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走向威權主義
來源：《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19年第6期
刊於 http://www.cwzg.cn/theory/202002/55291.html
譯自：Neoliberal Capitalism: The Authoritarian Turn，Marco Boffo、Alfredo
Saad-Filho、Ben Fine，加拿大《社會主義年鑑》雜誌第55卷（2019年）
譯者：汪家騰，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mherst經濟系博士研究生
【摘要】 當前世界範圍內出現了一股威權主義的潮流。本文認為，威權新自由主義只是
新自由主義的一個階段。之所以發生這一變化，是由於新自由主義已經陷入了三重悖論：
經濟悖論，即金融化和全球化在世界範圍內創造了有利於資本積累的政治條件，但卻仍然
無法進行有效的積累，而日益陷入金融化；政治悖論，即由於金融化和全球化的收益為極
少數人獲得，但造成的嚴重負面後果卻由民眾承擔，這使得社會的不滿情緒日益滋長，最
終導致帶有民粹主義和反體制色彩的政治強人上台，傳統的自由民主政治體制開始崩塌；
威權悖論，即威權政治家掌權後所推行的政策，實質上必然強化新自由主義，有利於金融
資產階級，並進一步加深民眾痛苦。本文特別指出，民眾對新自由主義的反抗和提出的改
善收入分配等進步訴求，在傳統左翼運動陷入低潮、工人階級組織和文化被破壞的背景下
，往往為右翼話語所綁架，表現為地方本位主義、民粹主義甚至種族主義。
我們無從選擇地生活在令人興奮但又動盪不安的政治時代。自從川普當選起，超乎想像、
荒誕離奇的極端政治鬧劇每天都在上演。然而，川普主義雖然有其美國特色，卻並非新極
端政治的孤例。他一面在面對媒體時油滑老練，一面在政見上持有民族主義民粹主義，這
無情地提醒著人們———特別是那些認為自由民主（儘管不是社會民主）固若金湯而洋洋
自得的人———蔓延的分歧可以導致何等令人大跌眼鏡的選舉結果。近來，威權政府在許
多國家粉墨登場，有的是通過不正當的選舉，有的是通過司法—國會的政變，有的是通過
濫用憲法特權，有的則是通過赤裸的軍事政變，可謂八仙過海各顯神通。
新自由主義威權主義（neoliberal authoritarian-ism）和威權新自由主義（
aurhoritarian neoliberal-ism）都常用來指代以上一系列變化。二者可以通用，但前者
暗示著一種超歷史的、政治上的威權主義的新自由主義變種，後者則將其明確為新自由主
義內部朝著威權主義演變，我們更加傾向於使用後者。不過，對一系列政治形式的深入分
析都有一個共同點，即注意到政治反應背後的經濟因素，甚至是在一定程度上將政治約簡
為經濟。也就是說，要理解威權新自由主義的性質和起因，就必須判明其經濟性質，分析
其經濟關係怎樣為政治和意識形態上的矛盾關係創造了條件。實際上，這些與新自由主義
和金融化相聯繫的政策實踐，早在2007—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時就受到質疑了。只要對
市場——特別是金融市場——自由放任，再通過獨立的中央銀行來那麼一點兒宏觀調控，
就能永保經濟繁榮穩定。這個原本顛撲不破的真理忽然就被打得粉碎，露出了極度幼稚和
淺薄的本相。連幾乎被視為“宇宙主宰”的美聯儲前主席格林斯潘，都令人震驚地坦白自
己“信仰被撼動”，因為“你發現你的世界觀和意識形態都是不對的，都不管用”。
面對嚴重的危機，各國開始進行史無前例的大規模干預，通過為大型金融機構提供無限擔
保的手段來挽救金融系統。世界上最大的銀行或被暫時收歸國有，或接受救援法案，通過
量化寬鬆政策獲得大量低息貸款。有限的恢復經歷了十年之久。顯然，這些應對措施並沒
有徹底刷新經濟表現，未能再造20世紀90年代的經濟繁榮，更不用說二戰後的繁榮了。現
在，全球經濟進入了“週期性停滯”的狀態，結束還遙遙無期。而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
國家滑向威權統治，新自由主義經濟上的輓歌，正為不斷加劇的民主危機所應和。下面我
們將證明，這種轉變不是能輕易逆轉的，不應視為次生現象，更不能簡化為某些自我中心
、權欲熏心的竊國大盜一朝得志、於是那些站不住腳的綱領也跟著雞犬升天的結果。
那麼，新自由主義的性質到底是什麼？是什麼使其一面依賴國家干預，一面又否定干預的
功效？在市場個人主義的語境下，為什麼它不僅能乞靈於政治和意識形態的民粹主義，還
能同時訴諸其他更保守的共同體意識，尤其是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我們將在下文論證，
眼前的混亂背後其實有一條一致的線索。
首先，2008—2009年發生的是一場嚴重的新自由主義內部的危機，暴露了其依賴金融作為
全球積累驅動力的侷限性。然而，雖然一開始許多人把這當成新自由主義的致命危機，特
別是當自由市場在一貫最奏效的金融領域都失效了的時候，但這場危機最終卻並非如此。
誠然，儘管有人期待新自由主義就此滅亡，但這場危機並未變成新自由主義本身的危機，
因為資本積累體系的再生產從未受到另一種體系的威脅。因此，雖然GDP增長率下滑，危
機的大小餘震不斷，但新自由主義卻逃過一劫，依然在經濟和其他領域存活著。在大部分
方面，過去十年新自由主義實際上是得以強化了。
其次，新自由主義帶來的社會和制度的變化，以及金融地位的進一步優先和全球危機後的
財政“撙節”，導致了政治領域的不穩定，不斷地侵蝕著新自由主義積累體系在意識形態
上的合法性。新自由主義成功地使參與政治的進步形式空洞化了，部分原因是勞工運動被
削弱，但更多是因為中左翼政黨的妥協投降使新自由主義的藥方不但成為共識，而且在政
府中得以制度化。這些變化雖未完全鎮壓進步的政治運動，但嚴重破壞了其傳統的表達形
式，而且在大眾生計日益困難、痛苦日益加重的情況下，為極端政治創造了肥沃的土壤。
最後，儘管新自由主義過去一般建立在日益流於形式的自由民主實踐的基礎上，其政治形
式如今卻在向不穩定的方向變化，而威權主義這種形式越來越常見。往往有“強勢”領導
人推進排他性的綱領，大規模的右翼運動與之相伴出現，支持並裹挾著政治人物前進。我
們認為，政治的這些變化不是一種在經濟疲軟後出現、一旦經濟恢復就會隨之逆轉的暫時
現象。相反，這是新自由主義的自由民主退化的結果。長期來看的新自由主義和短期來看
的全球經濟危機，都致命地從內部動搖了新自由主義的政治體系，僅用一點點壓力和妥協
，便使其如不繫之舟，從原來推動全球資本和金融的碼頭漂走。
然而，威權新自由主義是危機後的混亂世界中一個暫時的調整階段，還是新自由主義的“
最適”政治安排？要理解這個問題，就必須識別和梳理賦予當前新自由主義階段以特徵的
趨勢和反作用趨勢。威權自由主義的命運不可避免地取決於這些趨勢將如何解決———這
個過程是混亂的，仍在不斷變化，而絕不是事先注定的。
資本主義、新自由主義和金融化
儘管我們身處新自由主義時代，但卻鮮有人自稱新自由主義者。即使對於當代資本主義一
些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來說，這個標籤的負面含義也比積極含義多。威權主義者往往自稱民
主主義者，也是這個道理。資本主義當前發展到的新自由主義階段是在戰後繁榮中逐漸形
成的，首先誕生於英國和美國，然後通過大西洋主義和華盛頓共識，迅速向其在歐洲的核
心盟國擴散，最後通過各種途徑擴散到外圍國家。新自由主義的起源常常與柴契爾主義和
雷根主義聯繫在一起，但這些稱謂有一定的誤導性。儘管新自由主義對社會生產的很多領
域都有顯著影響，但不能將其簡化為當選政府、意識形態、經濟社會政策、階級關係等，
也不能將其簡化為國家與市場、工人與資本一般、金融與社會之間的一體關係。新自由主
義是以上述及的每一個方面，但又大於它們的總和。
新自由主義最顯著的特徵是生產、交換和社會再生產的金融化，也就是經濟和社會再生產
都被納入生息資本積累。照此定義，金融化概括了全球金融在經濟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中
日益增強的作用。相應地，金融化構成了新自由主義積累系統的核心，即通過國家權力對
生產和金融的國際化加以推行、驅動、擔保、管理。這個過程常常是在不干涉主義旗號下
進行的。
金融化體現了生息資本對資本的主要來源、資源分配的過程和經濟政策槓桿的控制。這些
經濟槓桿包括匯率、就業結構、消費、投資、國際貿易和國家財政。金融在全球的影響力
既包括又反映了這些槓桿向美國領導的金融機構的集中，並受到美國控制的國際組織的管
控。更進一步，當代的金融化既根植於戰後的經濟繁榮，又發端於其70年代的崩潰和滯脹
。從此之後，金融化就偽裝在“提高競爭力”和“控制通貨膨脹”的面目下，成為重塑全
球經濟的主要驅動力。這些互相支撐的過程，使金融機構佔據的價值份額在大多數新自由
主義經濟體中日益擴大。這些從非金融部門攫取來的轉移支付，加劇了新自由主義收入分
配的兩極分化。於是，在凱恩斯主義危機後，新自由主義和金融化既為利潤率的恢復提供
了基礎，又導致了不平等的加劇。
將新自由主義理解為資本主義的一個由金融化支持的新階段，意味著增長、投資、生產、
就業、金融和消費的模式都發生了特定的變化。結果是一些國家實現了令人矚目的增長，
最顯著的例子是東北亞和東南亞，近些年，中國已經成為加工出口的世界工廠。然而新自
由主義並未帶來全球趨同，而是造成了新的不平等。特定的社會階層（經常被稱為金融精
英或寡頭，最頂尖的1%以至0.01%）享受著國內和國際的繁榮，而與之並駕齊驅的是新形
式的貧困，以及已經深陷貧困的地區不斷再生產出來的大規模貧困。
簡單地說，金融化已經成為重塑國際和國內經濟社會的主要推動力。雖然程度和形成機制
有所區別，但在微觀、宏觀經濟和更廣的社會層面上，金融化都催生了短期主義和投機的
傾向，損害了對生產力的長期投資。相應地，新自由主義下的積累一般採取的是金融泡沫
驅動的形式，寄生於對工人更大程度的剝削（通過在全球層面重塑生產，推廣以“零工經
濟”為代表的不穩定僱傭勞動關係）、對外圍國家的盤剝（通過不平等交換、金融壓榨、
租金等形式），以及對大自然的嚴酷掠奪之上。這些泡沫無一例外地以破壞性的崩潰告終
，而對其進行遏制並從中復甦，則需要國家的力量。比較有代表性的週期包括20世紀80年
代前期的全球債務危機、80年代美國存貸款銀行危機、80和90年代的股市崩盤、日本80年
代的泡沫經濟及其後漫長的經濟蕭條、20世紀末一些中等收入國家的債務危機、21世紀初
期的互聯網、金融和房貸泡沫，以及繼而發生的全球金融危機和緩慢的恢復。因此，國內
外投資水平的下降，以及經濟社會的各個領域不穩定性的加劇，都與金融化密切相關。
新自由主義的興起為資本積累創造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條件，但由於新自由主義的經濟矛盾
和金融化，發達經濟體雖然坐擁如此有利的條件，其表現卻仍然不及凱恩斯主義的“黃金
時代”。這些有利條件包括：西方世界取得了冷戰的最終勝利；貿易、金融和資本流動得
以自由化；國家間為了吸引資本而競相採取優惠政策；稅收、轉移支付和社會福利在大多
數國家被削弱；對資本主義的傳統反抗形式（工會、農民運動、左翼政黨和社會運動）日
漸式微；招搖撞騙、甚囂塵上的“自由市場”資本主義取得了意識形態的霸權地位；新技
術不斷促進生產率上升，部分抵消了金融化的作用；全球勞動力顯著增加，特別是中國整
合進了全球經濟體系；等等。然而，儘管佔盡天時，核心國家的資本積累卻持續受到不穩
定性的威脅，自2007年起經歷了程度最深、持續最久的經濟危機，緊隨其後的是有記錄以
來最乏力、分配上最退步的復甦。
有鑑於此，我們定義了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悖論，即面對極其有利的積累條件仍令人震驚地
無法加以利用。以20世紀90年代初和2008年為節點，我們大致可以將金融化和新自由主義
的關係分為三個階段。這個劃分與其說是時間上的，不如說是邏輯上的，因為在各個國家
和地區不同的經濟政治條件下，其順序可能延遲、加速甚至重疊。第一階段是轉型或衝擊
階段，即與前一積累體系相對抗，私人資本侵略性地擴張，在更廣範圍內造成有限的初步
影響。向新自由主義的轉型一般以國家的強力干預為開端，通常包括鎮壓勞工運動、瓦解
左翼組織、推動國內資本和金融的合流以及搭建新的制度框架等。
第二階段形成於第一階段的失靈及其負面的社會後果。英、德等國社會民主黨倒向“第三
條道路”，落腳於穩定社會關係，鞏固並進一步擴張金融部門對經濟和社會再生產的干涉
，對國際一體化的新形式進行國家管理，並全方位地推行新自由主義的社會政策，以應對
新自由主義造成的普遍的被剝奪和機能失調，並重建新自由主義的主體性。通過這種方式
，新自由主義重新定義了經濟、國家、社會和個人之間的關係，將個人生命的意義限定在
企業家精神上，並使社會關係屈從於狹隘的經濟標準。
金融危機的衝擊過後，新自由主義進入了第三階段，以合法性危機為表徵。面對金融化存
在的令人震驚且後果嚴重的缺陷，人們意識到，新自由主義造成了收入和財富的加速集中
，到處強加不受歡迎的僱傭和社會再生產的形式，而且儘管條件有利，新自由主義在重塑
了國家、金融和產業的關係後，仍然無法恢復資本積累和宏觀經濟穩定。危機後得以強化
的金融霸權和激進的經濟、社會和政治主張，掩蓋在新自由主義的“自由市場”和“持久
撙節”的正統教義下，促進大型金融機構和生產資本的結合；而國家則玩弄產業政策和大
規模基礎建設，以此將資金和合同灑向金融界和產業界，促成兩者的合作。
這些發展使得政治的壓迫性進一步增強，並為（某些特定形式的）民族主義和（或多或少
偽裝過的）種族主義的理論和實踐大開綠燈。當然，這也同時暴露了其意識形態上的重大
裂痕。這種新的政治形式就是威權新自由主義———它衝出了過去的民主外殼，使新自由
主義強化國家暴力機器以維護積累體系的衝動更加強烈，但顯然無法帶來任何形式的普惠
的經濟繁榮。
全球金融危機演變為新自由主義民主的危機
資本主義的每次危機都有其自身特徵，無論其直接原因、深度、廣度和代表事件，還是對
經濟、意識形態和政治體系的作用，以及對各國經濟的不同部門和工人階級的不同部分的
影響，都有所不同。這次全球金融危機從許多層面來講，都值得大書特書。
第一，這次危機既非發端於對某種初級產品（如石油）、奢侈品（如鬱金香）的狂熱投機
，又非基於對某個全新投資領域的不切實際的利潤預期（如南海危機或互聯網泡沫）。相
反，這次危機的類型是全新的，因為它是由次級貸款引發的。金融機構向美國最貧困的家
庭發放住房貸款，並加以重新打包，成為新的金融衍生品種類。這些複雜的投機交易從誕
生到產生泡沫、誘發危機，只用了短短幾年而已。
第二，把投機的繁榮、崩潰和後果歸咎於最貧窮的階級，這次是無論如何也說不通了。在
以往，資產階級學者常常指責工人階級應為危機負責，以此為各種將危機和調控的苦果轉
嫁給工人階級的政策辯護。但這一次和之前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和衰退不同，工人並沒有
拿到“過高”的工資和福利，所以無論是按照新古典主義還是凱恩斯主義，甚至激進政治
經濟學中的“利潤擠軋論”流派，都無法論證是工人階級造成了這次危機；另外，工人在
新自由主義時代一直處於組織比較鬆散、行動比較無力的狀態，沒有形成過去那樣較強的
要求更多工資和福利的運動，當然也就無法為危機負責。所以，主流經濟學在解釋經濟危
機時，也就不得不從資本關係的一般、特別是金融化中尋找答案。但是，儘管肆無忌憚的
金融化是危機的罪魁禍首，人們卻還是不得不傾盡全力地去救援金融部門，否則就要承擔
更加嚴重的後果。因此，讓人們在危機過後幾年咬緊牙關過苦日子，也就順理成章了。於
是人們看到，一方面，大規模的救市行動使財政赤字迅速膨脹，另一方面，新自由主義的
主張卻通過財政緊縮得以繼續推行，包括提高（對窮人的）稅率、減少轉移支付以及社會
再生產的進一步商品化。資產階級政客和學者就在這裡表演意識形態的花樣體操，一面宣
稱為了維護自由市場必須進行強有力的國家干預，一面宣稱必須用財政緊縮來償還。
第三，儘管國內和國際的政府干預無論在規模還是形式上都可謂史無前例，但面對危機的
程度之深、蔓延之快、影響之廣，還是顯得杯水車薪。宏觀政策的跋前疐後和國際合作的
同床異夢，都暴露出金融機構資產關係的錯綜複雜，使得選擇救援的對象變得非常困難：
應該按照什麼標準？救到什麼程度？怎麼救？救多久？代價是什麼？採取什麼國際國內的
配套政策？這些問題都十分令人頭疼。
第四，危機的焦點和波及範圍隨著時間而遷移。起初，危機主要影響發達經濟體，美國首
當其衝，大量房屋止贖，失業率攀升。隨後，震中轉移到了歐元區的外圍，以希臘的一系
列戲劇性事件為標誌。最後，危機使中等收入國家深陷其中，侵蝕其脆弱的政治和經濟體
制，巴西和阿根廷是最明顯的例子。
雖然危機後的政策暫時使國際金融資本的盈利能力得以恢復，但造成災難的原因仍未得到
解決，應對危機的政策不斷製造出新的受害群體。例如，零利率、量化寬鬆等救市政策，
本被寄望以減輕系統性金融風險，但相反卻為新的投機泡沫埋下了種子，特別是導致了不
發達經濟體和發展中經濟體的不穩定。從危機開始到2015年，金融企業的總債務增加了12
兆美元，而公共部門債務則增加了25兆美元，而住房貸款則增加了7兆美元。更重要的是
，此次從危機中恢復的所得幾乎完全為最高收入階層所攫取。2009—2013年美國經濟復甦
的過程中，所有收入增長都發生在上層10%收入的家庭，而下層90%收入家庭的收入則減少
了。由於受金融資本的支配，新自由主義無論是在擴張、收縮還是恢復階段，都表現出強
烈的收入集中的傾向。
與在危機和救市的過程中趁火打劫、大發橫財的最高收入階層不同，廣大人民群眾的生活
朝不保夕，充滿了各式各樣的困苦。就業、工資、經濟和社會再生產都普遍地受新自由主
義金融資本的影響。新自由主義的政治及其不斷發酵的危機，就根植於這些困苦之上，與
之相應和。
在上述的經濟過程之外，政治上也有許多途徑通往新自由主義。這些途徑包括：通過議會
立法漸次推出（如在大部分發達國家）；由獨裁者強加（如在一些拉丁美洲和撒哈拉以南
非洲國家）；將新自由主義與資產階級民主進程捆綁（如在巴西、南非、韓國和東歐）。
然而，到20世紀90年代，新自由主義的條條大路卻殊途同歸，大都通往某種“典型”的民
主政治形式。這種新自由主義的民主，不同於核心資本主義國家在一戰前“舊”的或者“
古典”的自由主義民主，也不同於二戰後建立在勞資“妥協”基礎上的社會民主，但其民
主政治的外殼卻是頗為相似的。
新自由主義民主的限制和矛盾，可以劃分為三個層次。第一，新自由主義的民主是受到嚴
重束縛的，因為其制度機器本身就被設計用以防止經濟政策為大多數人的意見所“干涉”
。在這種政體下，社會福利、產出組成、就業結構和收入分配的關鍵決策權被移交給被認
為純粹“技術”的機構：財政部為新自由主義的政策制定者所把持；號稱“獨立”的中央
銀行為金融資本所把持，必須遵守法律規定的通脹目標（還要救援出問題的金融機構）；
設定赤字上限（金融部門的危機迫在眉睫時動用公帑救市，則不在此例）；允許匯率自由
浮動，使政府不得不唯投機者馬首是瞻；將水電氣等市政公司私有化，由對沖基金控制；
監管機構被架空，名義上服從於它們的下屬機構、行業協會、跨國組織、歐盟委員會、美
國財政部、美國國務院以及其他當地的執行機構則掌握了實權。拉開距離看，跨國金融機
構、股市、媒體既制定其政策，又監督其執行。它們出於自身利益考慮進行的干預，可以
引起資產價格的急劇變動；它們的權威的定海神針，則是同樣謹遵新自由主義寶訓的司法
系統。這樣，新自由主義就通過關鍵的社會機構建立了紀律，工人是首要目標，但這些制
度結構也制約著資本、國家，甚至於金融資本自身，並醞釀著日益加劇的不寬容和意見對
立。通過重塑經濟的制度結構，新自由主義也滋生出特定的腐敗形式，比如在商界、政界
、公務員、媒體和實權極大但不需選舉的高級顧問之間廣泛存在的“旋轉門”。這些過程
加強了威權主義的傾向，為近來一些“政治奇才”“政治素人”一步登天創造了條件。此
外，新自由主義出現的一些非常規的國家機構，所受的制衡遠少於三權分立原則的傳統。
這些結構不僅改變了凱恩斯主義國家的金融配置機制，還在制度上嵌入了新自由主義。由
於其政治規則，新自由主義積累體系幾乎不可能從內部改變。其結果是，民主制度下政策
制定的迴旋餘地不斷縮小，而合法抗爭的空間也受到擠壓。新自由主義的日益鞏固使日常
政治的舞台變得十分狹窄，台上吵鬧的黨派，實際上遵奉的是大同小異的正統信念：在英
國，是布萊爾的新工黨對溫和的保守黨（托利黨）；在美國，是克林頓的民主黨對共和黨
建制派；在加拿大、法國、德國和意大利等國，則是中左翼對中右翼政黨。在右翼媒體的
虎視眈眈下，他們的對決彬彬有禮，從不過火。
這些改革不是簡單地由一夥試圖控制國家權力以服務於自身利益的（金融）精英強加的。
經濟領域的日益去政治化、人民對經濟問題失去話語權，以及政治經濟權力的集中等現象
，其根源在於積累體系的物質結構，及其在全球金融資本和美國主導的“國際社會”所劃
定的規則下增強競爭力的壓力。生產資本和金融資本的跨國聯合，直接限制了政策空間；
全球化的生產和消費需要國際的法律和政策的協調，包括不斷的談判、帶附加政治條件的
援助和互相重疊的條約。這削弱了社會生產模式的多樣性。
在新自由主義國家中，社會力量和政府於是就有失去在自身範圍內調節政策的傾向，從而
削弱了政治體系解決問題的能力。民主的機能退化威脅了新自由主義保衛“自由選擇”的
能力和“實現個人抱負”的空間，使得新自由主義國家和政治體系的合法性受損；其能力
不要說建設性地解決問題，就連容忍相互衝突的訴求也逐漸做不到了。這表明，雖然新自
由主義民主在檯面上仍然是包容性的，但其決策機制實際上已經是排他的了。在新自由主
義的日常政治生活中，就連參與的表象也已經開始褪去了。
新自由主義民主的第二個侷限性在於，新自由主義對包括生產系統、勞動過程、技術、投
入和產出等的經濟結構進行重塑，還影響到全球分工、僱傭制度、消費方式、社會再生產
形式和社會生活，這些重塑過程在社會上特別是在工人階級中間製造了大批“失敗者”。
在新自由主義下，工人的傾向是日益分裂、無組織、無能量、去技能，在政治上更加無法
與資本抗衡。發達資本主義經濟體數以百萬計的高技能崗位被消滅，有時整個行業都消失
了或被外包了。公共機構的就業機會也因為私有化和“機構精簡”而變少，工作的穩定性
下降，報酬降低，勞動條件惡化。非正式工人越來越難以獲得穩定的就業機會；而熟練工
人的崗位也岌岌可危，只能一面提心吊膽，生怕工作被轉移到海外，一面忍受著長時間的
過度勞動。同樣感到壓力的，是債務纏身、日漸貧困、朝不保夕、惴惴不安、面對風險無
力自保的中產階級。在最富裕的國家，這個曾享受“特權”、收入不斷增加的階層，僅剩
下一個空架子，只能哀嘆自己沒法遺贈給後代更好的生活。
雖然新自由主義的經濟變化製造了數目龐大的“失敗者”，但社會結構、制度和法律的變
化卻傾向於將這些問題從政治領域中掏空，這使“失敗者”面對新自由主義毫無還手之力
，甚至不能設想還有什麼其他可行的社會制度。於是我們就可以理解左翼政黨及其支援組
織、工會和其他進步團體為什麼處於衰退中了。雖然從短期看，這些變化對新自由主義的
鞏固是有利的，但從長期看，卻為不受法制約束的政治運動埋下了禍根，導致群眾對傳統
政治癒發冷漠，造成社會失范、禮崩樂壞，威脅著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霸權和新自由主
義的執政合法性。傳統的政黨、領袖和組織不再值得信任，也就無法再有效紓解日益加劇
的矛盾和對立。
新自由主義民主的第三個侷限性，是新自由主義在取得經濟、政治、意識形態和制度的霸
權的同時，與之相伴的卻是極度狹隘的政治抱負，缺乏以集體行動改造社會的視野。這是
因為存在以下兩個交匯的過程。其一，在亞非拉民族解放運動消退、蘇聯解體以及大部分
國家的左翼政黨瓦解之後，新自由主義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政治改良的靈感來源。其二，
政治對立的系統性升級，壓倒了個人隱私、公民自由、集體行動，特別是在“9·11”事
件之後。其結果是，雖然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仍然打著“民主”和“自由”價值的旗號
，來反對他們自己樹立的“干涉主義者”和“獨裁者”的假想敵，但其政治體系實際上強
加了“別無選擇”的邏輯，完全不顧對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所造成的嚴重影響。人民的痛
苦實際上被忽視了。
新自由主義民主的空洞化，經過透鏡折射到“失敗者”的眼睛裡，就被理解為“腐敗”和
“額外特權”：腐敗的是“精英”，儘管其定義模糊不清；享受“額外特權”的則是“窮
人”，這是由一個自認的少數群體、少數族裔、外國人和其他國家等概念形成的大雜燴。
雖然這些群體在公共政策中總體上並未得到優惠，只是在個別的領域受到了照顧，但自認
“道德上清白”的“失敗者”還是宣稱自己才是受到制度歧視和不公待遇的群體，並以此
解釋自己生活日甚一日的困頓。在那遙遠而模糊的黃金時代，只有正直、自律、具有“我
們”的共同價值觀的人———通常總是白人男性———才能有體面的工作、上升的收入、
晉陞的前景和穩定的退休金，可一夜之間，好像什麼東西都顛倒過來了。
但是，由於社會的碎片化和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霸權，“失敗者”在試圖表達自身的訴
求時，所使用的語言框架卻往往是最一般化的“人”，在表述上往往訴諸“常識”和（超
階級的）普世價值，後者是一種以身份認同（要求在積累體系中被接納）、精英治國和憎
惡腐敗（目標是改革現有體制，因為徹底取代似乎不可能）為基礎的道德觀。這種政治路
線披著超越階級的面紗，以“道德價值”“正義”和“公平競爭”為口號，強調恢復“傳
統權利”和“尊重”，呼籲公共生活的“誠實”和“正直”，實際是要奪回過去的特權。
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為表達這種認識提供了現成的保護傘。
當代新自由主義的“失敗者”於是透過道德衝突的棱鏡，將失望、憎恨、恐懼情緒投射成
自己人和外人在道德王國內的對立，對社會經濟王國裡一般意義上的剝削卻視而不見。相
反，在“我們”外部，有不懷好意的“非我族類”的包圍；在“我們”內部，“誠實”的
人則被“不誠實”的人包圍：“我們的”誠實、勤勞的價值觀被利用了，腐敗的政客偷“
我們的錢”；移民把“我們”從“我們的”房子和醫院裡擠走；遙遠的其他國家搶走了“
我們的”飯碗。如此種種，卻對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過程和傷害，沒有片刻的質疑。
危機時的財政緊縮、增長率長期低迷的累積影響以及逐漸覺醒的對新自由主義不平等的認
識，都加劇了上述過程的破壞性。而新自由主義國家無力處理這些問題，則使大眾對其失
望情緒進一步加深，以至於其不久前還看似穩固的政策、實踐、政黨和領導人迅速失去合
法性。與此同時，新仇舊恨火上澆油，使無法調和的“變革”訴求更加尖銳地對立，動搖
了20世紀80年代初期到21世紀初期建立起來的新自由主義民主。可是由於新自由主義自身
的社會、制度和政策改變的限制，要恢復群眾的政治運動，只能在傳統政治之外，或者通
過在競選中頑固地堅持出格的立場來實現，因為只有極端的訴求才能夠誘使一個僵化的體
製作出回應。由於支持集體行動的政治結構已經失靈，社會機構也只好將希望投射在個別
“領導者”的身上。這些政治路線會動搖———但不會改良———積累體系。在這種情景
下，新自由主義的霸權（以及工人階級經濟和政治情況的惡化）使新自由主義民主發生了
結構性的失衡，嚴重限制了其自我改良的空間。
新自由主義的政治悖論，就是指新自由主義民主不堪其自身內部矛盾的重壓，開始解體。
新自由主義政治霸權的基礎正是在經濟議程上削弱國家的角色，但在現實中，卻恰恰是通
過國家使社會再生產方式金融化。這導致了個人主義主體性的盛行。新自由主義擠壓了政
治協商和集體動議的空間，所以本來可以自我治理的社會角色現在都被動服從秩序了。這
種扭曲的政治生態越強化，新自由主義的合法性就越被腐蝕，而全球危機的壓力則破壞了
其意識形態上的霸權。
形勢的變化催生了一股反體制的極右翼力量，並為威權主義民族主義領導人所極化。這些
領導人一面發誓要與新自由主義的國家、財政、全球化、精英、外國人等對抗到底，以此
籠絡失敗者，一面卻又繼續採取強化新自由主義的措施。所以，新自由主義政治危機的範
圍決不限於川普（其公眾得票少於希拉里）、英國脫歐（公投僅以微弱優勢獲得通過，而
實際上就連對公投的實際內容是什麼達成共識，都幾乎是不可能的）和到處登台亮相的威
權新自由主義領導人。這是一場對積累體系有重大影響的系統性危機。
威權新自由主義的崛起
新自由主義民主的解體看來已是無可辯駁的事實。在歐元區的外圍國家（例如希臘和意大
利），合法的民選政府從辦公大樓中公開被驅逐，由所謂的無黨派技術官僚所接管———
這群人實際上是願意努力維持現狀的經驗豐富的政治操盤手。隨後，當選的希臘激進左翼
聯盟面對壓力，不得不放棄了一直承諾的採取非常政策應對債務危機的主張。然而，問題
最終還是波及了北約的核心國家。脫歐公投在英國獲得通過；川普在美國當選；勒龐的國
民陣線到了法國總統選舉終選階段才為馬克龍所擊敗，而後者也屬於非常規政治家，其領
導的新黨派與新自由主義者有牢固的同盟關係。民族主義和本地人至上的民粹主義在澳大
利亞、瑞士和斯堪的納維亞國家抬頭。在歐盟的整個東部外圍地區，極右翼勢力以令人瞠
目結舌的排他、仇外綱領為基礎，勢如燎原。與此同時，在全球的外圍地區，威權主義的
領導人和運動通過合法或不合法的手段紛紛上台，而不合作的政府則被迫或半被迫地下台
。這些新當局都不約
而同地採取更加公開的壓迫和種族主義的新自由主義統治形式，並以“民族”價值和財政
緊縮的笨拙混合為自己辯護。在歐洲，許多傳統政黨———特別是社會民主黨———發生
了分裂、縮小甚至內爆，例如希臘的泛希臘社會主義運動。主流的保守主義政黨看上去要
更為穩固，部分是由於其立場與佔支配地位的意識形態更接近，部分是由於右翼一貫擅長
施放民族主義的煙幕彈來掩蓋其核心綱領，以保持權力。但即使這些政黨也開始鼓吹民族
主義和排外主義色彩日益濃厚的綱領了，因為其核心選票已經受到了新興的民族主義政黨
和新法西斯運動的威脅。考慮到過去二三十年激進左翼在選舉中的慘敗，整個政治光譜毫
無疑問是向右移動了。
新自由主義這種特殊的威權形式的崛起，究竟是短期的政治反常，即在遭到必然的失敗後
就會迅速恢復到新自由主義的中右翼政治“常態”，還是標誌著“新自由主義的終結”呢
？答案都是否定的。相反，威權新自由主義這種症候是其深層疾病的反映：民主制度解體
；經濟危機在“結構性改革”後仍未被克服，而是向其他領域蔓延；人民群眾被政治系統
排斥，在現有體制內沒有發言權；極右運動煽動大眾的不滿情緒。種種跡象表明，在極右
翼的領導下，新自由主義內部已經出現了新的霸權陣營，並開始鞏固。
這個剛剛形成的霸權陣營是建立在廣大“失敗者”的痛苦的基礎上的。他們的痛苦之所以
能為極右翼所利用，是因為以相近的物質（經濟）條件為基礎的集體歸屬感和可能的團結
行動已經被銷蝕；工人的階級文化衰退，組織動員能力下降。結果是“失敗者”物質上的
苦難，和他們對政治系統無所作為的憤怒，成了政客、右翼勢力和媒體攻擊一些社會最底
層群體（移民、少數族裔）的武器，日復一日地挑動著社會的敏感神經。醫保、教育、住
房等問題，一定是比我們更窮的人的錯，是他們把本屬於“我們”的東西“搶走了”；而
更宏觀的去工業化、失業、去技能化，則一定是其他比“我們”更窮的國家的錯了。
這些反動觀點對進步形式的集體身份認同，必然有毀滅性的殺傷力。然而令人目瞪口呆的
是，在反對腐敗和支持民族主義這兩點上，左翼和右翼兩派竟似乎頗有共同語言。這是因
為，反對腐敗是新自由主義框架下唯一合法的反抗形式，而民族主義則是新自由主義框架
下唯一被允許的共同身份（雖然極易滑向種族主義）。於是，本來的左翼訴求才為右翼的
話語所挾持，表現為“本地人優先”的民粹主義。
於是在人們看來，腐敗從上層破壞經濟，素質低下的窮人和移民從下層腐蝕經濟，而其他
國家則從外部攻擊經濟。新自由主義的系統性缺陷被說成是某些特定個人和國家的“不誠
實”“耍詐”行為所致，很好地掩蓋了積累系統的問題。民族主義為“人民”提供了一個
發洩痛苦的渠道，重新肯定他們“與生俱來”的美德和凝聚力。這些東西被用來支持其訴
諸“常識”的反動綱領。推動這些綱領的所謂“強勢”領導人標榜自己能“說真話”，可
以代表“人民”，能夠靠意志的力量“辦成事”；他們常常號稱自己的商業頭腦對政治決
策有助益，而在意識形態上則在大男子主義和創造“新人類”之間無縫銜接；他們宣稱，
要掃除既得利益、腐敗政客、自私官僚和腐朽制度這些破壞“我們”國家、傷害“我們”
人民的障礙，必須靠他們個性特徵的長處，而且只靠他們的個人長處就夠了。
威權新自由主義領導人政治上的權力和地位，與先前的政治現象只有表面上的相似性。他
們在經濟、社會或政治議程上的活動，不是為了打破舊的秩序、建立資本主義更先進的形
式，所靠的也不是在階級對立的暫時妥協中獲得的權力。相反，他們雞犬升天靠的是狡猾
的計謀、昂貴的競選廣告、精心設計的憤怒言論、有意的蠱惑煽動，甚至於暴力。他們的
目的是推動激進的新自由主義綱領，大本營是試圖用國家機器碾壓反對者的保守主義勢力
。他們不僅僅是新自由主義條件下的“民粹主義者”或波拿巴主義者，更是鑽了各個國家
新自由主義鏈條空子的妖言惑眾者、騙子手、欺詐師和機會主義者。在他們更右的政治光
譜上，活躍著更加危險、好鬥、暴力的號稱代表“失敗者”的運動。威權新自由主義逐漸
演變成一股物質力量。這反映出，失敗者面對毫無疑問已經壅蔽不堪的政治系統，越來越
絕望地尋找捷徑；而對不公平感和被剝奪感已經厭倦的人們，則試圖鞏固對“外人”的優
勢。
威權新自由主義的悖論在於，它為政治的人格化提供了條件。“強勢”領導人崛起，如脫
韁之馬，“穩住”了社會的中間機構（比如黨派結構、工會、社會運動和法律）。這些機
構強烈地忠於新自由主義，想要擴大其自身權力，為此甚至不惜通過推動可能損害其自身
政治基本盤的社會和經濟議程。這些領導人的政府毫無例外地推行激進版本的新自由主義
。他們對任何形式的反對加以攻擊，直接或間接地推動更大規模的、更不受約束的全球化
和金融化，並將更多的權力交給支持他們的新自由主義精英。社會進一步分裂，工資下降
，稅收更加“劫貧濟富”，社會保障瓦解，經濟更加不平衡。群眾的沮喪加劇，醞釀出進
一步的不安和不滿。威權新自由主義生來就是不穩定的，只會使極右翼的勢力更龐大，野
心更膨脹。於是，新自由主義的經濟和政治就從內部被腐蝕，現代形式的法西斯主義開始
在早已準備好的肥沃土壤上蔓延開來。
結語
我們認為，新自由主義已經陷入了其自身的三個悖論。經濟悖論是它創造出有利積累的條
件，卻又完全無法利用；政治悖論是新自由主義民主的鞏固，威脅其政治霸權秩序和合法
性，導致“強勢領導人”支配的反體制運動盛行，政治光譜整體右移，極右勢力抬頭；威
權新自由主義的悖論是，政治領導人一面支持最極端的新自由主義，一面想鞏固權力，但
其政府強制推行激進的新自由主義經濟綱領損害了其基本盤。
新自由主義作為政策體制和社會統治的形式，已經無法為普惠的經濟繁榮提供穩定的條件
，而是為新的社會不穩定和更赤裸的威權主義當局的產生埋下伏筆。但這些威權主義的政
治形式也同樣無法保持穩定，這就為新法西斯主義登場搭建了舞台。面對新自由主義國家
日益加劇的政治經濟不穩，新法西斯主義必定大有市場。由於沒有強有力的左翼政治制衡
，新自由主義可能進入一個長時間的政治危機階段：在全球化時代，卻開始越來越反貿易
；在金融化的後果已經被認識到的情況下，卻繼續傾向金融資本；在人員流動前所未有地
活躍的時代，卻反對移民；在資本積累極度依賴國際政策協調的情況下，卻煽動民族主義
；等等。然而，以上這些衝突和矛盾，並不會自動地使新自由主義為一種更先進的積累系
統所取代。
所以，威權新自由主義是一個原發的現象。威權新自由主義不是資本主義為了抵禦左翼的
進攻而產生的（對比20世紀70年代新自由主義的產生），也不是在國際生產整合程度很低
的時代產生的（對比20世紀30年代法西斯主義的產生）。儘管有新的威權主義的形式，但
其本質上仍是典型的新自由主義：它表達了在新自由主義下，面對被掏空的民主，面對由
於失去合法性而再無力承擔改善經濟、凝聚共識職責的國家機器，無組織的“失敗者”爆
發出無明業火。從短期看，威權新自由主義崛起於經濟、社會和政治體系失衡———失衡
先是由於全球金融危機，然後是由於用進一步加強金融化的手段來應對危機。從長期看，
它產生於新自由主義下生產結構重塑、社會再生產和政治代表結構的矛盾。威權新自由主
義不再是在國際國內與體制的強敵對抗，而是打著反對腐敗、不公和特權的幌子，專門欺
負弱小，移民、難民、“不配享受福利的窮人”、女性等都是其目標。
在這些情況下，我們應當怎樣應對新自由主義的退步、不穩和限制？一些左翼對凱恩斯主
義仍然心存幻想，將其視為恢復有利的經濟社會條件的藥方。儘管提高稅收，對貿易、金
融和資本流動加強控制，增加社會供給，進行有效需求管理，都可以緩解宏觀經濟目標的
衝突，並在短期內改善經濟表現和社會福利，但這些政策的效果是有限的，不能從根本上
改變經濟的長期表現和更深層的全球經濟的運行機制。然而就連這些政策也已經遠遠超出
了新自由主義政治的能力範圍。因此，即使現在有可能推出社會民主政策，其最終命運都
將是為新自由主義迫在眉睫的問題所綁架。
任何的替代綱領都必須符合以下要求。首先，必須體現左翼傳統的平等觀，改善收入分配
結構，促進勞動場所和更一般的社會領域的集體團結。其次，必須認識到，新自由主義無
論是在實踐還是在意識形態上，都反覆展現過很強的適應能力，因此取代新自由主義是一
項長期而艱苦的任務，至少在社會、產業、金融和貨幣政策的鬥爭上，要走但也要超越傳
統的議會選舉的道路。最後也是最重要的，為了超越新自由主義，必須在政治上把工人階
級重新組織起來。這三個急迫的要求可以整合在一起，廣大群眾的各種鬥爭都可以團結在
使政治和經濟的民主更加擴大和激進化的目標周圍。為了實現這個目標，應該提出當前的
最低綱領，包括社會生產的去商品化、去金融化（重點在醫療保險、交通、住房等問題）
；在經濟、政治和意識形態的重大問題，至少在環境、工業、能源等政策上，要提出鮮明
的主張，因為即使是新自由主義的政策制定者，也不能對這些問題完全持不理睬的態度。
我們面對的挑戰是為替代的政策和動員形式在國家內部找到缺口和矛盾，並制定政策，以
反抗金融資本和大企業對財富和經濟決策不斷加強的控制。
我們曾經短暫地瞥見政治進步的曙光，比如反新自由主義綱領曾在巴西和希臘短暫掌權，
儘管其後遭受了慘痛的失敗。最近這一線曙光越來越明顯，比如桑德斯在美國的競選，科
爾賓領導的工黨在英國得票增加。實際上，新自由主義從來沒有如此搖搖欲墜，它的霸權
也從來沒有如此脆弱。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曾經鼓舞政策制定者，但因其既未能預見全球金
融危機的到來，又無助於消除危機的長期影響，過去十年一直深陷焦慮和混亂之中。面對
民主政治的危機，新自由主義的正統理論無能為力，其實踐更是隔靴搔癢。新自由主義的
政治經濟危機因此是一個特殊的歷史條件。在此條件下，左翼雖然受到了重創，但仍然擁
有空前的歷史機遇，以刷新組織綱領，重拾政治抱負，再次點燃社會主義理想的燎原之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