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陲的日常：當大馬人失望於國家的首次政變時，其實東馬沙巴人已經歷了3.5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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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出生的我，成長我在馬來西亞老牌執政黨「巫統」（UMNO）黨爭最嚴重的年份，同時也是「沙巴人的沙巴」地方主義最激昂的年代。80年代中，當西馬來西亞從世俗走向伊斯蘭化之際，沙巴州卻換走了伊斯蘭主義的政府，選了個天主教的州首席部長——拜林（Pairin Kitingan）。
1990年全國大選的提名日後，原屬執政聯盟「國陣」（BN）的沙巴州執政黨「沙巴團結黨」（PBS）突然退出國陣，與在野聯盟「人民陣線」（GR）結盟。巫統黨爭後分裂出來的「四六精神黨」（S46）由馬哈迪（Mahathir Mohammad）的勁敵東姑拉沙里（Tengku Razaleigh）所創辦。人民陣線史無前例地聯合了所有的在野黨，其中包括長期勢不兩立的「人民行動黨」（DAP）和「伊斯蘭黨」（PAS?），對馬哈迪的國陣構成了強大的威脅。
很多分析者稱，這是馬來西亞政治史上首次看見兩線制的曙光。團結黨的臨陣退出，如同在南中國海的對岸對馬哈迪插了一刀，等同於國陣在沙巴的大部分國會議席沒有參選。當年的馬哈迪越挫越勇，卯足全力動用媒體機關炒作宗教議題。
提倡伊斯蘭教優先的拉沙里前往沙巴助選時，帶上了疑似十字架的原住民頭飾（Sigar）。這畫面經媒體重複播放下，有兩個效應：嚇跑了四六精神黨的伊斯蘭主義支持者，卻嚇不了對宗教議題無感的團結黨支持者。十字架議題與伊斯蘭黨無關，在野黨選票的集中也讓該黨重奪吉蘭丹州。
那是馬來西亞第一次和「改朝換代」擦肩而過。國陣雖然少了21席，但仍執政聯邦和大部分州屬，只有吉蘭丹和沙巴屬於在野陣營。為了贏取民心，馬哈迪往中間靠攏，隔年祭出了「2020年宏願」（Wawasan 2020）。宏願的第一項挑戰最耐人尋味——不分地域與種族差異和睦共處，塑造一個忠於國家、肯於奉獻的「馬來西亞民族」（Malaysian R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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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沙巴的原住民族
1990年的半個政變所構成的宏願
站在2020年，回顧2020年宏願的政治背景，沙巴也扮演了關鍵的角色。團結黨當年的決定，算是膽大包天。對比今年2月的政變一事，面對老邁且所掌握議席不多的馬哈迪，東馬政黨也不敢為了自身利益而如此背叛。甚至，掌握眾多議席的「人民公正黨」（PKR）和民主行動黨也不敢輕易提名安華（Anwar Ibrahim）為首相人選。
換個角度，團結黨當年的背叛，其實背叛了部分國陣支持者，在某種程度而言，是「半個政變」——即未經選票同意，選擇和其他政黨結盟。當年全國大選前三個月，團結黨還在國陣旗幟下贏了四分之三的州議席。然而，它退出國陣後多贏的四個國會議席，或許合法化了民意的支持。是因團結黨當年留在國陣，其實和馬哈迪的巫統貌似神離。
拜林這位天主教首長，和團結黨的多元且地方主義，並不符合馬哈迪理想的中央集權且現代的馬來伊斯蘭主義。團結黨當年提起的《1963年馬來西亞協定》是個如臺灣228般的禁忌，足以構成「威脅內部安全」而坐牢。1969年至2012年期間所落實的全國「緊急狀態」，任何檢討該協定下東馬主權的聲音，容易被集權的首相掩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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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林（前排左三）在沙巴團結黨黨部與黨員合影。
1994年的政變與發展牌
團結黨的背叛引來了巫統等西馬政黨東渡沙巴事件，打破馬來西亞成立以來，西馬國陣成員黨不在沙巴競選的潛規則。這和2019年的土團黨（PPBM）東渡沙巴與砂拉越州似，主角仍是馬哈迪。沙巴當年的經濟與撥款被打壓，形同希盟執政時期（2018-2020）的砂拉越，主角也是同一人。
以上是我後來惡補的知識，當年我對首長拜林的記憶只有他來我讀的華文幼稚園開幕，還有大人口中的州經濟很差，但西馬經濟很好。1988年至1997年，的確是馬來西亞經濟的「黃金十年」。
因地理位置接近，我小時接觸的是汶萊廣播電視台（RTB）的卡通，陪著母親聽該電台的中文時段。1993年，馬來西亞廣播電視台（RTM）的全中文電台「第五台」（今「愛FM」）才傳入沙巴。我們一家才完全轉看和收聽「西馬的媒體」，《2020年宏願》的愛國歌曲漸漸深入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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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的那場政變，我仍記憶猶新。國陣大打「發展牌」來爭取沙巴人民對多元主義和地方主義的堅持。沙巴政壇的「九年魔咒」——九年換一次政府的魔咒（1967、1976、1985、1994）——廣為流傳。團結黨政府被認為無法搞好經濟，卻專注於憲政權益，如制定最終被聯邦法庭宣判非法的《反跳槽法》。
不少華人被發展牌所吸引，但選舉結果仍顯示團結黨以兩席之多弱勢執政。時任首相馬哈迪和副首相安華隨後收買二十位沙巴州議員跳槽。不出一個月，拜林被迫辭掉首席部長職位，間中沒有透過任何議會不信任投票或是州選舉，是未經民意或議會檢視的「後門政府」。
若無記錯，這是今年2月馬來西亞政變憲政危機的雛形。無行政實權的州元首首次自行判斷哪個陣營擁有過半議席。當時人們互通電話聊政治，街道冷清，深怕會有動亂。我在大街上隨意脫口「Katak」（馬來語「青蛙」，跳槽政客的貶稱）也會被母親遮口警告。
諷刺的是，從《反跳槽法》被推翻，到後門政府先例的開啟，1994年的加害者成了2020年的受害者。如果說歷史是個循環，那麼其中可能蘊藏著因緣果報。
2018年和2020年的政變
1994年後的沙巴經歷了國陣長期的執政，甚至被喻為「國陣的定期存款」——國陣只要投資少許的資源，人民就會報以高利息（高選票）回報。直到2018年的大選，聯邦政府首次實踐政黨輪替。但沙巴州議會的結果卻是懸持議會（hung parliament）：國陣29席，沙巴民興黨（WARISAN）和希盟（PR）的29席，還有選前中立的沙巴立新黨（STAR）2席。
立新黨由拜林的胞弟傑菲里（Jeffrey Kitingan）所領導。他在1991年因提倡《1963年馬來西亞協定》而被馬哈迪以貪污罪名無審訊地關了32個月。
他被稱為「青蛙王」，換過眾多政黨，但幾乎站在馬哈迪的對立面。2018年，傑菲里最終與國陣合作，當時的馬哈迪已是希盟的首相人選。國陣宣誓就任州政府後不到48小時，民興黨成功拉攏原先的國陣議員跳槽，組成新的州政府。這些在國陣旗幟下競選的議員明顯違背了選民的寄託。
這場憲政程序存在爭議性，未經民意或議會而出現了「雙首長」。其實，不管是1994年和2018年的沙巴，或是2009年的霹靂州變天事件（2008年馬國選舉，霹靂州政權更迭，惟隔年因三位州議員跳槽，州政權又再變天）都向馬來西亞展示了何為政變和跳槽，其中的憲政爭議都並非新鮮事。然而，大部分馬來西亞人直到2020年2月的政變才驚覺到這些嚴重性，顯然大部分馬來西亞人從未從歷史及錯誤中學習。
政變的變與不變
2020年的這場政變的部署，在2019年早已如假消息般流傳。政變前一個月，一位沙巴的同鄉朋友信誓旦旦地向我說「政變即將發生，是內幕消息」。當時我意興闌珊地回應：「要換，就換吧！」
馬哈迪重當首相後的言行，向眾人展示他重未改變。似曾相識的種族牌和宗教牌重現，「馬來人懶惰」、「客家人勤勞」、「董教總種族主義」等台詞喚醒了我的小學記憶。對我來說，種族逐漸是一種社會概念的建構，而不是先天性不可改變的存在，凡是把一群體和某種特質掛鉤，都是某種程度的種族主義。
馬來西亞人的種族和宗教觀念和當了22年首相的馬哈迪脫離不了關係。他和類似的政客因此能清楚地掌握人民的思路。唯有人民跳脫這長期被灌輸的思路，才不會被政客玩弄於手掌中，人民的利益因此才能被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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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前首相馬哈迪
2020年2月那場政變，對我來說只是過去州政變的放大版。在國家體制和公民意識未改善的情況下，很難去阻止下一場政變的可能性。人民必須自省，了解國家體制如何運作，檢視自己是否有民族優越感，是否有多重標準。
歷史的確會重複，如沙巴地方主義高漲的二十年間（1982-2002）所發生過的事，也重複在當今的砂拉越身上。但是，歷史也有變異的地方。馬來西亞的公民意識也有進步的面向。原住民、移民和難民的聲音逐漸被聽見，人們可以高談《1963年馬來西亞協定》。說不定在未來， 513事件、馬來亞共產黨、北加里曼丹共產黨等議題都可以公開討論及追究。
當今馬來西亞人對於種族或族群的想像仍非常僵硬，認為種族是先天且生物性、不能改變的分類。大家忽略了這些分類在時間和空間的維度裡，也變化多端。如60年代的鄉區馬來人的思想及實踐與當代相比也相差甚遠。若硬把先天性和生物性作為劃分標準，當今只有一個「Human Race」，那就是智人（Homo Sapiens）
要跳脫種族政治，人民首先必須打破種族觀念。要打破之前，更要彼此了解，跨文化溝通與翻譯成了勢不可擋的趨勢。2020年宏願所述說的是種種挑戰，我們或許挑戰失敗。忠於國家、肯於奉獻的「馬來西亞民族」或許遙不可及，但可以從重新了解馬來西亞，打破過去的認知框框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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