮帶有更多逆全球化的右翼色彩，主要排斥對象是被稱
作“自由國際主義”的對外政策模式。二戰結束前後，“自由國際主義”成為美國主要的
對外政策模式，其在經濟領域的核心內容包括對多邊自由貿易的倡導以及通過國際協定與
國際組織協調各國的貿易、投資與就業政策。
然而，進入21世紀以來，“自由國際主義”遭遇美國國內右翼民粹思潮越來越嚴重的挑戰
，最直接的後果就是強勢推進“美國優先”的川普政府上台，開始奉行所謂“有原則的現
實主義”。這種轉變在經濟領域最明顯的表現就是，美國開始由倡導貿易自由化與投資便
利化轉向貿易保護主義與經濟民族主義。無論是川普本人的講話，還是美國政府近年來的
對外政策實踐，都清晰地表明，當前美國國內右翼民粹思潮儘管源於國內的貧富差距擴大
，但排斥對象卻指向了所謂“自由國際主義”。歸根結底，“自由國際主義”被認為與美
國國內的貧富差距擴大存在因果聯繫。
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傳統製造業在美國開始呈現衰退之勢。一方面，隨著自由貿易的不
斷推進，美國傳統製造業尤其是勞動密集型產業面臨越來越強大的國際競爭，美國經濟開
啟面向高技術領域和第三產業的產業轉型。另一方面，出於對更低勞動力成本的追求，大
量傳統製造業外移到工資水平相對較低的發展中國家。這種產業轉型與外移是美國經濟產
業結構調整的必然結果，資本精英、技術精英與宏觀經濟作為一個整體因此獲得更大的盈
利空間。然而，對美國的勞工階層而言，傳統製造業特別是勞動密集型產業的衰退意味著
就業機會的大量喪失，不僅未能在經濟增長中有效分享收益，反而進一步擴大了與資本精
英、技術精英之間的貧富差距。美國勞工階層作為一個整體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沒有相應
的獲得感，最終導致對“自由國際主義”對外政策模式的強烈不滿。
在此背景下，川普的“美國優先”高調凸顯“買美國貨、雇美國人”，恰逢其時地迎合了
這股逆全球化的右翼民粹思潮：“從今天開始，一個新的遠景將指引這片土地。從今天開
始，只有美國優先—美國優先。每一個關於貿易、稅收、移民、外交的決定，都將以美國
工人和美國家庭的利益為核心。我們必須保護我們的利益不受其他國家的戕害，包括代工
本屬於我們來生產的商品，奪走我們的公司投資，毀掉我們的工作機會。保護才能帶來真
正的富強和力量。”值得注意的是，儘管“美國優先”首先凸顯的是經濟利益，但民粹思
潮對美國對外政策的影響並不侷限於經濟領域。“美國優先”已經體現於美國對外政策的
方方面面，美國在國際組織、多邊機制和全球治理中越來越傾向於奉行單邊主義。2019年
1月1日，美國正式退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2019年11月4日，美國正式通知聯合國將退出
巴黎氣候協定，而這一天是美國可以向聯合國發出此通知的第一天。2019年12月11日，由
於美國不斷以存在“系統性問題”為理由，拒絕世界貿易組織上訴機構批准新法官任命，
導致該機搆陷於癱瘓，世界貿易組織成立25年來爭端解決機制首次面臨重大危機。“美國
優先”奉行的單邊主義不僅對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貿易組織等全球性國際組織的正常
運行構成嚴重干擾，而且在諸如北約這樣長期以來由美國主導的“小團體”內部也製造了
不小的分歧。就在2019年12月北約成立70週年峰會前後，美國與法國、德國等北約盟國圍
繞防務費用分擔、安全威脅認知等問題不斷發生摩擦，法國總統馬克龍更是拋出了“北約
已經腦死亡”的言論。
從美國到歐洲，逆全球化的右翼民粹思潮，根源在於經濟上趨於擴大的貧富差距與選舉政
治的發展
不同於智利，作為全球首屈一指的超級大國，美國國內的右翼民粹思潮一旦體現於政策層
面，對世界政治經濟形勢將產生深遠影響。更何況當前美國盛行的右翼民粹思潮主要排斥
對象即為過去幾十年來的“自由國際主義”對外政策模式，具有濃厚的逆全球化色彩。這
股逆全球化的右翼民粹思潮已跨越國界，對歐美總體政治生態產生越來越顯著的影響。自
2016年以來，過去很難躋身主流政壇的歐洲右翼政黨支持率顯著提升。在2017年法國總統
選舉中,極右翼政黨國民聯盟領導人瑪麗娜·勒龐儘管未能贏得選舉，但仍獲得超過一千
萬選民的支持，幾乎是她父親在2002年選舉中支持者人數的兩倍，這在以往是難以想像的
。荷蘭自由黨領導人曾多次發表針對移民的極端歧視言論，甚至在選舉中提出“去伊斯蘭
化”的口號，利用選民對外來移民的不滿心理擴大政治影響。這一策略獲得相當一部分選
民的支持，幫助該黨在2017年大選中成為議會第二大黨。2017年12月，奧地利人民黨與自
由黨聯合組閣成功，極右翼的自由黨正式獲得聯合執政權。在2019年5月的歐洲議會選舉
中，中右翼的歐洲人民黨以179個席位保持議會第一大黨團地位，而法國國民聯盟和英國
新成立的脫歐黨等極右翼政黨得票率均超過本國執政黨位居第一。
從美國到歐洲，逆全球化的右翼民粹思潮對經濟全球化乃至國際和平與安全的潛在衝擊不
容忽視。究其根源，經濟上趨於擴大的貧富差距難辭其咎，這一點與智利針對“新自由主
義”的左翼民粹思潮有相當程度的共通性，左右兩翼民粹思潮殊途同歸。由此可見，無論
在老牌發達國家還是新興發展中國家，在經濟持續穩定增長的基礎上，妥善處理國民財富
再分配，科學管控社會兩極分化，都是關乎社會健康運行的重大問題。“做大蛋糕”是經
濟發展和民眾福祉的物質基礎，而“分好蛋糕”為民眾獲得感和可持續發展提供了不可或
缺的制度保障。
除了經濟上趨於擴大的貧富差距之外，美歐諸國選舉政治的發展也為民粹思潮的盛行開拓
了必要的政治權力空間。對於民粹思潮的盛行，貧富差距與選舉政治的作用可謂相輔相成
。一方面，貧富差距導致經濟財富集中於少數人身上，成為引發社會多數公眾不滿的誘因
。另一方面，選舉政治的發展儘管不能完全排除金錢政治的干擾，但或多或少賦予貧窮階
層超越自身財力的投票權，迫使政治家為爭取最大數量的選票迎合承載多數選民不滿情緒
的民粹思潮。如此一來，民粹思潮也就獲得了更大的政治權力空間。在智利這樣的新興發
展中國家，針對“新自由國際主義”的左翼民粹思潮更傾向於國內政策模式調整。相比之
下，在美國和歐洲等老牌發達國家，當前盛行的逆全球化右翼民粹思潮更多聚焦於對外政
策模式變動，加之作為發達國家本身擁有的國際影響力，對於世界政治經濟進程的重塑作
用將更為深遠。信念式國民身份”，並通過公民教育等方式推動移民同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