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https://www.economist.com/leaders/2020/03/12/the-politics-of-pande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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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mlkj24.pixnet.net/blog/post/33116863
Economist Mar 12th 2020
要看接下來會發生甚麼事,就去看倫巴底大區吧。倫巴底是義大利的富庶地帶,但也是歐
洲武漢肺炎的爆發中心。倫巴底的醫院提供世界一流的醫療品質。一直到上星期,他們都
還認為自己可以應付這種疾病 — 然後肺炎患者開始湧進。由於呼吸機和氧氣已用盡,某
些精疲力竭的醫護人員,被迫眼睜睜看著未經治療的患者死亡。
世界衛生組織剛於本周宣布的這場大流行,傳播速度非常快。在中國以外,已有112國受
到感染,有四萬五千例確診、接近一千五百位死亡例。流行病學家認為,西班牙、法國、
美國、英國在一兩個星期後,也可能變成義大利這個樣子。連結沒那麼密切的的國家,例
如埃及和印度,則會更慢爆發,但也不會晚太多。
現今,很少有政治領導人曾應付過疾病大流行及所產生之經濟影響 — 儘管有些人可能會
想到2007-09年的金融危機。當他們後知後覺地意識到衛生系統將崩潰、死亡人數也隨之
增加時,才逐漸接受他們有一個大難題要解決的事實。三個要素將決定這些政治人物如何
應對:他們對不確定性的態度;公衛系統的結構和能力;最重要的是,他們是否受信任。
不確定性的來源有很多。其中是SARS-CoV-2跟其變形的武漢肺炎COVID-19,世人還不知道
這些病毒的全貌。另一個是大流行的情況。在每個地區或國家,病毒都有迅速擴散而未被
發現的趨勢。當在某地有確診案例時,早已經傳播到其他地方,正如義大利、伊朗跟韓國
的情況。到政府關閉學校、禁止集會時,可能已經太晚了。
中國的解方(由WHO背書),則是實行嚴酷的隔離制度,並透過大規模檢測、追蹤接觸者來
加強隔離。這付出了高昂的人力和經濟成本,但新的感染數已減少。這星期習近平進行他
的勝利巡禮,地點在疫情初始爆發地的武漢。但即使在中國,不確定性仍存在著,因為沒
有人知道在隔離放鬆的情況下,會不會爆發第二波感染。
在民主國家,領導人則必須判斷,人民是否願意接受中國式的嚴厲隔離、監控制度。義大
利的封城,很大一部分是自我管理,並沒有嚴重侵犯權利。但如果義式封城比中式封城漏
洞更大,那這樣的封城將跟中國作法一樣昂貴,成效卻相差甚遠。
成效還必須看一國健保制度的結構跟能力。檢測跟何時該隔離,還有著一堆不一致訊息跟
指示。所有的醫療體系都將過勞,那些沒有甚麼醫療協助的地方(包括難民營跟貧民窟),
將是最脆弱的地方。但即使是擁有最多資源的富裕國家醫院,也會疲於奔命。
相較於以分散、私人健康保險為主的國家,擁有全民保險制度(例如英國NHS系統)的國家
,應該會比較容易分配資源、調整規範跟作為。前者則必須擔心誰要付款、誰負責的問題
。美國雖然很富裕,醫學上也非常進步,但仍面臨困難。私人保險制度讓需要付費的療程
最佳化,但美國擁有兩千八百萬沒有醫療保險的民眾、一千一百萬非法移民跟許多無帶薪
病假的人,他們都會避免受測或遭到隔離。繁瑣的手續跟切割,嚴重延遲了該進行的測試
。
不確定性會引出第三個要素 — 信任。信任給了領導人一張可做困難決定的許可證,比如
說個人隔離或社會隔離(包括學校關門)的決定。伊朗政府一直以來都不受歡迎,就被懷疑
掩蓋死亡數跟確診數。這也是為何儘管清真寺是散播的途徑,有些神職人員仍拒絕關閉的
原因之一。
沒有甚麼事情比懷疑政治人物掩蓋事實更能引發謠言與恐懼的了。當他們為了避免民眾恐
慌,而錯誤地輕描淡寫威脅時,最終將會造成大亂,並且會有人因此喪命。但各國領導人
還不太知道怎麼應對這種流行病,以及該如何談論;特別是川普總統。他已經從毫無根據
的樂觀,轉向對付病毒。他在這星期宣布了對歐洲大部分地區的旅遊禁令,但這對減緩已
在美國傳播開來的疾病沒有多大作用。當人民目睹親戚朋友的逝去時,川普會發現這種流
行病不能被簡化成外國人、民主黨人和CNN所製造的陰謀。
政治人物應該怎麼做?各國都必須在追踪病毒和侵犯隱私之間取得平衡,但韓國和中國的
例子,展現出大數據和大規模測試的力量,可幫助確認感染數和箝制病毒擴散。各國政府
還需要預設大流行的到來,因為越早行動(比如說禁止群眾集會),越能有效地減緩病毒傳
播。
應對最好的例子是新加坡,他們比原本預估的感染數少許多。這要歸功於在狹小領土上的
效率官僚、世界級的健保制度,以及從2003年SARS得到的教訓,新加坡很早就開始反應。
由於新加坡的資訊有一致性、本於科學證據並且值得信賴,因此能在大眾有共識下做出艱
難的取捨。
在西方世界,武漢肺炎是後金融危機時代掌權政治人物的挑戰。他們其中有許多人看不起
全球化和專家、在分裂和衝突中茁壯。某種程度上,這次的流行病反而可能順了這些人的
意。各國可能會在美國之後關閉邊界;就由於世界經濟現在苦於各種短缺,產業界可能會
從全球化中退縮 — 儘管他們也許可以通過多元化的供應鏈獲得更多保障。
然而,這種大流行也使醫生、科學家和政策專家再次成為政府核心。大流行是典型的全球
事務。各國需要在治療的章程、方法以及疫苗上共同努力。滿懷擔憂的選民,很可能對政
黨角力沒有興趣。選民需要政府來應對實際面臨的問題 — 而這才應該是本來政治就該有
的模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