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西班牙：新冠疫情在政治內耗中走向失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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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和西班牙是歐洲新冠疫情的重災區，而且疫情爆發密切相聯。意大利一向以醫療水平高著稱，尤其是北部的倫巴第大區，不僅是意大利的經濟中心，而且是醫學中心。但是，令世人大跌眼鏡的是，新冠肺炎第一個攻破的歐洲國家就是意大利，而疫情最為嚴重的恰恰是倫巴第大區。倫巴第大區的疫情輸出直接推動了西班牙疫情的爆發。兩國的疫情也直接影響了葡萄牙、希臘和克羅地亞等南歐國家新冠疫情的爆發。
有一些學者認為，意大利和西班牙新冠疫情大爆發和公共衛生體系的缺陷有關。誠然，和德國奧地利相比，意大利和西班牙的醫療衛生狀況偏弱，但是，兩國醫療健康事業在全球排名並不低。
根據英國醫學雜誌《柳葉刀》發布的2019全球醫療質量和可及性排行榜，針對32項評估指標計算出具體醫療質量和可及性指數（Healthcare Access and Quality Index），意大利排第9位，西班牙排第19位。這個排行榜在一定程度上說明意大利和西班牙的醫療水平位居世界前列。就意大利而言，疫情最嚴重的倫巴第大區恰恰是全國經濟最發達、醫療水平最高的地區。因此，很難將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嚴重疫情完全歸因於醫療衛生體系。
回顧整個疫情的演變過程，我們可以發現，導致疫情大爆發並蔓延的根本原因是兩國政治結構不平衡引發的不穩定。這種不平衡、不穩定具體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缺乏穩定的中央政府
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政治制度具有高度相似性，都是多黨競爭的議會民主制度，但是並不是穩定的兩黨制，一個政黨很難獲得議會絕對多數單獨組閣，往往要通過和其他政黨聯盟實現組閣，這種政黨聯盟往往並非志同道合的攜手，而是利益勾兌的結果。
意大利的政黨制度原先並非如此。從1944年開始，意大利主要執政黨是右翼政黨天主教民
主黨（簡稱“天民黨”）。天民黨有時也會和其他政黨聯合組閣，但實質上是長期一黨執
政。意大利二戰以來最大的反對黨是共產黨。這種兩極結構比較穩定，但也造成政治體制
僵化而腐敗。1991年，在東歐劇變和戈爾巴喬夫“新思維”影響下，意大利共產黨改組為
左翼民主黨。1994年，天主教民主黨因為腐敗問題分崩離析。兩大黨的消失也帶動其他政
黨的崩潰和重組，意大利政壇進入列國紛爭階段，雖然逐漸形成中左聯盟和中右聯盟，但
是聯盟關係不太穩定。意大利政壇近年出現一股新的政治力量“五星運動”（Five Stars Movement），這是一個典型的網絡時代出現的民粹主義政治運動，異軍突起，聲勢驚人。但是，五星運動政治面貌相當複雜，以反對移民、排外和疑歐派而著稱，通常被歸為右翼民粹主義，目前是議會第一大黨。
2018年5月，意大利議會出現僵局，新政府難產，五星運動和北方聯盟主導的中右聯盟經過反复磋商，提名羅馬大學法學教授孔特擔任總理。孔特原來一向投左派的票，被暱稱為“人民的律師”。在這個討價還價的過程中，起關鍵作用的是“五星運動”當時的領導人迪馬約。孔特成功組閣後，他領導的內閣被輿論稱為“現代歐洲第一個民粹主義政府”。2019年，北方聯盟對孔特提出不信任案，五星運動與不得不與中間偏左的民主黨組建新政府，再度推舉孔特為總理。
在孔特內閣中負責防控疫情的是衛生部長羅伯托·斯佩蘭扎。斯佩蘭扎出生於1979年1月，大學本科主修政治學專業，博士主攻歐洲地中海史，曾擔任意大利“左翼青年”組織的全國領導人，該組織是意大利左翼民主黨人黨的青年組織，該黨的前身是由共產黨改組而來的左翼民主黨。在新冠疫情爆發和蔓延期間，斯佩蘭扎主張採取嚴厲措施，隱約展現出列寧主義的政治素養。迪馬約則在第二屆孔特內閣中出任外交部長。在這樣一個左右共存的政府中，自然矛盾重重，而孔特是政治妥協的產物，處處受制於人。
2月19日，意大利出現本土“一號病人”，中央政府迅速應對。22日，中央政府發布命令，對北部11個城鎮超過五萬人進行隔離，並關閉12個城鎮的學校，叫停有關公共活動。25日，倫巴第大區首府米蘭市宣布，該市的酒吧、咖啡館、舞廳等營業場所晚6時後一律禁止營業。但是，內閣的措施並沒有得到執政聯盟的支持。意大利拉齊奧大區主席、執政黨民主黨領袖津加雷蒂專門前往米蘭，和黨內多位政治人物到街頭集體喝酒歡聚，強調米蘭很安全。迪馬約對防控措施也有保留意見。這妨礙了有關措施的貫徹，成為意大利疫情防控的轉折點。
在西班牙，主要的全國性政黨是左翼的工人社會黨和右翼的人民黨，從1982年以來實行兩黨輪流執政。但是，這種局面最近幾年被打破。2014年，1978年出生的政治學家巴勃羅·伊格萊西亞斯·圖里翁創立了左翼民粹主義政黨“我們能”（Podemos），很快成為西班牙第三大政治勢力。本屆內閣是工人社會黨和“我們能”聯合組閣。但是，這種聯合內閣的弱點在緊急狀態宣布前的政治博弈中暴露無遺。
3月14日，西班牙內閣召開會議，討論全國是否進入緊急狀態。伊格萊西亞斯副首相正處於隔離狀態，但堅持參加內閣會議，對執行緊急狀態命令的人員名單提出不同意見。執行緊急狀態命令的閣僚包括國防部、內政部、交通運輸部和衛生部的大臣，都屬於工人社會黨。伊格萊西亞斯副首相希望將本黨同志加入緊急狀態執行團隊名單，雖然最後結果還是按照工人社會黨的意見辦理，但是會議拖延很長時間，導致封國決定姍姍來遲。
在危機關頭，決策層不能夠集中精力做出決定，猶如戰爭期間失去戰機一樣，損失不可估量。
二、地方主義氾濫
意大利和西班牙雖然都不是聯邦制國家，但是實際運行都像聯邦制，某些地區還有分離主義傾向。
1870年統一後，意大利王國實行中央集權制，並在墨索里尼統治時得到強化。1948年實施的意大利共和國憲法授予大區一定自治權。但直到1970年舉行第一次大區選舉，自治權才得以落實。大區雖然享有一定的立法和行政權，但是受到中央政府節制。2001年，意大利進行憲政改革，修改憲法第114條，原條文“共和國分為區、省、市”被修改為“共和國由市、省、特大城市、區和國家組成”，將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並列。2001年憲政改革擴大大區的立法權，允許大區有獨立制定基本法的權力，將意大利進一步推向聯邦化方向。
歷史上的西班牙和意大利一樣，都是散裝國家，直到1479年才有一個共同的國王。1700年
，波旁家族統治西班牙後，不斷加強中央集權。1833年，西班牙被劃分為49個省（現為50
個），作為貫徹中央政策的紐帶。佛朗哥統治期間，中央集權發展到登峰造極的程度，中
央政府掌握公共開支的85%。作為對佛朗哥獨裁統治的反動，1978年憲法在中央集權和地方
自治兩者之間力求平衡，在50個省的基礎上建立17個大區（又稱自治共同體）。大區擁有
自己的議會、行政機構和高等法院，負責管理學校、高等教育、衛生、社會服務、文化與
城鄉發展。尤其在財政分配方面，大區的比重越來越大。僅僅過了大約四分之一世紀，中央、大區和大區以下地方政府的稅收分配比例達到50：35：15，如果除去社會保險，分配比例達到30：50：20。
而且，兩國都存在地方分離主義傾向。意大利北部一直存在分離主義運動，不少威尼斯人就希望恢復威尼斯共和國的光榮。在西班牙，加泰羅尼亞和巴斯克則是代表。2017年10月1日，加泰羅尼亞大區舉行獨立公投。大區當局當晚宣布，共有42.3%選民參加公投，90%支持獨立。
意大利和西班牙的這種不是聯邦制近似聯邦制的製度安排，一方面要求中央政府繼續履行職責，同時又擴大大區一級行政區的權力。在緊急狀況條件下，中央政府和大區政府以及大區政府之間意見不一，政策效果勢必大打折扣，這在新冠疫情中充分暴露了出來。
3月初，意大利疫情急劇蔓延。3月8日，內閣不得不採取更加嚴厲的措施，將隔離區擴大到意大利北部更大的範圍，受影響人口超過1600萬。這些隔離措施是中國大陸以外最嚴厲的政策。但是，命令生效之前就被洩露。當地時間3月7號凌晨，CNN在其網站上發布了有關意大利將執行封鎖令的新聞，還在該新聞中稱，來源正是倫巴第大區的新聞辦公室。很多生活在即將被隔離區域的人得知消息後紛紛逃離。意大利中央政府和孔特總理對疫情的反應不可謂不迅速，但是意大利的憲政結構決定了中央政府很難在公共衛生領域指揮各級地方政府，某些地方政府還可能公然拆台。
而在西班牙，3月8日婦女節大遊行後，疫情也出現急劇蔓延，迫使政府不得不採取更加嚴
厲的措施。當地時間3月14日晚，經過七個小時會議，西班牙政府正式宣布國家進入緊急狀
態，並在全國范圍內實施限制措施15天，成為繼意大利後歐洲第二個實施“封國”的國家
。西班牙政府命令人們在未來兩週內呆在家裡，除非他們不得不購買食物和藥品、上班或
去醫院。但是，該法令於3月14日下午洩露，加泰羅尼亞和巴斯克兩個大區的政府聲稱，中
央政府的措施可能會破壞其自治權。桑切斯首相號召西班牙17個大區通力合作應對新冠疫
情。由於西班牙政府“封國”命令是在宣布後的第二天實施，很多人從疫情最嚴重的馬德里出逃，帶動一波病毒擴散。《柳葉刀》2020年3月18日的一篇文章委婉批評，西班牙衛生部下屬衛生警戒與緊急事件協調中心是一個協調中央和大區政府的機制，然而這個機制並沒有保證不同政府的措施得到充分協調，各大區政府依舊自行其是。
在疫情面臨大規模擴散的關鍵時刻，兩國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互不買賬，地方政府之間無法協調，最後天倒大家滅。
三、利益集團干擾疫情防控
西方現代民主政治並不是民主的字面含義“人民的統治”，而是多元民主，即利益集團通
過一定程序，包括投票、選舉、媒體和遊說等，對公共決策施加影響。人民的選票並不是
最關鍵的，影響力最大的是利益集團，政客不過是利益集團的代表。當然，擁有優勢資源
的利益集團對政治的影響更大，甚至具有決定性。因此，說多元民主是資產階級民主也是
有道理的。或者說，現代西方民主是資產階級佔據優勢的多元民主。
2月底，意大利米蘭等地放鬆防控措施的直接原因是承受不了來自某些行業的壓力。旅遊業佔整個意大利經濟比重的12%，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每年的2、3月，正是意大利北部阿爾卑斯山區的滑雪季節。一旦對意大利北部哪怕是某些地區進行封鎖，勢必重創當地經濟。
而在西班牙，利益集團對疫情防控最大的影響體現在3月8日婦女節大遊行。
據媒體報導，3月2日，西班牙情報機構曾建議，取消3月8日婦女節慶祝等大型人群聚集活
動，但被否決。3月4日《世界報》報導，西班牙衛生部認為，意大利的情況不可能在西班
牙重演。3月7日，西班牙衛生部緊急事務管理中心主任西蒙在新聞發布會上表示，婦女節
示威遊行只是一場國內的遊行活動，不會有來自疫情嚴重國家的人員參加，病毒傳播風險
並不大。3月8日，婦女節大遊行如期舉行，全國共舉行了850場遊行，馬德里市當天參加遊
行的人數達到12萬（一說35萬）。西班牙平等事務大臣艾琳·蒙特羅在接受西班牙國家廣
播電台採訪時表示，平等部需要解決的是讓女性生活得更好，因此她積極推動並參加了馬德里12萬人大遊行。3月8日婦女節大遊行成為西班牙版本的“萬家宴”，此後，西班牙疫情形勢一發不可收拾。
西班牙政府不顧警告，一味“政治掛帥”，忽視疫情防控，放縱婦女節大遊行，犯下千秋
大錯，也是出於某些政客的需要。某些政客的舉措與其說旨在爭取婦女權利，不如說為了
博取女性選民選票。桑切斯首相組過兩次閣，第一次是2018年6月7日至2020年1月13日，由
工人社會黨單獨組閣，包括桑切斯在內一共18人，11人為女性，號稱“女性主義內閣” 。
第二次組閣從2020年1月14日開始，由工人社會黨聯合左派政黨“我們能”組閣，包括首相桑切斯在內一共23人，其中5位屬於“我們能”，12名男性，11名女性。和西班牙右翼政黨討好男性選民相反，西班牙左翼政黨熱衷討好女性選民。因此，3月8日的婦女節大遊行對一些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由此可見，防控風險和應急管理的重大關頭，要堅決排除某些利益集團的干擾，不能為短期的政治經濟利益所迷惑。
綜上所述，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疫情之所以出現大爆發和蔓延，直接原因是國內的政治結構
造成的，其政治結構引發的不穩定禁不起全球化帶來的非傳統風險的挑戰，新冠疫情在不
斷的內耗中走向失控。
餘論：左翼政治傳統復甦
西班牙是具有長期左翼政治傳統的國家，這種傳統在防控疫情中再次表現出來。3月15日，
西班牙負責處理緊急狀態事務的四位閣僚，即衛生、國防、交通和內政的大臣長召開聯合
發布會，宣佈如有需要將接管私人醫療機構。西班牙軍人在為護理院消毒時，發現很多被
遺棄的老人，有的甚至死在床上。3月24日，政府接管所有私人養老院。通過一個多月的封國措施，四月中下旬，西班牙疫情防控形勢趨於穩定。而在國難當頭之際，一向內訌不斷的意大利一掃舊日陰霾，呈現出舉國團結、眾志成城的面貌。
人們欣慰地看到，意大利人民放下陳見，共同對抗新冠疫情。英國BBC3月17日的報導指出
，意大利媒體的主旋律發生變化，初期的對攻、指責已經不再佔據頭條版面，取而代之的
是一種共識——意大利面臨“最黑暗的時刻”、“世界都在看著我們”。北部封城不久，
南方醫院即派出醫療小組前往增援，長期以來的南北矛盾在國難面前退居第二位。愛國主
義和英雄主義情緒也在危難時刻爆發。在社交媒體上，我們可以看到，意大利人民唱起了
國歌和Bella Ciao，很多人在窗戶和陽台上掛起國旗。Bella Ciao 是二戰時期意大利共產
黨游擊隊的歌曲，在歐洲社會主義運動中的地位可能僅次於《國際歌》。並且，中央政府也得到越來越多的支持。4月，意大利皮耶波利（Piepoli）研究所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自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以來，意大利民眾對政府的信任和支持度正在與日俱增。孔特的支持率達到68%，76%的民眾對政府所採取的防疫措施給予積極評價和肯定。經過一個月的嚴厲防控措施，效果初步顯現。4月5日，意大利民事保護部門負責人、新冠病毒應急委員會專員博雷利在例行發布會上表示，意大利實施近一個月的全國管控措施正在見效。
意大利是一個具有深厚左翼政治傳統的國家，二戰結束時，共產黨是意大利最強大的政黨
，領導著人數眾多的武裝，如果不是因為美蘇妥協，很有可能奪權。1991年後，意大利共
產黨雖然不復存在，但是左翼政治力量依舊很有影響，左翼政治家在意大利政壇以各種身
份活動，並組織各種次生政黨和運動。十月革命以後，在布爾什維克黨激勵下，各國共產黨按照列寧主義原則組織起來。蘇聯解體以後，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學說在西方大學、研究所甚至文化界仍然據有一席之地，但列寧主義被歐美社會主流棄如敝履。今年是列寧誕辰150週年，列寧主義有在歐洲復興的趨勢，斯洛文尼亞著名哲學家齊澤克發表了關於列寧主義的多篇論著即為例證之一。在這次意大利防控疫情期間，我們看到了具有激進左翼背景的政治家的身影，也看到他們類似列寧主義的政治手段。這是否意味列寧主義將在意大利復甦，我們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