蔓延視角：防疫產生「確認偏誤」　將重塑世界
羅德瑞克
? 哈佛大學國際政治經濟學教授
世界上的危機分為兩種：一種是出乎意料之外，我們完全無法提前準備，另一種則是我們已然預見，理應做好準備卻沒有如此－－無論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如何為自己開脫，新冠病毒肺炎（COVID-19）的迅速蔓延正是這樣的例子。
即便此冠狀病毒為新型病毒，我們亦無法準確預測它的爆發時間，許多專家卻早已認定，如此規模的大流行是可以預期的。
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中東呼吸道症候群（MERS）、A型流感（H1N1）及伊波拉病毒（Ebola）的爆發就足以讓我們有所警惕。
15年前，世界衛生組織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就曾制訂《國際衛生條例》（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s），其中修訂並升級《全球疫情警報與反應架構》（A Framework for Global Outbreak Alert and Response），試圖修正2003年面對SARS時所出現的缺失。
2016年，世界銀行（World Bank）也以流行病緊急融資措施（Pandemic Emergency Financing Facility）資助面對跨國健康危機的低收入國家。
更為人所知的是，新冠病毒於中國武漢爆發的幾個月前，美國一份政府報告就已警告川普政府，必須提防一場流感大流行，其規模堪比百年前造成5000萬人死亡的西班牙流感。
正如氣候變遷，新冠病毒遲早會爆發，美國的應對措施特別糟糕。
病毒爆發的前幾星期，川普錯看了這場危機的嚴重性，直到確診病例及住院人數開始飆升，該國才發現自己嚴重缺乏病毒檢測試劑、口罩、呼吸器其他醫療用品。
美國沒有要求世衛組織提供病毒檢測試劑，也未能在早期研發出可靠的試劑。此外，川普拒絕以個人權力要求私人企業提供醫療用品，也使得醫院和州政府陷入互相爭奪醫療用品的戰爭之中。
姍姍來遲的病毒檢測及隔離政策也使歐洲損失慘重，尤其是義大利、西班牙、法國及英國，更為此付出了慘痛的代價。反觀東亞，有些國家的防疫效果卻好得多－－南韓、新加坡及香港似乎就是透過一連串的檢測、追?及嚴格的隔離政策，成功控制住疫情。
不僅是國與國間的差距，各國內部也出現了有趣的對比。
在義大利北部，威尼托大區（Veneto）的表現就比附近的倫巴底大區（Lombardy）來得好，主要是因為前者進行了更全面的病毒檢測，且更早開始限制旅遊活動。
在美國，相鄰的肯塔基州（Kentucky）和田納西州（Tennessee）接連在不到兩天內，各自通報了首例確診病患。至3月底，肯塔基州的病例數僅為田納西州的1/4，就是因為該州迅速宣布進入緊急狀態，並關閉公共場所。
不過，這場危機大部分仍是以當前各國政府可預見的方式進行。
川普以無能、糊塗且自我膨脹的方式來應對危機，雖然壞事，卻也在吾人預期之中，同樣愛面字的不定時炸彈－－巴西總統波索納洛（Jair Bolsonaro），也如出一轍，繼續輕忽病毒的嚴重性。
另一方面，在南韓、新加坡及台灣，這類政府仍廣獲民眾信任的國家中，政府毫無意外地做出了更明快、更有效的回應。
中國仍祭出典型的中國式回應：一旦確認危機當頭，就封鎖確診人數的相關資訊，並進行高度的社會控制及大規模的資源動員。
土庫曼共和國（Republic of Turkmenistan）不僅禁用「冠狀病毒」（coronavirus）一詞，還禁止大眾在公共場所配戴口罩，匈牙利總理奧爾班（Viktor Orb?n）更是趁火打劫，在宣布國家進入無限期延長的緊急狀態（a state of emergency without time limit）後，解散國會，集所有大權於一身。
這場危機似乎凸顯出各國的主要政治特徵－－實際上，這些特徵都被更加放大。
這也表示，這場危機可能不像許多人所認為的，會成為全球政治及經濟上的轉捩點。它不但不會讓這個世界走上截然不同的道路，還可能會加劇及鞏固原有的政治趨勢。
重大事件容易造成人們的「確認偏誤」（confirmation bias），當前的危機亦如是：從因應新冠病毒的挫敗中，人們很可能更肯定原先持有的世界觀，也可能看到部分初期徵兆，認為未來的經濟和政治秩序，會朝著我們期盼已久的方向發展。
因此，仰賴政府出手並希望享有更多公共財的人，將在此次危機中找到充分的理由來合理化自己的看法；對政府抱持懷疑態度並譴責其無能的人，也將發現他們先前的觀點得到了證實。
主張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的人會表示，更完善的跨國公衛組織可減少全球因大流行所付出的代價，追求強化民族國家的人，則會指出世衛組織在應對病毒上的諸多瑕疵（例如：輕信中國的官方說詞、反對旅行禁令，及反對配戴口罩）。
總而言之，新冠病毒的危機並不會改變先前已然明朗的局勢，更遑論將其逆轉。
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將緩慢走向衰亡，民粹獨裁信徒（populist）將變本加厲，更為專制。隨著民族國家逐漸收回政策空間（policy space），超全球化（hyper-globalization）仍然將只是防禦性的策略，中美也將持續對立摩擦。
民族國家中，貴族寡頭、獨裁民粹主義者及自由國際主義者間的對立將會加劇，左派人士仍將苦於推出一套能夠吸引多數選民的政策方案。
（翻譯：陳懷玉，責任編輯：簡嘉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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