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到底是人民的美國，還是資本的美國？
觀察者 https://www.guancha.cn/FanYongPeng/2020_04_04_545412.shtml
范勇鵬
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副院長
幾十年來，西方自由主義經濟學和政治學一直在不知疲倦地教導我們，要嚴格區分公權與
私權，公權力要被關進籠子裡，國家只需要當好一個“守夜人”，“政府不解決問題，政
府本身就是問題”。國家是一種“必要的惡”，只需要負責提供公共產品、維持規則，其
他的一切交給“看不見的手”就可以了。國家不能“既當裁判員又當運動員”……
但是慢慢我們發現，每當這只“看不見的手”不利於西方利益的時候，西方國家就會毫不
猶豫地砍斷它，自己制訂的自由貿易規則可以不要，自己領導的WTO機制可以不理，一邊
喊著航行自由一邊在別國領海周邊放炮仗。當這些都沒用的時候，國家權力甚至暴力機器
的“看得見的手”，擼起袖子就親自上場了。
果不其然，近日，美國不顧國內如此嚴重的疫情發展，無視人民正在承受慘重磨難，竟然
騰出手來再次試圖打擊華為。這些行為，應該打醒了不少中國人。
一、國家參與商業競爭是西方傳統
從貿易戰開始，美國就不斷地針對中國企業下手，使用違反國際法基本正義原則的所謂“
長臂管轄權”干預別國企業經營行為。華為只是受害者之一，只不過華為過於強大，使得
美國不得不再三光顧，三番五次地上門找茬。以堂堂世界霸權，卻甘心為一家中國企業屈
尊赤膊上陣，委實刷新了中國人的心理底線。
其實，美國以國家機器參與企業競爭早已不是什麼底線，毋寧說這早已是美國歷史上的常
規操作。2019年出版的《美國陷阱》一書以皮耶魯齊的親身經歷，講述了美國動用國家力
量搆陷打擊法國阿爾斯通公司的故事。這個故事還算是溫文爾雅了，在西方歷史上比這“
豪橫”得多的操作比比皆是。可以說，西方的興起從來都不是靠什麼自由貿易和企業競爭
，而是靠國家的暴力行動。
從13世紀，威尼斯商業帝國就是靠強大的地中海艦隊支撐，凡是做生意能賺錢就好好做生
意，賺不到錢的就上“意大利炮”，開創了西方資本主義擴張的規定動作模式。
荷蘭海上帝國時期，現代國際法的奠基者格勞秀斯在其《論戰爭與和平法》和《論海洋自
由》等名著中，明確為荷蘭公司的暴力擴張和掠奪進行辯護。正義的戰爭必須由合法的主
體發起，格勞秀斯論證了公司也是合法的主體。於是荷蘭的“東印度公司”擁有了“合法
”發動戰爭、佔領領土、建立政府的權力，公司與國家的權力毫無二致。英國的東印度公
司有樣學樣，也是在亞洲四處開打。今天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印尼等國家的國家制
度就是源自殖民公司的制度。
這一時期，歐洲幾乎所有的啟蒙主義思想家，那些在我們印象中燦若群星的名字——培根
、休謨、洛克、斯密、托克維爾——都在創立人的權利和自由學說的同時，為其國家在歐
洲之外的戰爭、殖民和種族滅絕進行哲學論證。
美國無非這個野蠻傳統的集大成者。
二、國家性質決定了美國行為
要想理解美國的行為，首先要瞭解美國的國家性質。
由於中國自春秋戰國就走出了封建貴族時代，進入了長達兩千年的郡縣制國家歷史，所以
在中國人的觀念中，私權與公權是有嚴格邊界的，崇尚公私有別。所以我們心目中的國家
，應該是“天下為公”之代表。這給我們理解西方的國家帶來了障礙。
在地中海地區，特別是歐洲，公權與私權是長期不分的，到今天也未能完全分離。教會、
公司、地方政府和國家都是共源的，是類似的權利實體。11世紀，歐洲發生了一次羅馬法
復興，羅馬法中的“法人”觀念與基督教會相結合，產生了現代法人觀念的萌芽。當時的
教會自稱是“基督的身體”，作為一個團體，教會卻獲得了一種虛擬的“人格”。今天的
公司概念就源自這裡。
所有的法人實體，其權利都來自教會或國王的特許（charter），是一種私權實體。12世
紀，這種觀念影響到英國，英國普通法產生了更成熟的法人理論，到15世紀，市鎮、行會
、公司等世俗實體都獲得了法人身份，其法理基礎都來自於國王的特許。在這種關係中，
國王和法人都是以私權實體出現，公司法人和政府、國王沒有本質上的區別。
英國在北美開闢的殖民地也全都是基於國王的特許狀。殖民地主要有三類，公司殖民地是
公司財產，業主殖民地是英國貴族的私人采邑，自治殖民地也是受到國王特許的法人。所
以我們可以看到，美國的前身，不管是封建性質的領地還是公司的資產，本質上都是法人
，都是私權實體。
獨立的過程中，殖民地脫離了英國，這導致它們作為一群公司法人，失去了授予它們一切
權利的那個主體——國王，也就是說，北美沒有了主權。於是各殖民地通過一種類似於《
公司法》中所規定的“新設合併”的方式，由十三個州合併成一個聯邦國家。這個國家，
本質上就是一個集團公司。
美國《憲法》開篇第一句話就是，“我們美利堅合眾國的人民，為了……（六個）目標，
建此聯邦”。這就是一個典型的商業契約。《憲法》所建立的政治制度，就是一個典型的
公司治理結構：
1. 國會作為董事會，代表著全體股東行使立法權力。股東——也就是所謂的“人民”—
—是占人口不到5%的城市地產、種植園奴隸主、土地投機商和貿易商人群體，真正參與憲
法制度和批准過程的，更不到人口的0.1%。
2.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總統作為行政機關的首腦擁有執行權。
3.為了協調原來的法人和新聯邦法人之間的關係，建立了司法權，類似於今天公司的監事
會，其職權主要是：協調聯邦和州的關係，協調對外商業關係，協調州際商業關係，並且
負責形成普通商法體系。
這種三權分立的所謂憲政模式是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新制度（在威尼斯和荷蘭出現過萌
芽形態），因而美國學者詹姆斯‧威爾遜就明講美國不算是一個“真正的國家”。它是從
公司向國家過渡過程中的一個半成品，一個未成熟的國家制度模式。
這個制度決定了它不在乎一般意義上的“人民”，“股東”的利益和意志才是國家政治中
的決定性因素。這次疫情非常無情地暴露出了這一特徵，疫情爆發後，美國對企業的救助
效率和力度都強於對民眾的救助，保股市、保企業遠勝於保人命，CNBC主持人聲稱疫情最
好早點傳播到所有人，以免拖累經濟，川普總統表示可以接受10-20萬的死亡（同比例放
在中國就要高達40-80萬人，這簡直是不可思議的人道災難），面對記者提出的富人權貴
可以優先獲得檢測的質問，總統的回答是“這就是生活”。
沒錯，這就是一個資本主義公司-國家制度下的真實生活。不過，這個公司-國家對待自己
的人民畢竟要比對待別國人民要仁慈得多。美國建國以來，除了冷戰期間的一些例外，幾
乎一切對外行動都是基於國內資本利益和企業利潤——
美國革命的思想先驅托馬斯‧潘恩曾說，“美國的利益將與自由貿易完全一致”，《獨立
宣言》的起草人傑斐遜也在1784年說：“一個對人類來說價值彌珍的目標，即完全消除商
業束縛”。1850年代的國務卿西華德說，“政治優勢的獲得在商業優勢確立之後”。20世
紀初的柯立芝總統聲稱“美國人的正經事就是做生意”（the main business of
America is business）。
美國剛剛立憲不久，1801年傑斐遜總統就急於派出海軍到北非打擊海盜，甚至來不及徵求
國會的意見，當然國會也會給予充分的默許，雖然憲法規定戰爭權屬於國會。原因是航海
貿易商人“苦海盜久矣”。
1812年，法國大革命期間，為了爭取貿易利益，美國不惜與英國開戰，導致首都被英國人
佔領焚燒。當然，企業的利益並不總是一致的，所以美英一邊開戰，紐約等州的商人一邊
私下和英國人做著通敵貿易。
美國對印第安的滅絕屠殺、搶佔墨西哥領土、爭奪西海岸的英俄殖民地、打南北戰爭、修
築太平洋鐵路、打通巴拿馬運河、發動美西戰爭、吞併夏威夷、屠殺菲律賓數十萬人口、
參加八國聯軍侵華、直到參加一戰二戰，無一背後沒有非常具體的企業、產業利益的驅動
。
為了一個巴拿馬運河，美國海軍在1846-1903年間至少對巴拿馬干涉了七次，鎮壓了一場
革命，策動了一次起義來獲得運河開鑿權。哈里森總統曾說：“巴拿馬運河如今已是直接
關涉美國商業發展與進步的最為重要的東西”，因而在1964年巴拿馬人要求收回運河主權
時，美國人毫不猶豫地用機關槍打死了400多名大學生。
美國人搞“門羅主義”，聲稱“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時，心裡想的是美國企業在拉美的
出口，目的就是為了“得到目前落入英國、法國、德國和其他國家手中的那筆每年四億美
元的收入”。一戰中，美國對德宣戰咨文中說道：“德國目前針對商業活動的潛艇戰是對
人類宣戰”。（Declaration of War against Germany）
如果說這些還只是國家間接地服務於企業的利益，那麼美國直接為企業當打手的例子也是
不勝枚舉。1891年，國務卿布萊恩幫助卡內基從英國人手中奪走了俄國海軍的甲板生產合
同。1894年和1897年的國會關稅立法，是為了報復那些與美國競爭石油出口的國家。美孚
石油公司直接利用美國領事為其打探俄國石油生產信息。美國與德國爭奪薩摩亞群島，起
關鍵作用的就是舊金山商會等商業組織。1893年，應洛克菲勒美孚石油出口辦事處的要求
，美國海軍炮轟巴西的里約熱內盧。1896-1897年瓜分中國的狂潮中，美國主要的推動者
就是鐵路公司和銀行。為了杜邦公司的利益，美國在背後支持日本30年代的侵華戰爭。
二戰之後的例子就更是數不勝數。最典型的就是美國聯合果品公司（United Fruit
Company，1970年與美國機器公司合併，改名為聯合商標公司），此公司控制了尼加拉瓜
、牙買加、洪都拉斯、危地馬拉、古巴等一大批南美國家。1951年危地馬拉總統的改革損
害了公司利益，在公司要求下，1954年美國出手顛覆了該國政府。該公司還參與了美國對
古巴的“豬灣登陸”。此僅為一例，美國為了其公司利益，在拉美鎮壓了無數民族民主運
動，殺人如麻。
美國石油公司在伊朗的專橫特權，引發了1979年伊斯蘭革命，讓美國對伊朗這個國家圍剿
制裁了40餘年。美國對卡斯特羅的古巴、阿連德的智利等國家的政策都受到美國公司的影
響。由於公司的遊說，1962年希肯盧珀修正案規定不許援助那些損害到美國公司資產的國
家。
美國國際關係學者羅伯特‧吉爾平說：“公司利益和被美國歷屆行政當局界定的‘國家利
益’之間相一致”，一方面國家為公司出頭，另一方面，“美國公司通過技術和壟斷租獲
得的海外收入，為美國的全球霸主地位融資”。
三、攻擊華為的操作害人終害己
美國的國家之手親自下廚替企業操刀，其實不僅僅損害了那些對象國家和企業的利益，本
質上也損害了美國人民的利益，讓資本的力量“越飛越高”。70年代以來美國國內的階級
分化和收入差距已經積重難返，它給美國自己帶來的只能是一條走向崩潰的不歸路。
這種做法對美國企業也是一種傷害，不僅傷害了自由貿易、契約自由、國際法治等國際商
業的基本正義原則，也傷害了美國企業的公平競爭能力、國際信譽、改革創新動力，最終
的結果恰恰是導致美國的企業越來越成為寄生者和特權者，在未來的產業和技術競爭中越
來越沒有立足之地。
當年大英帝國衰落之際，英國的政治精英敏感地意識到，要有序管理這個過程（to
manage the decline of the Empire），至少在表面上給英帝國留下一塊遮羞布。山姆大
叔倒確實是性情中人，眼看帝國斜陽，還在倒行逆施。
其實美國人今天應該想想，出來混都是要還的，一旦做不了老大，今天的做出的惡行會不
會有一天砸到自己頭上。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美國人應該從中國人的智慧中得到些啟發
。
比起美國在歷史上的作為，我們就明白，美國今天的手段還遠遠沒到“底線”。不是美國
進化了、變仁慈了，而是世易時移，今天的美國已經不是過去那個呼風喚雨的美國，今天
的中國也不是過去那個任其欺凌的國家。我們不希望中美進入衝突狀態，但是要記住毛主
席那句話：“以鬥爭求團結則團結存，以退讓求團結則團結亡”。中國要做好最壞的準備
，隨時使用國家力量維護中國的國家安全和統一、人民生命和權利、中國的企業和資產乃
至中國的國家聲譽和形象。要讓美國政客和資本家知道底線所在，只有如此才能威懾其不
敢逼近底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