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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定康（Chris Patten） 2020年03月09日 07:00:00
德國劇作家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寫過一句話：所有的權力都來自人民，他接著問
了一個相當重要的問題，「但權力到哪裡去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半個世紀中，自由民主制取得的顯著成就以促進社會共識和團結的
方式回答了前述問題，儘管政府是由多數的平等公民選擇的，但這些政府是在基於法治、
民主制度以及公認的價值觀和權利的憲政秩序內運作的。
政府統治也得到了政權所尊重的少數族群同意。
到了 20 世紀 80 年代末，部分人認為，這種能夠帶來經濟繁榮和政治穩定的治理體系，
已勝過了任何類型的治理體系，共產和法西斯威權主義名譽掃地。
洋洋自得的情緒開始蔓延，讓那些人開始自滿，但現在對於崇尚自由主義民主的人來說，
情況就不那麼樂觀了。
首先，21世紀前10年經濟發展的大起大落對自由民主製造成了傷害，鼓勵不受限的全球化
也是如此，這類全球化進程幾乎沒有考慮到下列問題：發展中國家較低的比較勞動成本對
發達國家工人產生的社會後果。
更自由的貿易和更開放的交換並沒有相應的勞動力市場和社會保障政策來減輕負面影響，
此外，以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現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它為了自己的利益而扭曲了
國際市場規則。
另外兩個問題進一步讓民主政府喪失了聲譽。
首先，社會不平等在許多國家（尤是美國）正在以驚人的速度成長，這導致公民對他們是
否生活在公平的社會中產生了質疑。
其次，貧窮和人口因素助長了從較貧窮國家向較富裕國家的移民，從而對發達經濟體的內
部造成了壓力。這些國家的生活水準降低，人們不得不把達到更好生活品質的希望放到更
遠的未來。
部分人現在發現了一種存在於不自由的民主和不民主的自由主義間的衝突。
菁英們被認為是想要防堵他們眼中大多數人非理性且無法實現的希望，大多數人則試圖推
翻抑制民意的制衡機制。
我們可以從下列領導人的崛起中看到民主政府的幻想破滅：巴西總統博索納羅（Jair
Bolsonaro）、匈牙利總理奧爾班（Viktor Orb á n）、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當然還有川普（Donald Trump）。
在對待憲法、法治、新聞自由和公民政治辯論的態度上，這位美國總統顯得非常輕率。美
國曾是自由主義民主和人權的最大倡議國，但川普政府更喜歡強硬的威權主義者，而不是
民主人士，他甚至攻擊美國的民主國家盟友們。
還有部分人沉迷於自己的民粹主義模式。
在英國，保守黨在拒絕與歐洲建立密切關係的同時，還威脅要攻擊目前限制了行政權力的
機構，這些組織包括英國的獨立法庭和法官，世界一流的公共廣播機構 《BBC》，以及任
何可能與政府意見相左的民間社會組織。　
無需誇大其詞，自由民主制的歷史進程還沒結束。
但有足夠多令人憂慮的跡象讓理智的美國人和歐洲人回想起 20 世紀 30 年代歐洲滑向暴
政的情形，並且他們決心現在就採取行動，防止類似的事情再次發生，雖然「狼來了」的
做法很少被推薦，但有時確實潛伏的危機隨時可能發生。
仿佛西方對破壞其自身治理體系行為的縱容還不夠惡劣，自由民主制的國家同樣必須應對
外部威脅。
例如，俄羅斯總統普京（Vladimir Putin）不斷試圖在歐洲民主國家製造麻煩。儘管川普
否認了相關證據，美國也在做同樣的事。普京透過為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政黨提供資金，
試圖破壞讓歐盟團結在一起的價值觀「粘合劑」。
普京還採用黑暗且精心設計的高科技強盜手段，毫不留情地繼續試圖改變歐洲的政治版圖
。
普京想讓歐洲重新成為一個由勢力範圍、而非自我意識主導的大陸，但俄羅斯這個由碳氫
化合物、火箭組成的搖搖欲墜國家，缺乏經濟影響力，無法對自由民主的價值觀發起根本
的攻擊。
因此，儘管俄羅斯的險惡行為必須受到關注和堅決抵制，但它所構成的威脅似乎不太可能
關乎生死存亡。
中國則不同了。
這個國家作為一個主要的經濟強國，其不同凡響、受人愛戴的復興給了它相當大的全球和
區域影響力，但中國存在缺陷的威權政府制度的內在弱點意味著，面對技術、人口和經濟
變化，共產黨領導人擔心如何保持絕對的控制。
因此，執政的共產黨、政府和軍隊受到指示（例如，在洩露的〈關於意識形態領域當前狀
況的公報〉中），攻擊促進西方憲政民主、普世價值、公民社會和獨立新聞事業的相關活
動。
這種攻擊還針對任何試圖發現過去究竟發生了什麼的歷史研究，而不是簡單地接受黨對事
件的說法。
任何手段都可以用來消滅這些危險的傾向，無論是透過統一戰線來動員華僑，影響海外大
學，抑或是施加商業壓力，以建立依賴關係，誘使自我審查。
這種路徑的最強硬變體是所謂的「狼外交」，特點是經常為遵守規則的國家提供虛假的貿
易協定或投資承諾。事實上，中國的做法已在西方產生了一種對先發制人的退縮，這本身
就侵蝕了自由民主的價值觀。
一些為中國行為辯護的人士警告說，西方過去的失敗抵消了中國共產黨政權的失敗。他們
的建議則是必須與中國合作的同時，阻止其最惡劣的行為，這聽起來可能是考慮周全且明
智的。
但是，合作必須建立在對雙方都公平的條件之上。
在必要的時候我們需要採取真正的威懾，到了這一步時，那些明智、鼓吹合作的人往往會
找藉口離開，如果自由主義者們繼續如此軟弱，那我們將會自己承擔相應的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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