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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也有「垮掉的一代」？讓盛世中國顏面無光的「三和大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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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別去，那是黑廠，走，我們去上網。」
在一個標記為「三和大神」的部落格上，一位網民以過來人的口吻對另一位即將入職的網民調侃道。
「三和大神」最初指的是一群在廣東深圳龍華新區三和人力市場附近的打工者，他們靠打零工為生，號稱做一天可以玩三天。因為日本NHK的一部紀錄片，名揚海內外。現在它已經不再是一個簡單的地域群體的代名詞，而是象徵了一種在中國底層青年中流行的「喪文化」。
「三和大神」的名聲大噪，於盛世中國的臉上自然是無光的。深圳警方就曾經對當地進行多次整治，加上這次新冠肺炎的影響，有網友感慨：三和自此無大神，但是取而代之的是「挑戰失敗，提桶跑路」現象。
中國「垮掉的一代」？
美國二戰後的那一代人普遍精神上空虛、迷茫和困惑，當時一小群潦倒的作家、學生、騙徒以及吸毒者拒絕時下流行價值觀，表現出玩世不恭浪蕩公子的形象，被稱為「垮掉的一代」，引領了一時的風尚。60年代美國又出現了一批挑戰傳統價值觀，經常奇裝異服、奇行異態的「嬉皮士」。
美國「垮掉的一代」與今天中國的「三和大神」好像有某種相似性。二戰後的美國和改革開放後的中國都進入了經濟發展的快車道，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個人財富的差距，進而產生社會分化和分層。「垮掉的一代」的核心理念可以用《在路上》中的一句名言來解釋：「因為我很貧窮，所以我擁有一切。」
中國的90年代也有一首膾炙人口的歌曲〈一無所有〉，裡面一段歌詞寫道：「我要給你我的追求，還有我的自由，可你卻總是笑我，一無所有。」
兩者不同的是，美國的社會在二戰後沒有革命性的巨變，社會結構相對穩定。而中國經歷數次社會巨變，改革開放後更是一個社會各個方面發生重大變化的轉型期，轉型之一就包括允許農民進城務工。老一輩的農民工選擇進城務工是為了彌補農村收入的不足，因為有家庭重擔和傳統的「勤勞致富」的思想，他們大多願意吃苦耐勞，並不太在乎休閒娛樂時光。加上受教育程度低和獲取資訊管道有限，他們的維權意識淡薄，很多時候受了委屈，選擇忍氣吞聲。從不少農民工口中，聽到他們說：「吃了沒文化的虧。」所以他們對下一代的教育非常重視，希望子女能考上大學，實現
向上流動的機會。
和他們的父輩一樣，大部分新一代農民工還是需要離鄉背井獲取生活資源，但是二者在思想觀念和生活方式上已經出現了顯著的不同。新一代農民工對於土地愈來愈疏遠，愈來愈沒有感情，如果再用農民工來稱呼他們顯得有點不合時宜，甚至在某些人看來有種歧視的意味。任職公益組織北京工友之家的呂途于在其關於農民工的著作《中國新工人：迷失與崛起》中，用「新工人」來稱呼他們。
那些讀了高中的學生，在人生成形的青春時代沒有向父輩學習在土地上耕作，而是在學校學習那些首先用來備考大學的知識，一旦考不上大學，沒有能力也不甘心回到農田，只好成為城市裡飄盪著的邊緣人。城市享樂主義的生活又不斷刺激著他們的感官，讓他們蠢蠢欲動，無奈又囊中羞澀，於是乎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經濟實力產生了矛盾。此外，他們已不像父輩那樣注重集體精神和家庭觀念，而是個人主義至上，不願意循規蹈矩，喜歡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受現代商品消費觀念的影響，他們說服自己「要對自己好一點」，最後很多人成為月光族。
三和大神應該是他們中間最極端的一個例子。他們當初來到城市也希望幹一番事業，但是現實的生活卻很殘酷，黑廠、騙子幾乎無處不在，他們討厭黑廠，但是又需要黑廠生活，所以做一天可以玩三天成了一種消極抵抗。與其說他們消極厭世，不如說他們看透了人生，整日為工廠賣命也結不起婚、活不好，更別提自己連賣命的機會都很少了。已經沉到社會最底層了，破罐子破摔又有什麼可惜呢？況且在玩的三天裡，他們不再是工廠裡那個零件或機器，而是暫時找到了自我的「人」。於是2塊錢的「大水」、5塊錢的「掛逼麵」、15塊錢的「掛逼床」、30塊錢的「修車」成了生
活中的小確幸。
和老一輩農民工的「騎驢找馬」不同，新一代農民工經常一言不和就出走。因為不少人進來和離開的時候會提一個實用的塑膠水桶，所以只要有人在一個廠沒有堅持多久，離開的時候就會被戲稱為「挑戰失敗，提桶跑路。」慢慢地提水桶的形象被標籤化，有些工廠和仲介明言不招收提水桶的求職者。近些年，隨著中國經濟下行的壓力，加上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外貿訂單逐漸萎縮，工廠對於零工的需求隨之下降，三和大神們也加入到了「挑戰失敗，提桶跑路」的行列。
美國「垮掉的一代」更多是精神和價值觀的反叛，而中國「垮掉的一代」不僅是在精神和價值觀上垮掉，更重要的是經濟上的崩潰，他們中很多人包括自己的家庭可能從來就沒有高高聳立過，也談不上垮掉或崩潰，「扶不上牆的一代」可能更契合他們的特點。
走不出的莫比烏斯環
「扶不上牆」的原因不外乎有三點，第一是自己沒有努力，第二是扶的人沒有用力，第三是牆根本不讓貼。
外界在看待三和大神這一現象時，很多時候先入為主的「怒其不爭，哀其不幸」。在部落格裡，經常可以看到這樣的留言：「你有手有腳，為什麼不去找份工作好好幹呢？工廠工作別人可以幹，為什麼你們不能幹？」還有人把他們當作反面教材：「以後要想有出路，就要好好努力，考上好大學，成為高端人才。」另一位網友對此反駁道：「社會不需要那麼多高能力人才，低能力的工人也是經濟支柱。高考為的是什麼？教育只是其中一部分，更重要的意義其實是篩選，將人分為三六九等，然後根據不同人才再進行不同教育。不然你以為高中學那麼多亂七八糟的知識有用嗎？很
多人高考完過幾年知識都忘記八成了。所以不是三和大神能力低，而是社會不需要太多高能力的人。很多工作都是由能力低的人完成的，最典型就是工廠流水線，每個人只需要懂得一個小環節的工作，許多人加起來就能拼湊出高端產品。」
學歷不高、缺乏技能是三和大神的硬傷，他們中大部分人是小學或中學學歷。他們沒有繼續升學的原因不外乎家庭貧困無力支付學費、厭倦僵化的應試教育，值得一提的是中國也有中等和高等職業教育，不少學校和工廠合作培養「訂單化」的人才，但是卻經常爆出學校以實習為名強迫學生去工廠無薪工作。
在中國熱門的短視頻軟體抖音上，經常可以看到一些標記為「三和大神」的青年，伸出一隻白皙、握拳的手，寓意是「求老哥拉一把」。他們來到一個陌生的地方找工作，如果一沒學歷、二沒技術、三沒財力，就只能夠依賴社會關係網路，其中以親緣、同鄉關係為主要紐帶。在北、上、廣等大城市，經常會形成來自同一個地域的聚落，比如80年代北京的浙江村、安徽村，有時在工廠裡也會出現老鄉帶老鄉的地域幫派。
隨著社會分工，一些工廠將招聘的業務外包給了人力資源或勞務派遣公司，他們在求職者眼中也是怎一個黑字了得。大部分入職者並不直接和工廠簽合同，而是和勞務派遣公司簽，勞務派遣公司將工人輸送到工廠，工廠不直接給員工發工資，工人的人事糾紛工廠不負責，形成了特殊的「次級工人」和「一僕二主」現象，工人的權益很多時候無法保證。
為了防止工人頻繁離職，一些勞務派遣公司會設置和法律抵觸的格式條款，比如規定工作滿一個月才能發工資。一位在深圳打工的抖音用戶寫道：「這個世界上為什麼會有仲介，做不滿工期不給錢，扣這扣那，勞動合同也沒有，做不滿一個月沒錢拿，太黑了！」
如果沒有這些一線工人，就沒有中國世界工廠的響亮名號，但是他們也有一個刺痛人心的稱呼「廉價勞動力」。他們的基本工資在當地政府規定的最低水準，深圳最新的每月最低工資為2200元，排名全國第二。他們如果想獲得更高的工資，那就需要大量加班，大部分工廠會硬性要求員工每日工作10－12小時，而根據《中國勞動法》第36條的規定：「勞動者每日工作時間不超過八小時，平均每週工作時間不超過四十四小時的工時制度。」
因為全球疫情的影響，不少工廠訂單萎縮，已經不能滿足工人的加班需求，所以工資也跟著縮水。目前深圳工廠小時工的工資在15元／小時上下，而深圳市2020年法定的非全日制職工小時最低工資標準為20.3元／小時。據深圳當地的人力資源招聘單位透露：「目前的工資水準在降低，未來能否普遍上漲，要以某康（富士康）為參照。建議如今在職的工人不要離職，因為企業的招工計畫在不斷收縮，未來找工作會越來越難。」
但是很多人還是因為諸多原因，沒幹幾天就「挑戰失敗，提桶跑路」，完全不考慮自己的退路。目前，在珠三角、長三角等地的勞動密集型工廠已經形成為了為外來打工者提供食宿的慣例，有些是完全免費，有些則需要工人一個月交幾百塊錢。這種做法好的一面是幫助工人節省生活開支和上下班時間，讓他們全身心投入工作，不好的一面是工人的工作、生活都在工廠內，長期以往會感到枯燥、無聊，失去生活的意義，富士康雖然是中國工廠的標竿，前幾年依然發生數起工人跳樓事件。
另外，新一代農民工對於這種免費的大鍋飯不是很感冒，有人稱之為「豬食」，成為他們離職的原因之一。如果他們在工廠沒幹幾天就離職，不僅大概率拿不到工資，在城市裡的吃住還要自己負擔。有人力資源公司曾經做過這樣一個計算：「浪在廠外」沒收入不說，每月住宿、吃飯等開銷將近3500元，
在抖音上，經常可以看到有人發視頻說：「自己在城市沒有工作，沒錢住旅館，只能露宿街頭。」 好一點可以在商場、銀行ATM取款室內熬一夜，差一點的在公園綠地、臨街商鋪門口以地為床、以天作被，有些商戶為了防止有人露宿自家門口，打烊後會故意在門口潑水。有些人沒錢買飯吃，只能在垃圾桶旁撿拾別人丟棄的食物。中國的大城市就是這樣一個神奇的怪胎，上層人過著紙醉金迷的生活，底層人卻豬狗不如地活著，他們竟然可以在平行的時空裡相安無事。
離鄉背井的打工者從來都不受歡迎，自然也得不到救助。在中國城鄉二元結構裡，農民的工作就是種地，在城市找不到工作，就該回去「捧牛屁股」（耕地）。要想變為城鎮戶口也不是沒有辦法，有錢能使鬼推磨。筆者早年的城鎮戶口就是俺父親花了幾千塊錢買來的，為的就是不受農村的苦，90年代，筆者家鄉還有一項「挑河工」的勞役，農民所受的壓迫一時半會兒講不完。現在的方法是在縣城買房，符合條件才可以落戶。
城鄉二元機構只是造成社會分層的原因之一，權力和財富才是今天中國社會分層的最主要因素。因為社會分層形成了不同的社會階級，隨之而來的就是上層階級為了維護自己的地位，封閉底層上升的通道，產生了階級固化象，今天的中國就是這樣，寒門難出貴子。
筆者出生農民家庭，通過自己的努力考上大學，畢業後又考取了公務員，原以為可以擺脫階級的束縛了。但是在後來的工作中，不斷受到領導和同事的排擠、打壓和迫害。當時的工作單位為我安排了一個殘破不堪的宿舍，屋頂看著就要坍塌的樣子，牆壁四處開裂，冬天冷風直吹，夏天酷暑難耐。當時科室只有我一個辦事員，所有的工作全部壓在一個才進來沒多久的我身上，科長也不讓別人來幫我，我被迫沒日沒夜工作，一連數月不能休息，不准回家，像犯人一樣被囚禁。當年冬天有一日氣溫零下10度，我一個人蓋著單薄的被子蜷縮在空蕩蕩的宿舍裡，外面大雪紛飛，刺骨的
寒風透過門縫襲來，杯子裡的水都結上一層厚厚的冰。他們為什麼敢這樣對我呢？因為我無權無勢，在他們眼中就是一個好捏的柿子，把我趕下去，就可以安排他們的子女進來。
德國數學家莫比烏斯（August Möbius）和約翰・李斯丁（Johann Benedict Listing）發現：把一根紙條扭轉180度後，兩頭再黏接起來做成的紙帶圈，具有魔術般的性質，它也被稱作莫比烏斯環。如果在莫比烏斯環中，你從任意點出發，繞半圈後你認為自己已經繞了另外一面，但如果你繼續前進，你會發現你又回到了原點，因此在某種程度上它可以說是一種死循環模式。它帶我們的社會學意義就是階級固化。
三和大神不是不想努力，而是有時努力了也沒有用，最後還是走回原點。像筆者一樣努力，最後不還是竹籃打水一場空，我們都走不出中國的莫比烏斯環。
底層互害還是互愛
分形幾何（Fractal geometry）的發明人曼德勃羅（Benoît B. Mandelbrot） 說分形幾何是大自然的幾何學。它的第一大特點是自相似。例如，一棵樹是分形結構，樹幹、樹杈、樹枝不斷細分下去，任何一個局部的結構，都與整棵樹相似；分形結構的第二大特點是永遠可以細分下去。無論一個多麼微小的局部，把它放大，就能看到更微小的局部。如果我們把「分形」這個概念適度拓展，也可以用來描述社會現象。
對處於社會末梢的人士來說，進入體制內標誌著實現了向上流動，變成人上人了。殊不知，無權無勢的人進入體制內依然位於生態系統的末梢，從本質上來說，筆者當年和工廠工人一樣都是底層受壓迫的廉價勞動力，當然在工廠的社會生態裡，也有頂端和末梢之分。
工人「挑戰失敗，提桶跑路」的原因除了上面提到的黑廠、黑仲介、吃「豬食」，還有一個重要的人際關係因素。中國工廠有著嚴格的等級制度，自1956年起，中國建立了「八級工資制」，如今各企業雖不統一實行此制度，但是等級壁壘分明，普通工人、工頭、車間主任的工作服、工號牌都是有所區隔的。
工友之家網站上的一篇題為〈等級制度輔助階級制度：工廠工人的生活寫實〉的文章寫道：「食堂做飯也要分等級，每次吃飯前食堂工作人員首先給領導們準備好飯菜，接著才能為下面的員工打飯，老闆和廠長頓頓四菜一湯大魚大肉，普通員工只有少少的一葷兩素。」長期在這樣的等級觀念灌輸下，再小的幹部都會養成特權意識，工廠裡老員工欺負新員工的現象十分普遍。比如老員工故意把一些產品弄壞然後在車間裡大聲喊：「某某，你怎麼搞得，產品都成這樣了你還站著不動！」故意讓主管聽到然後罵他，以此來取樂。
1927年至1932年期間，美國哈佛大學心理學教授埃爾頓・梅奧（Elton
Mayo）帶領學生和研究人員在西方電器公司位於伊利諾州的霍桑工廠進行的一系列心理學實驗。他們發現工廠内存在自然形成的「非正式組織」，它的作用是對內控制其成員的行為，對外則為了保護其成員，使之不受來自管理階層的干預。梅奧繼而又提出了「社會人」的觀點，他認為人是有思想、有感情、有人格的活生生的「社會人」，人不是機器和動物。作為一個複雜的社會成員，金錢和物質雖然對其積極性的產生具有重要影響，但是起決定因素的不是物質報酬，而是職工在工作中發展起來的人際關係。結合梅奧的「非正式組織」和「社會人」觀點，就不難解釋一些工廠
為什麼留不住人。
那些工廠裡的幹部，很多人一開始也是普通的工人，他們也曾經被以前的老員工欺凌，這種底層互害的現象一直在循環反復，還不單單存在於工廠之內，有些黑仲介就是由三和大神拉大旗作虎皮。
傑克・倫敦（Jack London）的《白牙》（White Fang）裡有這麼一句話：「先生，它是從地獄裡活過來的，您不能指望它是個潔白無瑕的天使。」 我們也不能從道德層面上去對三和大神這樣的底層人物作過多的苛責，誰知道他們是怎麼活下來的呢？
1935年美國大蕭條時期，在紐約一個窮人區的法庭上，一位老太太因偷麵包被告上法庭。
法官問她：「你偷麵包是因為飢餓嗎？」
老太太說：「是的，我需要麵包來餵養我那三個失去父母的孫子，他們已經幾天沒吃東西了。」
老太太此言，引起旁聽席上一片低聲議論。
法官說：「雖然你很值得同情，但我必須秉公執法。你有兩種選擇，處10美元罰金或10天拘役！」
老太太一臉痛苦：「法官大人，我願接受處罰。如果我有10美元，就不會去偷麵包了。如果選擇拘役10天，那我三個小孫子誰來照顧啊？」
這時，有人看不下去了，從旁聽席上突然站起一個男人，直徑走上前臺給老太太深深鞠了一躬，說：「請你接受10美元的判決吧。」說著，他轉身面向其他人，掏出10美元，摘下帽子放了進去，大聲說：「各位，我是現任紐約市市長拉瓜地亞（Fiorello La Guardia），現在，請諸位每人交50美分的罰金，這是為我們的冷漠付費，以處罰我們生活在一個要老祖母去偷麵包來餵養孫子的城市。」
三和大神的圈子不乏傳奇，讓我們看到底層不僅有互害，也有互愛。三和「女神」紅姐，因為經常穿紅色外套，久而久之大家都叫她紅姐，在三和，你要是沒修過紅姐就不配稱為三和大神。有網友形容：「紅姐是以肉身度凡人的活菩薩，經常救濟大神，給大神發10塊紅包，要知道以前她收費都是15塊一次。」
雙豐麵館4元一碗的「掛逼麵」是大神日常生活的標配，裡面有不超過5根的青菜，視運氣存在的肉絲，幾把掛麵，一份湯水。老闆開店十年未曾漲價，有人問他為何不漲價，他說：「這群人就像是瞎子在過河，他們已經過了一半了，總要有一個人拉他們一把，把他們給拽回來，哪怕只有1％的幾率。我在這裡賣麵條，也是想幫幫他們，這些人生下來都是好娃娃，只是這個地方改變了他們。」
上流階級從來不擔心底層互害，因為底層人像一群螃蟹在籠子裡相互扯後腿，最後沒有一只能逃出升天。而底層人士如果相親相愛，團結一致，那麼用馬克思（Karl Marx）的話來講「失去的不過是鎖鏈，得到的將是全世界。」當一個早已不信奉馬克思主義的政黨，繼續向年輕一代灌輸共產主義的暴力革命，有一天自己卻非常可能變成被革命的對象，你說這是不是一種莫大的諷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