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抗疫”話語權之爭的謬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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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永年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教授
在本土冠狀病毒疫情基本得到控制後，中國政府宣佈向那些需要中國幫助的國家和世界衛
生組織、非盟提供援助，包括檢測試劑、口罩、防護服、呼吸機等。這屬必然。
疫情在世界各地橫行，各國政府忙於應付抗疫，需要大量的抗疫物資。因為很多西方國家
基本上已經把很多生產鏈轉移到國外，不再生產附加值不那麼高的醫療物資，或者產能不
足，疫情到來的時候，也不可能馬上把生產線轉移到國內，恢復生產，因此只能向國外採
購。而中國剛好是世界工廠，具有龐大的產能。中國在疫情期間已經開始大量生產醫療物
資。現在中國本身疫情控制下來，自然就可以支援其他國家來抗疫了。
中國出口大量醫療物資，儘管是各國之迫切所需，但西方對中國的外援反應強烈，大多持
批評甚至指責的態度。一些西方媒體在中國醫療產品的質量上大做文章，挑些毛病對中國
發難，認為中國出口劣質醫療產品。一些國家的醫療管理機構甚至不批准中國的產品。總
體上看，西方內部精英之間就中國對他們國家的支援，不僅沒有共識，反而加速分化。在
很多西方精英的眼中，中國對外援助變成了“口罩外交”“影響力之爭”和“地緣政治之
爭”了。
冠狀病毒在無情擴散，每天有大量的人口群體被感染，有大量的病人死去，“死亡”成為
了世界各國的共同敵人。也就是說，人類因為冠病而上演著一場全球性的人道主義危機。
疫情中心從中國轉移到了美國和歐洲，並且在迅速地向南方延伸。歐美是世界上經濟最發
達的地區，並且醫療體制和公共衛生體系也很發達。
疫情在歐美都造成了如此深刻的人道危機，一旦到了那些貧窮和公共衛生體制能力低下的
國家，情形不堪設想。病毒沒有邊界，沒有任何個人、任何社會、任何國家能夠獨善其身
，唯獨合作才是出路。今天，一個重要的問題並不是哪一個國家控制住了疫情，而是哪一
個國家沒有控制好疫情。只要有國家沒有控制好，病毒照樣會擴散到全球，這只是時間問
題，而非可能性問題。
如果一方需要他人幫助，也樂意接受他人幫助，而另一方願意幫助，也有能力幫助，這便
是一個明顯的雙贏格局。但為什麼會出現今天這樣令人費解的局面呢？
在國際舞台上，好像沒有任何事物是沒有政治性的。應付冠狀病毒演變成了國家間的權力
之爭並不難理解。這確切地表現在中國和西方的關係上。今天人們所看到的世界體系是西
方確立起來的，舞台上的主角一直是西方國家。現在西方諸國因為疫情自顧不暇，忙於抗
疫，好像只有中國在這個本來屬於他們的舞台上活動。這使得很多國家感覺自身的失落。
“國家利益”高於一切
被視為行為科學界的達爾文的哈囉德‧拉斯韋爾（Harold Lasswell），把政治定義為“
誰得到什麼？什麼時候和如何得到？”（“Politics：Who Gets What，When，How”）。
西方政治人物的考慮，顯然不是如何通過國際合作有效抗疫；相反，他們的首要考慮是這
場冠病戰爭中誰會獲得最多；或者說，他們的問題是：誰是贏家，誰是輸家？
冠病疫情這樣深刻的危機，並沒有絲毫改變政治人物的態度。對這些政治人物來說，“國
家利益”高於一切。這不光是針對中國，一些西方國家針對內部問題也經常抱這個態度。
因此，美國黨派之間曾經爭論是抗疫重要還是維持經濟生活重要，很多保守派提倡用犧牲
生命來保經濟，而英國首相約翰遜則倡導“群體免疫”。
美國政治人物擔憂的是疫情是否會導致美國的最終衰落。曾經在歐巴馬時期任東亞及太平
洋事務助理國務卿的坎貝爾（Kurt M Campbell）和學者杜如松（Rush Doshi），最近在
《外交事務》上發表文章，把這一點說得很清楚了。他們指出：“美國過去70多年來建立
國際領導者的地位，不單是因為其財富和實力，更重要的是美國國內管治、全球公共物品
供應、有能力和願意集合和協調國際力量去應對危機所帶出的認受性。”
不過，這場大流行“考驗美國領導能力的全部這三個要素，但到目前為止華盛頓並不合格
，在其步履蹣跚時，北京正在迅速而熟練地採取行動，利用美國失誤而造成的缺口，填補
其空缺，把自己呈現成應對這場大流行的全球領導者。”
他們擔憂，中國通過在大流行病中對其他國家的幫助，試圖建立新的基準，把中國塑造成
為不可或缺的強國（essential power），並以此和各國建立關係。這已經明顯表現在中
國與日本、韓國聯合應對疫情，向歐盟提供重要衛生設備的行為上。美國更應當擔心的是
，儘管其歐洲盟友並沒有公開批評川普政府，但在一些關鍵問題上，美國的盟友已經不是
和美國站在同一戰線上了，例如是否採用華為技術和伊朗問題。
如果英國1956年奪取蘇伊士運河的行動，標誌著大英帝國的最後衰落，如果美國繼續這樣
下去，冠狀病毒大流行將會是美國的“蘇伊士時刻”。
這樣的擔憂並非只有美國存在，而且已蔓延到整個西方。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傅
雷利（Josep Borrell）3月23日在歐盟對外行動署網站上，發表一篇題為《冠狀病毒大流
行及其正在建立的新世界》的文章，從地緣政治的角度來審視中國外交，對中國在抗擊冠
病疫情期間的“慷慨政治”發出警告，敦促歐盟國家準備好迎接一場“全球話語權之戰”
中的“影響力之爭”。他認為，中國有針對性地幫助某些國家，給他們提供抗擊疫情物資
以“展示團結和友誼”。
傅雷利說：“一場全球性話語權之戰正在進行”。中國通過大舉幫助歐洲，“在大張旗鼓
地傳遞一個信息，那就是，與美國不同，中國是個負責任和可靠的夥伴”。這位作者警告
說：“對於歐洲來說，我們能肯定的是，隨著疫情的暴發和我們應對疫情的進展，人們的
看法會再次改變。但是我們必須明白，這其中有地緣政治的成分，包括通過杜撰和‘慷慨
政治’來爭奪影響力的鬥爭。有了事實，我們須要保衛歐洲不受誹謗者的攻擊。”
當意大利和塞爾維亞等國向歐盟求救時，德、法等歐盟大國都感到無能為力，無動於衷，
因此這些國家只好轉向中國，中國也及時地提供了援助。但當這種“地緣政治論”被炒熱
之後，德國和法國領導人也出來表示關切，並且聲言要幫助意大利等國，以維護歐洲的團
結。
美國和整個西方顯然沒有自我反思能力。正如一個國家的外部影響力是其內部崛起的外部
反映一樣，一個國家的外部衰落也是其內部衰落的反映。簡單地說，英國的衰落並非因為
美國的崛起，或者美國的衰落並非因為中國的崛起。
美國在國際舞台上領導力的衰落，不僅僅是因為其內部問題，更是因為它成為唯一的霸權
之後開始實行單邊主義。自“九一一反恐”開始，美國因為實施單邊主義，就已經和其歐
洲盟友漸行漸遠。之後的很多年，因為美國在國際舞台上擴張過度，不得不作收縮戰線的
調整。尤其在川普上台之後，美國急速地從各種國際協議中退出，在“美國優先”思路的
主導下，美國已經不能在國際舞台上扮演領導者角色了。
歐盟也一樣。歐盟在很長時間裡被視為是不僅是歐洲的未來，更是人類區域合作的典範。
但歐盟的衰落甚至遠比人們想像的快。這些年來，英國脫歐，歐盟成員國抱怨四起。這次
冠病疫情更是顯露出歐盟的軟肋。人們沒有看到歐盟共同體的存在，只感覺到歐洲回到了
絕對主權的時代，各國顯露出極端的自私性。成員國之間的合作精神蕩然無存，內部右派
民粹主義的崛起更是增加了合作的困難。德國不僅沒有力量向意大利提供幫助，反而截留
了本來要運往其他歐洲國家的抗疫物資。
意大利等國並非有意和歐盟作對，這些國家只是在向歐盟求助無望的情況下轉而救助中國
。再者，中國和意大利或者歐洲其他國家的合作，並沒有任何地緣政治的考量。中國的地
緣政治重心永遠在亞洲，和歐洲的關係充其量不過是經貿關係罷了。所謂的“地緣政治”
之爭，無疑是西方文化的想像力。
中國自己的言行也讓人誤解
導致美國（西方）內部衰落更重要的原因，則是上世紀80年代以來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
所導致的資本主義的異化。在資本的主導下，意在塑造國際勞動分工的全球化，把西方諸
國產業大多轉移到了其他國家。儘管國際勞動分工有助於提高勞動生產率，但導致了西方
內部經濟和社會的分離。經濟本來是嵌入社會的，但現在經濟活動高度國際化，沒有了主
權性質，更不是社會所能控制的。美國和西方國家這次抗疫如此無能，不僅僅是因為治理
體制的緣故，更是因為這些國家已經不再生產簡單的醫療物資。
美國高度依賴中國的醫療物質供應，80%的醫療物質來自中國，97%的抗生素來自中國。歐
洲和其他主要資本主義國家也如此。中國作為醫療物資生產大國有意願有能力，並且有道
義上的必要性來幫助其他國家，這再也正常不過了。但西方諸國又恐懼於中國的醫療物資
，會影響本國人民對中國的看法。西方政治人物對意識形態的著迷，使得他們對自己的老
百姓失去了自信。
如果說美國和西方的意識形態偏見、對地緣政治影響力的擔憂等因素，導向了它們對中國
的錯誤認知，中國本身是否也有可以檢討的地方呢？
實際上，在中西之間根本不存在西方所說的“話語權”之爭，因為中國從來就沒有確立過
自己的話語權，中國所做的只是對西方話語權的回應。一個文明大國進入了國際體系，但
從來就沒有建立起自己的國際話語體系，人云亦云，步人後塵。因此，中國被西方誤解，
自己的言行也讓人誤解。
這個問題並非因冠病疫情所引起，只不過疫情再次把這個問題暴露了出來。例如，中國的
“一帶一路”和東歐國家的“16+1機制”等，根本不是地緣政治項目，而僅僅只是商貿交
往。但受西方話語影響，中國本身的學者也把此視為是中國領導世界的路徑，官方的“倡
議”概念被轉化成為“戰略”的概念。同時，也受西方影響，不管具體情況，到處濫用“
多邊主義”方式，使得中國和西方的“團團夥伙”趨同。
這次冠病發生以來的行為也一樣。中國應當以什麼樣的一種精神進行外交呢？沒有人會否
認，冠病病毒已經導致了一場全球範圍內的人道主義危機，並且隨著病毒的到處擴展，危
機在加深。如果明了這場危機的性質，如何進行外交也就明了了，即這是一場意在緩解人
道主義危機的外交。
其實，中國本身能夠在很短時間裡控制住疫情，也和領導層把老百姓的生命放在第一位有
關。如此大規模地封城、封省、斷航，肯定會影響國民經濟的正常運行，中國實際上也遭
受了巨大的經濟損失，但領導層仍然果斷地這麼做了。抗疫優先還是經濟優先？這在中國
沒有成為問題。類似“佛系抗疫”或者“群體免疫”這樣的概念，更不會出現在中國的政
治話語上。
但很可惜，人們並沒有把這個大好的機遇利用起來，把中國本身的話語建立起來，官僚機
構、媒體、社會訴諸於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精神，和西方以牙還牙，爭鋒相對，結果還是
被西方牽著鼻子走，糾纏在一些非本質性的問題上。很多人以為這樣做至少在語言上佔了
優勢。不過，語言不是話語，聲音很響，但話語全無。更為重要的是，這種語言戰有效地
消耗了中國從行動上所贏得的國際信譽和信用。
冠病無疑正在成為改變世界歷史進程的事件。中國如何在這個進程中定位自身，離不開自
己話語的塑造。因此，不要以為自己已經擁有了話語和話語權，這個艱巨的任務仍然是中
國所面臨的最大國際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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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國際輿論定罪
節選自https://www.guancha.cn/zisi/2020_04_22_547812_s.shtml
從歷史上看，自從有了國際輿論，就有了國際輿論定罪這一配合帝國主義行徑的侵犯行為
。由於最早的國際傳播完全掌握在西方國家手裡，所以國際輿論定罪也就成了西方國家實
施帝國主義政策的專用配套工具。先動用輿論進行定罪，再動用武力興師問罪，成為了一
個固定套路。
1870年，法國哈瓦斯通訊社、英國路透社、德國沃爾夫社和美國美聯社通過簽署“聯環同
盟”（Ring Combination），將世界新聞的採訪與發佈劃分為四大勢力範圍，國際輿論這
個事物應運而生，西方列強對國際輿論的壟斷也隨之確立。自此之後，國際輿論就長期掌
握在了西方手裡，除了前蘇聯時期曾一度打破其壟斷，形成為兩極格局。冷戰結束後，雖
然出現了基於互聯網和新媒體的多極化局面，但美西方仍然憑藉其超強的綜合實力引領新
媒體發展並繼續成為國際輿論的主導者。
國際輿論對於美西方全球霸權的不可或缺，是無論怎樣強調都不過分的，尤其是包含在國
際輿論中的“自由定罪權”。這種享有近乎絕對自由的定罪權，功能極強，一方面可以給
想要打擊的對象隨意加上任何一個說明它應該被打擊的罪名，另一方面還可以把自己的嚴
重犯罪行徑掩蓋起來或者輕易轉移到別人身上。
二戰之後的歷史中即包含了大量撲朔迷離的國際疑案——“鐵幕”和“冷戰”論是如何出
籠的？日本是如何脫罪的？美國出兵朝鮮半島、出兵印度支那、兩次海灣戰爭，這幾次戰
爭的發動理由都是如何製造出來的？1984年尼加拉瓜因為遭受美國支持的恐怖襲擊將美國
告上國際法庭時，美國是如何從中脫身的？2000年南斯拉夫入稟國際法庭指控英國、法國
、德國、意大利、比利時、葡萄牙、荷蘭和加拿大八個國家違反國際準則“向一個主權國
家使用武力”，北約又是如何全身而退的？
可以肯定，如果沒有對國際輿論的控制和對“自由定罪權”的壟斷，以上事件的事實真相
恐怕全部都要反轉，其中的是非對錯也全部都要顛倒，而真正的罪犯到底是誰也將大白於
天下。但可悲的是，由於美西方的一手遮天，這一天並不會到來。
給真正的罪犯脫罪，給西方的對手定罪，全靠對於國際輿論的掌握。所以這並不只是話語
權誰強誰弱這麼簡單，一旦涉及到脫罪和定罪的問題，則攸關一國之命運。
就當前形勢而言，因新冠肺炎導致的死亡人數，在美國本土上以每天一個“珍珠港事件”
（死亡2403人）的速度增加，同時經濟和社會也都在遭遇歷史上空前程度的重創。這對美
國來說，成了一個大大超出其歷史經驗範圍的極端事件。
美國的歷史經驗，主要是關於如何導致他國遭遇重創以及如何從他國遭遇的重創中獲利這
方面的，而反過來的歷史經驗，即美國自身遭遇重創、他國從中獲利的情況，基本沒有。
如果不考慮西方國家內部的衝突，那麼從世界範圍內看，近代以來的整個西方也是一樣，
大多數時期都是給非西方國家造成重創並從中獲利，而很少有西方自身遭遇重創、非西方
國家從中獲利的情況。
直到近年來中國高速崛起之後，才有了中國屢屢獲利、美西方自認為吃虧這種顛倒的情況
發生。
及至本次疫情，如果正如當前形勢所預示的，中國率先結束疫情、率先開放經濟甚至率先
挽回了損失，而美西方不僅遭遇了遠比中國嚴重多少倍的重創，並且從此之後在越來越多
的方面落後於中國，導致中國開始從穩定的領先優勢中持續獲利，那麼，的的確確就是自
西方崛起為世界霸權之後的第一次了。對整個西方來說，就是史無前例了。
在這種情況下，“自由定罪權”這個百戰百勝的輿論“大殺器”還會留著不用嗎？
這就是中國在最近幾週遭遇到的輿論衝擊波。應對這種“自由定罪權”衝擊波，中國靠擺
事實、講道理是解決不了問題的，因為對方打的恰恰就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的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