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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guancha.cn/LiuYanTing/2020_03_02_539311.shtml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劉燕婷】
2月20日,一名加拿大婦女被確診為新冠肺炎,經醫生查問旅遊史後,其表示自己剛從中
東某國回來。無獨有偶,中東多國也在此後接連出現確診案例,先是黎巴嫩、伊拉克、阿
富汗、巴林、科威特、阿曼通報世衛,接著是與中東接壤的巴基斯坦、格魯吉亞、愛沙尼
亞宣布失守。疫情散播,迅雷不及掩耳。
而在上述國家的通報案例中,幾乎所有患者都與該加拿大婦女有一共同點,那就是近期內
都有都伊朗旅遊史。反觀伊朗當局,其雖於2月19日才宣布發現2起確診案例,但依前述的
跨國傳染規模觀之,病毒應已在境內蔓延一段時間,只是受到某些政治力道箝制,消息才
沒有傳開;然而中東各國卻也因此掉以輕心,從而嚐到了跨界擴散的苦果。
什葉社群的朝聖傳統
在全球化時代,要準確追踪病毒的傳播路徑並不容易;但此波發自伊朗的疫情,卻帶有當
地獨特的宗教印記——什葉派朝聖文化。
細察伊朗政府公佈的首兩起確診案例,有一共通點——這兩人全都來自庫姆(Qom),且
近期都沒有出國旅遊史。庫姆又恰好是什葉派聖地,每年都吸引到2000萬以上的穆斯林前
來朝聖,這裡面既有伊朗人,也包含不少域外什葉派人口。據統計,其大多來自有什葉社
群的中東國家——科威特、伊拉克、阿富汗、黎巴嫩、巴林等,恰與這次疫情擴散的國家
高度重合。
雖說病毒傳入庫姆的初始途徑至今未明,但早在伊朗政府公佈確診人數前,疫情顯然已在
當地擴散;更因其得天獨厚的宗教地位,令無數朝聖者在不知情的狀況下成為載體。而這
些海內外什葉穆斯林在去過庫姆後,或有感染者,就這麼把病毒帶回故鄉,可能是德黑蘭
,又或許是科威特,隨其開始過起日常生活,又不帶半點隔離意識,疫情自然也就這麼擴
散開來。
而透過庫姆的案例側寫,其實已能隱約描摹出什葉派朝聖傳統對此次中東疫情的兩大影響
,一是促使疫情跨界擴散,二是令朝聖者的感染風險大為提高。
在第一個影響層面上,我們或許要問,穆斯林世界已有至麥加朝覲的慣例,為何什葉派還
要發展出另一套平行的朝聖傳統?歸根究底,還是與其身為受迫少數的身份意識息息相關
。綜觀穆斯林世界,什葉派只佔38.6%的人口,除阿塞拜疆、巴林、伊朗和伊拉克外,於
其他中東國家而言,什葉派都是相對少數。在黎巴嫩這種宗派主義盛行的國家,只佔人口
27%的什葉派還能享有法律保障的政治社會權利;但如若是在沙特,什葉派便只有受打壓
的份。但這個社群整體的受迫記憶,卻早在沙特建國前便開始了。
公元680年,穆斯林世界爆發了著名內戰-卡爾巴拉戰役,最後遜尼派勝者為王,掌握了伊
斯蘭世界的主流話語權,什葉派領袖侯賽因·伊本·阿里與其族人則盡遭屠戮,什葉派因
而被政治邊緣化,中間雖偶有薩法維王朝這種強盛期,但仍撼不了遜尼派的主流地位。
而正是這種“長期少數”的狀態,令什葉派萌生鞏固身份意識的需求。故其逐漸發展出與
遜尼派互異的信仰內涵,並建立起以“哀悼侯賽因”為核心的信仰實踐,例如在阿舒拉節
(Ashura)上街遊行、自我鞭打,或是前往什葉派先王先賢的聖墓哀悼,藉著痛惜公元
680年那場血戰的儀式,來建立什葉派的主體性,從而傳遞受迫記憶與團結感,算是種隱
晦的身份反抗。
因此除了麥加、麥地那與耶路撒冷外,在什葉派穆斯林的認知中,伊拉克的卡爾巴拉(
Karbala)、納傑夫(Najaf)、伊朗的馬什哈德(Mashhad)與庫姆等,因是什葉先人聖
墓的所在地,故而成了海內外什葉派的朝聖熱點,這才引發了伊朗疫情由庫姆擴散到中東
各國的現象。
而在第二個影響層面上,什葉派的朝聖實踐也會使參與者的感染機率提升。首先,朝聖本
就是高風險的人口密集活動,而聖墓往往安座在清真寺裡,入寺眾人雖未必交談,卻還是
群聚於相對密閉的空間中;寺中的古蘭經、毯子、女性罩袍也都是多人拿取過的公用物,
一旦有潛伏期患者將病毒留在上面,便很容易造成大面積污染。
而什葉派的某些特殊習俗,又極易造成病毒傳遞,例如在禮拜時使用圖爾拜圓陶(turbah
,)、又或是親吻聖墓護欄等。圖爾拜是由泥土燒成的小圓陶,看上去既像石雕
象棋,又像糕餅,筆者過去在伊朗時曾見過多次,其通常供十二伊瑪目派禮拜扣首用,以
象徵自己扣首於大地。此舉背後的虔誠雖令人感動,但圖爾拜就跟古蘭經一樣,同為清真
寺公用物,使用起來又與人的口鼻距離極近,自然有很高的傳染風險。
然而,上述傳染途徑聽來雖令人擔憂,卻都還沒有親吻聖墓護欄來得直接。當什葉穆斯林
來到聖墓時,其往往會在棺槨前祈禱、甚至哭泣,進而撫摸並親吻棺槨外的金屬護欄,意
在致上哀思、求取福佑。倘若在承平時期,這種信仰實踐自是無可厚非;但在疫情流行時
,便很容易成為感染熱點。一來人群為求瞻仰棺槨,本就會擠在狹窄的墓室內;二來這些
金屬護欄的清潔頻率不高,消毒程度也不夠,結果就導致人們哀悼時,不僅沒戴口罩遮蔽
口鼻,還不斷在這些金屬上交換彼此的唾沫,若有一人已遭感染,那麼後來者便形同與感
染源直接接觸,染病風險自然極高。
在什葉派朝聖傳統的作用下,庫姆儼然成了伊朗國內外的病毒轉運站,但人們之所以在疫
情流行之際,還願千里跋涉前來朝聖,除了信仰實在堅定外,也與政府封鎖消息有關。而
在這點上,伊朗政府實在難辭其咎。
面對疫情的政治操作
綜觀世界各國的疫情治理經驗,在爆發之初,為免引起恐慌,多數政府往往會以維穩之由
,暫時封鎖或隱藏部分消息,以避免社會失序。伊朗政府雖也有這層思維,但由其實踐觀
之,卻更多是為了政治考慮——也就是2月21日登場的國會大選投票率。
自1979年伊斯蘭共和國成立後,這已是第11次國會大選。在伊朗政壇上,國會主要的角色
為立法、批准年度預算與國際條約等事宜,雖說其在外交事務上的發言權有限,更多是聚
焦在經濟和內政議題上,但因其能反應一定民意,故而被視作2021年總統大選的前哨戰。
然而民間卻不怎麼關注此次選舉,一來是人民對政壇上的溫和與保守兩派皆不寄予厚望,
二來是此次選前的政治介入,似乎早就注定結果為何,那麼投與不投,似乎差別不大。
在溫和派陣營內,總統魯哈尼屢屢受挫,其在過去主張與西方改善關係,並簽署了2015年
的伊朗核協議(JCPOA),以棄核換取美國放鬆經濟制裁,可謂冒著被保守派政變的風險
求取出路;然而特朗普回報魯哈尼的方式也特別有創意,那就是在上任後宣布美國單邊退
出核協議,且回馬一槍,加重對伊朗的經濟制裁力道,直把後者逼到石油零出口的境地。
過去伊朗應對國際制裁,尚有石油、走私與觀光三大支柱可依仗;然而石油這根主心骨一
倒,經濟的疲軟便再也隱藏不住,直接塌陷在地——全國通膨率升到了33.5 %,經濟則整
體縮水9%;更糟的是,還引發了沖天民怨。制裁開始後,魯哈尼每月都要面對數百起大小
不等的反政府運動,最嚴重的便是2019年11月的反油價調漲示威,當時騷亂蔓延全國21大
城,導致軍隊鎮壓下,造成數百名示威者身亡。
而相比溫和派在經濟治理上不得人心,保守派也好不到哪去。一般而言,伊朗保守派多不
主張與西方交好,更反對核協議等國際條約,認為這是西方誆騙伊朗的陰謀。結果特朗普
上任後的急轉彎,意外證明保守派的事前預估準確,剛好為其贏得不少選民青睞;加上伊
朗革命衛隊聖城旅指揮官蘇萊曼尼(Qasem Soleimani)今年1月被美國炸死,而其向來是
保守派代表,國內的悲憤情緒自然也對選情有所助力。
然而天有不測風雲,同為保守派代言人的革命衛隊(IRGC)在今年1月誤擊烏克蘭航空客
機,導致多名伊朗公民罹難;再加上去年11月的示威鎮壓,也有其手筆在其中,新仇舊恨
加在一起,總有一批民眾誓言要跟保守派不共戴天。然而此次保守派似乎勢在必得,幾番
考慮下,其決定從選制上下手。
早在大選登場前,由最高領導人哈梅內伊控制的監護委員會(Guardian Council)便“大
開殺戒”,取消數千名溫和派候選人中近半數的選舉資格,其中更包括90名在職議員,形
同用制度讓溫和派強制出局。上述舉措雖有效,卻著實難看,令不少民眾大呼心寒,加上
多數人其實心裡有數,不論這次勝選的是保守或溫和,只要美國不鬆手,伊朗經濟別說乍
然回春了,只怕還要繼續惡化。
面對網絡上排山倒海的不投票聲浪,伊朗政府也看在眼裡,而這便是其決心隱瞞疫情的原
因之一。從伊朗政府的邏輯來看,眼下多數民眾已對選舉不抱希望;倘若又在此時公佈疫
情,只怕會嚇退更多支持者,使其不敢出門排隊投票。但偏偏選舉的投票率又關乎政權合
法性,故為讓民眾少一個不出門的理由,兩派政治人物便在選前統一口徑——譴責“渲染
”疫情者。
因此即便民間已在2月初流傳庫姆有確診案例的消息,政府卻總是矢口否認,且中央官員
還屢出奇言,例如宣稱這些謠言都是“要讓伊朗恐慌”的西方陰謀;其他包括“不用封城
,封城早就是一戰前處理瘧疾的老方法了”、“患者不必前往醫院,在家休息喝水補充維
生素就行”、“歡迎大家繼續來庫姆朝聖,庫姆永遠為大家開放”等。
在此氣氛下,伊朗順利於2月11日舉辦了革命勝利日遊行;但政府同時也宣布限制醫療物
資出口,一股山雨欲來的氣氛正在醞釀。終於在選前倒數兩天的2月19日,伊朗政府突宣
布庫姆省出現兩起確診病例,且兩人都已死亡,其傳染源未知,但還是向民眾保證“排隊
投票的感染風險很低”、“請大家一定要來投票”。結果這次投票率還是創新低,只有
42%。但民情的反噬卻正要開始發酵。
制裁下的人心與醫療內傷
2月21日選舉結束後,政府公佈的確診數據火速飛升,伴隨而來的,還有各種防疫措施,
例如宣布停辦接下來一星期的音樂會、體育競賽與所有文化活動,要求疫情嚴重省份的高
中、大學、高等教育機構停課,取消德黑蘭在內的疫情肆虐區的清真寺週五聚禮、禁止咖
啡館與水煙店使用共享煙嘴等。然而肇發之地庫姆卻仍繼續開放朝聖,政府唯要求其需限
制朝聖人數,倒是隔壁的沙特驚惶不已,已宣布取消今年的麥加朝覲。
由上述處置方式可知,伊朗政府並沒有“硬核封城”的打算,而其主要顧忌,還是國內嚴
峻的經濟處境。自打美伊交惡以來,伊朗已經歷長達41年的經濟制裁,即便食物、藥品和
醫療器械等人道用品皆在豁免之列,但在國際氛圍的風聲鶴唳下,許多歐洲銀行與公司擔
心會受美國二次製裁,故而不敢與伊朗交易人道用品;伊朗的藥物雖多可由國內生產,但
許多進口原料仍是供不應求。
於是這導致了兩種情況,一是伊朗境內出現了假藥,二是伊朗的醫療體係因物資缺乏而日
漸脆弱,伊朗人也因此養成小病不醫的習慣——休息幾天能好的,就不必去藥房買藥;能
去買藥吃好的,就不必去醫院。此次應對疫情,伊朗的檢測試劑不足、口罩也完全不夠,
更不用提醫療設備的左支右絀,制裁的力道於此展露無疑。
截至2月28日日,伊朗確診數已達338人,庫姆、德黑蘭、吉蘭、馬贊德拉等處疫情最重,
累計死亡人數已有34人,疫情致死率約10%。不過考慮到政府封鎖消息及醫療設備等因素
,這一數據也不一定準確,一來伊朗人輕症通常不就醫,二來試劑不足根本無法因應檢疫
需求,故其真實感染人數應遠大於338人。伊朗政府眼下雖有防堵之意,但仍是維穩優先
,因為伊朗既沒有封城停擺這種經濟本錢,也沒有收納湧向醫院的民眾的醫療底子,只能
在不斷信心喊話的同時,將各種醫療資源省著點用,優先治療重症患者。
然而民眾的怒火難以平息。目前,伊朗抱怨政府抗疫的網絡輿論大約有三類,一是譴責政
府隱瞞疫情,導致如今一發不可收拾;二是抱怨政府明知自己醫療物資缺貨,此前卻還捐
了300萬個口罩給中國,結果現在自己不夠用;三是希望神權政體的核心高官們都能染上
新冠肺炎,好一次終結所有伊朗人的苦難。第三種聲音當然是少數,但隨著日前伊朗衛生
部副部長和副總統確診、前駐梵大使病逝,此派支持者也在自己的小天地內一片歡騰。
此次疫情,可謂對國家治理的一次突襲考試。伊朗在宗教實踐與維穩思維下,首先錯失了
預警時間,也缺乏良好的監控追踪系統,導致疫情向中東擴散;但當其開始應對後,又碰
上美國製裁緊咬不放的困境,實在力不從心,疲於奔命間,顯得氣喘吁籲、面色蒼白。在
付出高成本代價後,疫情總會平息,但因官僚主義、經濟困局、治理困境而逐漸背離的民
心,或許才是伊朗政府永遠逃避不了的那場大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