蓋棺視角：穆巴拉克並非埃及法老　只是軍事統治金字塔的頂端
亞維內里
● 以色列外交部前主秘
● 以色列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政治學教授
羅馬歷史學家薩羅斯特（Sallust）曾說過：國家的建立方式決定了它們的統治方式，這個格言也同樣適用於個別統治者。此外，在許多情況下，一個統治者權力結束的方式，也決定了他的統治將如何被銘記。
埃及前總統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似乎就屬於這種情況。
因其統治中充斥的專制、壓迫、腐敗和裙帶關係，穆巴拉克在一場大規模民眾起義後被趕下臺。
可以肯定的是，穆巴拉克是一個獨裁統治者，在他的統治下，激進的反對派（尤其是伊斯蘭教）是不被容忍的。選舉不過是欺世盜名，即一種等級森嚴的政府形式，透過眾多的秘密機構（秘密警察國家）控制著人民，這種體制被認定絕非自由。
但是，與伊拉克的海珊（Saddam Hussein）、敘利亞的阿塞德（Bashar al-Assad）、利比亞的格達費（Muammar el-Qaddafi）、以及沙烏地阿拉伯的神權專制政權相比，穆巴拉克反倒是獨裁統治中的溫和派。
反對派的領導人會受騷擾，有時還會被監禁，但不會像在敘利亞或伊拉克那樣被草率處決。
就算是無法成為政治組織的穆斯林兄弟會（Muslim Brotherhood）也獲允許發展社會和文化網絡，這解釋了為什麼穆巴拉克在2012年的自由議會選舉中獲得成功，並在當年的總統競選中勝選。
如果可以選擇，大多數阿拉伯人更願意生活在穆巴拉克而非海珊或阿塞德的統治之下。而且，在關鍵時刻（最初對意料示威浪潮的暴力回應後），穆巴拉克更願意辭職，而非選擇向人民開槍。
在這方面，海珊、格達費都沒有任何顧慮，阿塞德也沒有。
除此之外，在前任沙達特（Anwar Sadat）遭一名伊斯蘭恐怖分子暗殺後上臺，穆巴拉克給了埃及人民30年的和平，他選擇繼續維持沙達特與以色列間達成的和平條約。
此條約使埃及擺脫了數十年來與以色列間的戰爭狀態，埃及因貧窮導致了一次又一次的失敗。
但穆巴拉克這一戰略決定是艱難的，同時，以色列右翼政府對巴勒斯坦人所採取嚴厲（有時甚至是挑釁）的措施，並沒有使這一切變得容易些。
面對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兩場戰爭、與2008年在加薩（Gaza）對哈馬斯（Hamas）的野蠻行動，維持與以色列的和平需要勇敢的決議，特別是在包括左翼納瑟民族主義者（Nasserist nationalists）和穆斯林兄弟會在內的埃及大多數反對派團體，他們始終反對和平條約。
對穆巴拉克來說，不讓埃及陷入戰爭的最高命令不僅是為了維持埃及與美國間的金融生命線，也取決於對其國家優先事項的深刻理解，埃及歷史上的領導人，尤其是納瑟（Gamal Abdel Nasser）的統治下，這個國家曾兩次被以色列打敗，而且在葉門陷入了一場骯髒的內戰。
儘管穆巴拉克從未公開這樣說過，但他的座右銘是「永不再犯（Never again）」，或者用沙達特在耶路撒冷對以色列議會講話時的話「不要戰爭，不要暴力，不要仇恨（No to war, no to violence, no to hatred.）。」
穆巴拉克的這部分遺產不該被忽視甚或遺忘。
與以色列的三十年和平共處，給了埃及經濟增長和發展的機會，儘管埃及仍未克服系統性的貧困，但埃及社會很多人獲得了相當程度的中產階級富裕。
任何造訪開羅的人都能看到和平為數百萬埃及人的日常生活帶來的變化。
2011年，埃及年青人用流利的英語、時髦的牛仔褲、行動電話、Facebook和Twitter帳號佔領了解放廣場（Tahrir Square）。是他們，而不是尼羅河流域和三角洲的農民，把穆巴拉克拉下臺。
然而，這種相對繁榮也有其黑暗的一面：任人唯親、大規模腐敗、阿諛奉承的政治文化，以及財富和特權分配的極度不平等。
雖然穆巴拉克在政權的最末數年風格似乎越來越個人化和世襲化，但從根本上來說，它體現了自1952年政變以來，軍隊在埃及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
正是軍隊把埃及從內亂和宗教狂熱中拯救了出來，這就是為什麼沙烏地阿拉伯多年來試圖破壞埃及的軍事統治。
軍隊的接管也遵循了一種傳統，即軍隊是阿拉伯（和許多其他穆斯林國家）政治權力的合法載體。
與此同時，軍方高層不僅擁有強大的權力，而且非常富有，這是人們對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的作用普遍產生敵意的一個主因。
在與示威者合作推翻穆巴拉克後，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開始出現在民眾視野裡，將軍們希望透過把穆巴拉克趕下船來維持對埃及社會的軍事控制。
穆巴拉克可能是法老，但最終，他只是軍事統治金字塔的頂端。
埃及的歷史困境並沒有隨著穆巴拉克的下臺而消失。
2011年，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和半島電視臺（Al Jazeera）報導了大批談吐得體、受過良好教育的年輕示威者，他們只是這個國家1億人口中的小部分，大多數埃及人仍沒有Facebook帳戶，也沒有可靠的電力和清潔飲用水。
如果有機會，大多數埃及人寧願在2012年投票支持伊斯蘭基本教義派（或承諾回歸舊秩序的穆巴拉克式政權），而不是支持中產階級的自由派示威者。
民主需要民主主義者。
顯然，埃及仍然缺乏足夠數量的民主主義者，穆巴拉克的命運，以及他去世後的政治動盪，都反映了埃及社會更深層次的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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