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VID-19：獨身主義與全球性圓形監獄
朴明林 延世大學教授金大中圖書館館長
人類現在處於什麼位置，又在朝著什麼方向發展呢？ 人類面對巨大的危機時，總會依靠長期的希望和樂觀來挺過短暫的痛苦與悲觀，但現在卻連希望都變得極其渺然。 這次新冠病毒(COVID-19)疫情同時暴露了人類外在的重大問題和人類的集體無能。
先來說人類與自然。 當人類行為導致氣候變化或者做出其他改變自然秩序的行為時，就會受到自然的可怕報復。 人類如果繼續掠奪自然以謀取利益，就會導致更多動物棲息地遭到破壞和更嚴重的全球變暖，受到大自然更嚴重的報復。 這是人類自己招致的後果。
雖然人類發展出了尖端科技，但在防治傳染病的問題上，仍然常常無能為力。 因此，人類必須在自然法則和人類的局限性之間找到平衡。 繼續破壞自然生態，暴露人類的無能，只會加速人類的滅亡。 為了保護我們自己和子孫後代賴以生存的家園，每個人都應當盡到70億分之一的責任。
再來說國際責任問題。 中國未及時公開並管控信息，未根據《國際衛生條例》(2005年)及
時向世衛組織(WHO)報告情況，對於疫情負有嚴重責任。 英國對此批判認為，中國在這件
事之後很可能會成為被排斥的國家(pariah state)。 現在，全球必須從正負兩個層面，從
人口、貿易、生產、消費、環境、旅遊、疾病、安全等各個領域對“中國時代”進行深度
研究和思考。 但與此同時，在武漢集體爆發疫情后，美國和歐洲等國際社會在較長一段時
間內忽視防疫措施的做法同樣存在嚴重問題。 西方國家必須冷靜思考，這其中是否存在對亞洲的某種“種族歧視”或“東方主義”觀念。 在過去很長時間內主導全球發展、導致全球出現結構性問題並提出相關解決方案的發達國家在這次防疫中的失敗尤其值得我們關注。
西方一開始把這場疫情看作“中國爆發的病毒”，現在又一致強調“亞洲經驗”，開始重視韓國、新加坡、台灣和香港等地的防疫經驗。 這種認識的變化中包含著對“中國”和“亞洲”作出的明確切割。 考慮到G7國家防疫系統集體崩潰，最近已經無法實現合作，人類需要在COVID-19後考慮成立新的機制——比如把韓國和澳大利亞納入其中成立G9，來應對可能的危機。
第三我們要重新考慮世界、社會與個人的關係，而這也是最為重要的問題。 問題的核心在於處理好數據隱私、個人信息保護和公共醫療、公共衛生之間的和諧與衝突，即處理好公與私、個人與社會的根本關係。 現在我們生活在大數據可能發展成“老大哥”的恐怖現實之中，世界性事件直接關係到個人安全，前者甚至可以直接控制後者。
衛生領域出現了全球範圍的“圓形監獄(panopticon)”，而在個人層面，則出現了與之矛盾的“獨身主義(solocracy)”，兩種現象同時共存。 人們通過向管理機關提供自己的信息，從而從公共衛生系統中獲得保護，形成了監視與保護的微妙交換機制。 在這次疫情期間，無論在個人口罩、個人洗滌劑、個人居家隔離問題上，還是在個人活動路徑、安裝個人診斷應用並定期報告的問題上，都存在個人安全與公共衛生系統的監視與保護之間的交換。
西方自由主義國家早期的防疫失敗在很大程度上是出於重視個人自由、信息保護和人權的結果。 相反，成功控制住疫情的亞洲國家則普遍把公共衛生和公共安全放在重要位置。 在緊急情況下，為保護個人和他人的生命安全，擴大監視是不可避免的選擇。 但是，像獨身主義和圓形監獄這種非常時期的狀態絕不能持續到疫情結束之後。 現在世界各地都在採取戰時措施、啟動戰時法令等，嚴重影響了正常的民主秩序。 非常措施必須被限定在非常時期，人們必須提高警惕，避免疫情爆發前在全球擴散的普世價值和民主主義價值出現倒退。
實際上，近年來人類一直處於極端悖論的狀態之中。 雖然處於和平時代，卻有著比世界大戰時還多的難民人數、全球範圍內史上最嚴重的不平等以及史上最高的非自然死亡人數。 我把這種狀態稱為“和平災難”或“災難性和平”。 比如，WHO的數據顯示，2012年全球空氣污染導致死亡的人數多達700萬人，這些死亡主要發生在低收入或發展中國家。
COVID-19在發達國家和世界強國的大規模爆發引起了全球的普遍關注，而因為空氣污染導致700萬人喪生的問題同樣值得人們關注。 人們不能繼續奉行獨身主義或全球圓形監獄，應同等對待地球上所有的生命，否則就無法阻止人類在這個高度互聯的世界共同走向滅亡，甚至還會加速人類滅亡的進程。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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