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Nuclear Family Was A Mistake
美國核心家庭結構是個錯誤
https://mp.weixin.qq.com/s/9ozWihZF4HSIA_FDln6CiA
作者： David Brooks
譯者：伍雨荷
[法意導言] 中國傳統文化中對於“大道”的施行有著這樣的表述：“老有所終，壯有所
用， 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大道的施行不僅與國家形態密不
可分，也與家庭結構息息相關。家庭結構關涉到個人的身心發展與社會的基本構成，也實
時反饋著時代的變遷與觀念的革新。大衛‧布魯克斯 (David Brooks)於今年二月在《大
西洋月刊》上發表文章《核心家庭時代是一場災難》(The Nuclear Family Was A
Mistake https://tinyurl.com/umcx3zp )，詳述了美國自十九世紀的擴展家庭向二十世
紀的核心家庭轉變所產生的一系列影響。作者指出，從擴展家庭向核心家庭的轉變意味著
對弱勢群體保護的消解和對強勢群體優勢的擴大。在經濟因素、文化因素和制度因素的推
動之下，個人生活的自由流動換來了是家庭生活的動盪不安，脆弱的家庭形式最終導致了
吸毒、自殺、抑鬱、不平等等一系列惡性現象的加劇。作者指出，對於當下的美國而言，
摒棄個人主義、復歸擴展家庭將使人們得以修復心靈的創傷、走出孤獨的陰霾，兼顧經濟
發展與內心安定的觀念也將更好地契合21世紀的社會現實和普遍價值。
或許人們在家族歷史中都曾經歷過這樣的場景：兄弟姐妹、叔叔嬸嬸齊聚一堂，在臨時擺
起的餐桌前共同慶祝感恩節。祖父母們講述著家族故事並樂此不疲，年幼的孩子睜著大眼
睛聆聽往事。晚餐後，水槽裡堆滿了盤子，孩子們在地下室裡打著壞主意，年輕的父母們
擠在走廊裡討論著計畫，老人在沙發上小睡，等待甜點上桌。（譯者註：此處有刪節）
這就是巴裡‧列文森（Barry Levinson）在其1990年的電影《阿瓦隆》（Avalon）中，以
自己在巴爾的摩的童年經歷為藍本，所描寫的家庭。一戰前後，五兄弟從東歐來到美國，
做起了牆紙生意。起初他們像經營鄉村的小本生意一樣，凡事都齊心協力。隨著電影情節
的推進，大家庭開始分裂，一些家庭成員搬到郊區以獲得更多的隱私和空間，兄弟中的一
人在另一個州找了份新工作。（譯者註：此處有刪節）個人的便利，隱私和流動性逐漸壓
倒了對家庭的忠誠。隨著歲月流逝，大家庭起到的作用越來越小。到了19世紀60年代，再
也不是整個家庭共度感恩節了，只剩下一對年輕的父母和兒女，在電視機前吃著火雞。最
後一幕中，主角孤身一人住進了養老院，思索著為什麼一切會變成這樣。“到頭來，人們
揮霍掉曾積攢的一切，出賣掉曾擁有的一切，只為了在這樣的地方活下去。”
列文森告訴我：“在我小的時候，孩子們會聚集在祖父母身邊，祖父母們會講述家庭的故
事……而現在人們坐在電視旁，觀賞其他家庭的故事。”影片《阿瓦隆》的主題正是家庭
的去中心化。“時至今日，這種現象有增無減。從前，全家人至少會一起看看電視。而現
在，每個人都有了自己的手機。”
這也是我們時代的故事——家庭，曾經由兄弟姐妹、遠親近鄰連接成緊密的一簇，如今則
破碎成微小而脆弱的形式。這種碎片化的直接結果——核心家庭，本身並沒有什麼問題，
但是由於核心家庭本身的脆弱性，碎片化的傾向延續了下來，核心家庭再度破裂為單親家
庭，單親家庭則步入混亂乃至於破碎。
總結過去一個世紀家庭結構的變化，最重要的一點是：我們使個人生活趨於自由，而使家
庭生活趨於動盪；成人的生活變得更好，而孩子的生活變得更糟。我們逐漸從龐大、互聯
且延展的家庭關係轉向了小規模的、獨立的核心家庭，前者有利於保護社會中的弱小群體
免受生活的顛簸，後者則為社會中的強勢群體提供了發揮才能、拓寬選擇的空間。從大家
庭向小家庭的轉變最終將導向這樣一種家庭制度：富人得解放，窮人受摧殘。
本文討論的正是家庭原子化的過程、這一過程所帶來的破壞——以及美國人是如何摸索出
新的家庭關係、尋求更好的生活方式。
上篇：擴展家庭時代
在美國歷史早期，大多數人生活在規模龐大的家庭中。1800年，四分之三的美國勞動者是
農民，剩下四分之一人大部分時間都在經營幹貨商店一類的小本生意，人們需要大量的勞
動力來維持這些事業。夫妻倆有七八個孩子的情況並不少見。此外，家庭中可能還有遠房
的叔伯、姑母、堂表兄弟，以及沒有血緣關係的僕人、學徒和農場工人。（在一些南部農
場，被奴役的非裔美國人也是生產和工作生活的組成部分。）
明尼蘇達大學歷史與人口研究教授史蒂芬‧魯格斯（Steven Ruggles）稱這些圍繞家族企
業組織的社會單位為“企業式家庭”。魯格斯稱，1800年美國家庭的90％是企業式家庭。
1850年，仍約有四分之三在65歲以上的美國人與兒女和孫輩生活在一起。雖然也存在核心
家庭，但這種家庭形式被擴展家庭或企業式家庭所包圍。
擴展家庭有兩個很大的優勢。首先是韌性：一個擴展家庭包含了支持網絡中的一個或多個
家庭。配偶和孩子位於個人家庭的核心，但擴展家庭中也包括了堂表兄弟，姻親和祖父母
——這張複雜的關係網使十幾人甚至二十人聯繫在一起。如果母親去世，兄弟、叔伯和祖
父母將接過她的責任；如果父親與兒子之間關係破裂，其他人將彌補這一缺口。家中的孩
子身患重病、家中的大人意外失業之時，擴展家庭中有更多的人能夠共同承受意料之外的
負擔。
相比之下，獨立的核心家庭可能只意味著四個人之間的緊密關係。倘若關係的一端破裂，
沒有減震機制可以緩衝。在核心家庭中，婚姻的終結意味著家庭關係的終結。
擴展家庭的另一優勢是其促進社會化的能力。有不止一個大人能夠教導孩子明辨對錯、與
人相處、與人為善。整個18、19世紀中，工業化和文化變革開始對傳統生活方式造成威脅
，英美許多人更加傾向於建立拓展家庭，以期在冷漠的世界中建立道德的避風港。據魯格
斯稱，拓展家庭共同生活的比例從1750年到1900年幾乎翻了一番，這種家庭形式的普遍程
度是空前絕後的。
維多利亞時代，“壁爐與家園*”的思想已然成為一種文化理想。維多利亞時代的偉大社
會評論家約翰‧羅斯金寫道：“家是至聖之所，是灶神的廟堂，是被家庭諸神庇佑的壁爐
之神廟，僅在那些心懷愛意的人面前，諸神的面容才會顯現。”上層中產階級領導了這種
思想轉變，他們越來越少地將家庭視作經濟單位，而更多地將其視為情感和道德單位，視
作塑造心靈與靈魂的宗教居所。
但是，儘管擴展家庭有著種種優勢，它也能讓家庭成員深感疲憊、難以呼吸。擴展家庭中
幾乎沒有隱私，其成員被迫每天與他人保持密切的接觸。這種家庭模式雖然有更高的穩定
性，但流動性卻更低；家庭聯繫更加緊密，但個人選擇被迫受限，只能擁有更少的生活空
間。在維多利亞時代，父權制的家庭對男性和長子表現出的重視尤為顯著。
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美國大城市中開設工廠時，年輕人離開了擴展家庭以追求自己的美
國夢。這些城市中的年輕人很快就步入了婚姻殿堂。在農場中，年輕人要想結婚，可能要
等到26歲，但是在寂寞的城市裡，年輕人結婚的年齡通常在22歲或23歲。從1890年到1960
年，男性的平均初婚年齡下降了3.6歲，女性下降了2.2歲。這些年輕人構建出的家庭正是
核心家庭。多代同堂家庭的減少正反映出農業領域就業的下滑。撫養孩子不再是出於經濟
目的，而是為了讓他們在青少年時期能夠離開家庭，走向獨立，尋求自己的伴侶。繁育後
代不是為了讓他們嵌入家庭，而是為了讓他們自立門戶。到19世紀20年代，由男性養家餬
口的核心家庭已經取代了企業式家庭，成為主要的家庭形式。到1960年，77.5％的已婚者
離開了擴展家庭，僅與自己的配偶一同居住。
這一模式一度成效卓著。1950年到1965年間，離婚率下降了，生育率上升了，美國的核心
家庭看上去狀態良好，大多數人生活得富足而又幸福。這十五年中，圍繞“核心家庭”形
成了一種狂熱崇拜，當時的主流女性雜誌McCall’s稱這種情緒為“歸屬感”。在1957年
的一項調查中，過半受訪者認為，未婚人士是“病態的”，“不道德的”或“神經不正常
的”。
在此期間，“一對夫妻和兩三個孩子”的理想家庭模式逐漸深入人心。每當人們想到美國
家庭時，許多人仍會回歸這一理想。當人們探討如何強化家庭關係時，人們考慮的都是住
在郊區街道上的一棟獨立家庭住宅中的、有兩個孩子的核心家庭。儘管這並非大多數人在
1950年之前的幾萬年中的生活方式，也並非大多數人在1965年以來的55年中的生活方式，
但我們還是以此為準則。
如今，只有少數美國家庭是核心家庭，僅三分之一的美國人生活在這種家庭模式中。
1950-65年這段時期並非常態，而應歸於異常歷史階段：不論是出於無心還是故意，整個
社會不約而同地模糊了核心家庭的基本脆弱性。
一方面，大多數婦女被降格為家庭主婦。20世紀中期，許多公司禁止僱用已婚婦女：公司
會僱用單身婦女，但她們一旦結婚就不得不辭職。貶低婦女、削弱婦女權能的現象大行其
道。婦女服從丈夫的領導，長年累月困居家中相夫教子。
另一方面，當時的核心家庭彼此之間的聯繫相較今日更為緊密，如社會學家尤金‧利特瓦
克（Eugene Litwak）所說，它們構成了一個“改良版擴展家庭”，即“由處於相互依賴
的狀態的核心家庭組成的聯合體”。直到20世紀50年代末，在電視和空調普及之前，人們
長期緊密地生活在一起，朋友之間可以自由管教彼此的孩子，成為彼此生活的一部分。
記者艾倫‧埃倫哈特（Alan Ehrenhalt）在其《失落的城市》（The Lost City）一書中
描述了20世紀50年代芝加哥及其郊區的生活：
“在20世紀50年代，年輕人在艾姆赫斯特（Elmhurst）這樣的郊區買一棟房子，就意味著
必須要參加公共事務，唯有下定決心要離群索居的人才能從中脫身。燒烤聚會、咖啡座談
會、排球比賽，互相照看孩子、交換家庭用品，鄰里之間幫忙給孩子做飯，以及門都不敲
隨時串門——憑藉這些機制，在郊區購置獨棟住宅的年輕人建立起了一個社區集體。人們
生活在公共生活之中。”
最後，廣義的社會環境為家庭的穩定提供了理想的條件。戰後時期教會參與度、工會化、
社會信任和物質繁榮都達到了較高的水平，而這些指標正與家庭凝聚力息息相關。就業相
對來說更加容易，單收入家庭也能夠做到養家餬口。到1961年，25歲至29歲的美國人的平
均收入比同一年齡時父輩的收入高出近400％。
簡而言之，從1950年到1965年的這段時期表明，圍繞核心家庭建立一個穩定的社會是可能
的——只要婦女安於家庭主婦的地位，核心家庭就能夠彼此緊密相連，在實質上它相當於
“擴展家庭”，且所有經濟社會條件都對這一制度形成支持。
然而，這些社會經濟條件沒能長久延續。一系列短暫支撐著核心家庭的力量日漸式微，50
年代的庇護型家庭為此後長盛不衰的壓力型家庭所取代。一部分張力來源於經濟因素：自
70年代中期始，年輕人的工資下降，這對工人階級家庭造成了尤為顯著的壓力。主導的張
力來源於文化因素：社會走向個人主義和自我導向，人們更加重視隱私和獨立，日漸興盛
的女權運動也使得婦女享有了更大的生活和工作自由。
社會學家弗朗西斯卡‧坎西安（Francesca Cancian）和史蒂文‧戈登（Steven L.
Gordon）對女性雜誌的一項研究發現，1900年至1979年的近八十年間，50年代中家庭優先
於個人的主體佔據了主要篇幅：“愛意味著自我犧牲和妥協。” 而在60年代和70年代，
個人優先於家庭的觀念更為顯著：“愛意味著自我表達和個體性。”男性也吸取了這些文
化主題，嬰兒潮一代文化同樣以自由解放為主要趨勢——其表現如《Free bird》（譯者
注，下同：美國搖滾樂隊Lynyrd Skynyrd演唱歌曲），《Born To Run》（美國搖滾樂歌
手Bruce Springsteen專輯），《Ramblin' Man》（美國搖滾樂隊The Allman Brother
Band演唱歌曲）。
西北大學的心理學家和婚姻學者埃利‧芬克爾（Eli Finkel）稱，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
佔據主導的家庭文化一直是“自我表達式的婚姻”。他寫道：“美國人現在愈發重視在婚
姻中尋求的自我發現、自我尊重和個人成長。” 根據社會學家凱瑟琳‧愛丁（Kathryn
Edin）和瑪麗亞‧凱法拉斯（Maria Kefalas）的說法，“現在的婚姻不再主要關乎生兒
育女，而關乎成年人的自我實現。”
這種文化轉變可能對某些個人而言非常有益，但對普遍意義上的家庭而言卻並非如此。在
困難時期幫助家庭成員度過難關的親戚越來越少。倘若人們是為了愛情而結婚，當愛情消
磨殆盡之時，維持婚姻關係就顯得失去了意義。這種婚姻紐帶的削弱可能始自19世紀晚期
：從1870年至1920年，離婚人數增加了近十五倍，在核心家庭盛行之初的幾十年中，離婚
人數也或多或少地持續攀升。正如知識史學家克里斯托弗‧拉施（Christopher Lasch）
在20世紀70年代指出的那樣，美國大家庭並非從60年代才開始分裂，而是“在100多年間
持續地分崩離析”。
如今，美國的家庭數量史無前例地低。1970年到2012年間，由有孩子的已婚夫婦組成的家
庭佔比僅為從前的二分之一。根據人口普查數據，1960年，只有13％的家庭僅有一名家庭
成員，而在2018年，這一數字上漲到28％。1850年，65歲以上的美國人中有75％與家人同
住；到1990年，只有18％的人仍與家人住在一起。
在過去的兩代人中，人們在婚姻關係中度過的時間越來越少，他們結婚更晚且更容易離婚
。1950年，僅有27％的婚姻以離婚告終；時至今日，約有45％的婚姻最終破裂。1960年，
72％的美國成年人出於婚姻關係中，而在2017年，近一半的成年人處於單身狀態。根據城
市研究所（Urban Institute）2014年的報告，到40歲時，大約90％的嬰兒潮一代女性和
80％的X世代女性處於已婚狀態，而只有約70％的千禧一代女性願意步入婚姻關係，這一
數據是美國史上最低的。雖然在2019年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一項調
查中，逾五分之四的美國成年人表示婚姻並非生活充實的必要條件，他們試圖逃避的不僅
僅是婚姻制度本身：根據2004年《綜合社會調查》，有33％年齡在18至34歲之間的美國人
尚未處於戀愛關係中而獨自生活；到2018年，這一比例高達51％。
在過去的兩代人中，家庭規模也變得越來越小。美國人口總體出生率僅為1960年的二分之
一，而在2012年，大多數家庭沒有孩子。在數量上，養寵物的家庭已超越了要孩子的家庭
。1970年，有大約20％的家庭包含五名或以上的家庭成員，而截至2012年，只有9.6％的
家庭依舊人丁興旺。
我們可能正經歷著人類歷史上最為迅猛的家庭結構轉變。轉變的誘因包括了同時湧現的經
濟因素、文化因素和制度因素。
在過去的兩代人中，分隔核心家庭的物理空間擴大了。從前，妯娌們站在門廊上，隔著條
馬路就能夠相互交流。但是隨著宅邸前草坪的擴展，門廊上的日常生活變少了，草坪創造
出了一段緩衝空間，將家庭與外人分隔開來。正如曼迪‧蘭‧卡特隆（Mandy Len Catron
）近日在《大西洋月刊》上所指出的那樣，已婚人士探望父母和兄弟姐妹的可能性較小，
也不太願意幫助他們做家務或是提供情感支持。家庭中自給自足的原則佔據了上風：父母
和孩子別居兩地，用藩籬將家園緊緊封鎖。
最後，在過去的兩代人中，家庭變得越來越不平等。現在的美國有兩種完全不同的家庭制
度。在受過高等教育的人群中，家庭的格局幾乎與50年代一樣穩定。而在文化水平較低的
人群中，家庭生活常常變得混亂不堪。造成這種鴻溝的原因是：富人能夠通過購買獲得類
似於“擴展家庭”所提供的社會資源，以此作為自己的家庭支撐。無論是保姆工作、兒童
保育、學業輔導、體育訓練，還是心靈理療或昂貴的課外培訓班，這些工作原先都由擴展
家庭中的親戚承擔，如今卻成為了富裕家庭用金錢交換的服務內容。這些昂貴的服務不僅
為孩子提供成長中的支持，使他們在精英選拔制度中保有競爭地位，還能夠減輕父母的壓
力、減少其時間投入，使夫妻雙方保全婚姻的和睦。富裕的保守主義者經常以擁有穩定的
核心家庭為傲。他們宣揚人們應當建立穩定的家庭，但卻忽略了自己家庭穩定的主要原因
之一：他們有能力購買擴展家庭曾經提供的社會支持，而其他許多收入水平步步下滑的人
並不能如此。
1970年，家庭結構的貧富差異並不顯著，而如今貧富之間已經有了一道鴻溝。2005年，上
中層家庭中，有85％的孩子在母親40歲時仍與雙親同住。而在工人階級家庭中，只有30％
與雙親同住。國家衛生統計中心2012年的一份報告顯示，受過高等教育的22至44歲女性初
婚持續20年及以上的幾率高達78％，而具有高中或以下學歷的、同一年齡段的女性的幾率
只有40％。在18至55歲的美國人中，目前只有26％的窮人和39％的工人階級正處於婚姻關
係中。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的經濟學家伊莎貝爾‧索希爾（Isabel
Sawhill）在她的《Generation Unbound》一書中，引用了一項研究，它表明家庭結構的
差異“使收入不平等的現象增加了25％。”如果美國恢復到1970年的結婚率，兒童貧困率
將降低20％。正如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社會學家安德魯‧切林（Andrew Cherlin）所說，
“在美國唯有特權階級才會結婚，結婚則有助於他們保持自己的特權。”
綜上所述，我們可能正經歷著人類歷史上最為迅猛的家庭結構轉變。轉變的誘因同時包括
了經濟因素、文化因素和制度因素。在核心家庭中長大的人，相較於在多代同堂的擴展家
庭中長大的人，其思維模式更傾向於個人主義。具有這種思維模式的人往往不願意為家庭
犧牲自我，這便招致了更多家庭的破裂。家庭環境動盪的人在更難以獲得待遇優厚的職業
所必需的教育，而職業待遇較差的人，出於經濟困難和其他壓力，很難建立起穩定的家庭
，這些家庭中的孩子會更為孤獨、更易受傷。
這一代的許多人沒有可以展翅翱翔的基礎，也沒有經過充分規劃的、通往成年的捷徑。探
索的資本、失敗的資本，以及跌倒後再爬起來的資本，對於擁有它們的人而言，意味著更
大的自由、更廣闊的機會；而對於缺乏它們的人來說，意味著巨大的困惑、迷茫以及苦痛
。
在過去的五十年中，聯邦政府和州政府試圖減輕這些趨勢的有害影響。他們試圖提高結婚
率，降低離婚率，促進生育，等等。這些舉措的重點始終在於加強核心家庭，而非擴展家
庭。這一鬆散的計畫有時會產生一些積極的結果，但是家庭不平等日漸擴大的事實仍無減
弱之勢。
受家庭支持減少影響最大的人群是弱勢群體——特別是兒童。1960年，大約5％的孩子是
未婚女性所生，而現在則大約有40％。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報告顯示
，1960年有11％的孩子與父親分開生活，而在2010年，這一數據上升至27％。現在，有約
一半的美國兒童能與他們的親生父母共度童年。20％的年輕人與自己的父親完全沒有聯繫
（儘管在某些情況下，這是因為父親已經過世）。比起其他國家，美國兒童群體更有可能
生活在單親家庭之中。
眾所周知，確實存在著一些穩定且充滿愛心的單親家庭。但平均而言，單親家庭或未婚同
居家庭的孩子，相較於已婚且有血緣關係家庭的孩子，有著更糟糕的健康狀況、心理狀況
和學業成績，行為問題更多，逃學率也更高。布魯金斯學會兒童與家庭中心研究中心主任
理查德‧V‧里夫斯（Richard V. Reeves）的文章顯示，如果一個人出生於貧困之中，並
且由已婚父母撫養長大，就將有80％的可能擺脫貧困。倘若出生在貧困之中卻由未婚母親
撫養長大，那麼就將有50％的概率深陷貧困之中。
會傷害孩子的不僅是家庭關係的缺乏；家庭關係的混亂也是原因之一。根據2003年安德魯
‧切林（Andrew Cherlin）引用的一項研究，有12％的美國孩子在15歲前經歷了父母三段
以上的伴侶關係。切林證明，對孩子而言，父親或母親原先的伴侶搬離、新伴侶搬入的過
渡時期是最困難的。
儘管兒童是最容易受到家庭結構短期變化影響的弱勢群體，但他們並不是唯一受影響的群
體。
對於未婚男性而言，擴展家庭為他們提供了影響深遠的男性紐帶和女性陪伴。如今，許多
美國男性的人生的前20年缺少父親的陪伴，此後的15年則缺乏配偶的陪伴。曼哈頓學院的
凱‧海莫維茲（Kay Hymowitz）在其研究生涯中耗費了大量時間研究由美國家庭衰落造成
的惡性後果，並援引證據表明，在缺乏家庭提供的紐帶和意義的情況下，未婚男性健康狀
況較差——酗酒、吸毒現象相當普遍，比已婚男性收入更少，壽命更短。
核心家庭蓬勃發展的時期並非常態，而應歸於異常歷史階段：不論是出於無心還是故意，
整個社會不約而同地模糊了核心家庭的基本脆弱性。
對女性而言，核心家庭結構則帶來了另一種壓力。儘管婦女從傳統家庭結構的鬆散化中受
益匪淺，她們擁有了更大的自由去選擇自己想要的生活，但許多決定離開擴展家庭、肚子
撫養年幼子女的母親發現，她們選擇了一種殘酷且孤立無援的生活方式。最新數據表明，
由於相較於男性，女性仍然花費更多的時間做家務和育兒，她們的生活情況更加惡化。因
此，我們所看到的現實是：壓力重重，疲憊不堪的母親試圖在工作和育兒中取得平衡，並
在家庭生活陷入混亂時被迫重新制定工作計畫。
老年人群體也因拓展家庭的式微遭受了不幸。美國退休人員協會的數據表明，45歲以上的
美國人中有35％表示自己長期處於孤獨狀態。當下，許多老年人生活得近乎“孤兒”，沒
有親人或朋友來照顧他們。2015年，《紐約時報》刊登了一篇名為“喬治‧貝爾的寂寞死
亡”的文章，講述了一個沒有家人的72歲男子在其位於皇后區的公寓中獨自死亡，腐爛了
很長時間，直到警察發現他的時候，他的面容已經無法辨認。
最後，由於遭受更嚴重歧視的群體家庭環境往往更為脆弱，因此，在相對獨立的核心家庭
時代，非裔美國人遭受了相對而言更大的不幸。幾乎有一半的黑人家庭是由未婚單身婦女
維持的，而對於白人家庭而言，這個數據不到六分之一。（黑人被監禁的比率很高，導致
了沒有足夠的男性充任妻子的丈夫或孩子的監護人。）根據2010年的人口普查數據，年齡
在35歲以上的黑人女性中有25％從未結過婚，而白人女性中這個數據只有8％。2018年，
三分之二的非洲裔美國兒童生活在單親家庭中，而僅有四分之一的白人兒童是單親。正是
在奴隸制曾經最為普遍的地區，集中了最多的黑人單親家庭。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社會學
和人口學教授約翰‧埃斯蘭（John Iceland）的研究表明，白人和黑人家庭結構之間的差
異能解釋白人和黑人群體之間30％的貧富差距。
2004年，記者和城市主義者簡‧雅各布斯（Jane Jacobs）出版了她的最後一本書，一部
評價北美社會之作，名為《Dark Age Ahead》。其觀點的核心思想是家庭“被迫失敗”。
她在書中認為，曾經支撐家庭的結構不再存在。雅各布斯對很多事情的態度過於悲觀，但
是對於數以百萬計的人來說，從大家庭和擴展家庭轉變為獨立的家庭，確實是一場災難。
隨著支持家庭的社會結構的衰落，有關家庭的討論開始具有了某種理想鄉的性質。社會保
守主義者堅持認為人們可以回到核心家庭，但20世紀50年代所建立起的、實現穩定核心家
庭的社會條件永遠不可能重來。對於那些父母離異且早已另覓新歡的孩子，保守派將無言
以對，“回歸核心家庭”確實不是一個合適的建議。如果只有少數家庭是傳統的核心家庭
，那意味著大多數家庭屬於其他類型：單親家庭，未婚家庭，混合家庭，以祖父母為核心
的家庭等等。保守的思想觀念還沒能跟上現實的變化。
與此同時，進步主義者的說話方式就好像70年代愛表現的年輕人一樣：“人們應該有自由
選擇任何適合他們的家庭形式”，而且人們理應如此選擇。但是，許多新的家庭形式對大
多數人而言並不奏效——雖然進步派精英人士認為所有家庭結構都是合理的，但他們自己
的行為卻表達了相反的看法。正如社會學家W.威爾科克斯（W. Bradford Wilcox）所指出
的那樣，受過良好教育的進步主義者在對整個社會泛泛而談時可能會對各種家庭結構表達
出寬容，但他們對自己的家庭卻抱有極其嚴格的期望。當威爾科克斯問他在弗吉尼亞大學
的學生是否認為非婚生子是錯的時候，有62％的人回答非婚生子沒什麼錯。但當他問學生
他們父母會如何看待他們生下非婚生子女時，有97％的人回答父母會“感到震驚”。家庭
研究所的最新調查顯示，18至50歲的加州居民中，沒有大學畢業的人比起受過良好教育的
人更傾向於認為非婚生子是錯誤的，但接受過良好教育的人更傾向於聲稱自己不讚成非婚
生子。
換言之，社會保守主義者所持的是一種不可能操作化的家庭生活的觀念，正因它不再切近
現實，所以無法得到實施。而進步主義者則根本沒有自己家庭生活的觀念，因為他們不想
表現出評價他人的個人傾向。在經歷了性觀念革命之後，家庭生活的主導準則消亡了，指
導性價值觀消亡了，清晰明確的理想也消亡了。關乎家庭這一最為核心的問題時，社會的
公共文化常常無言以對——因此，數十年來，一切都在分崩離析。
但好的一方面是，即便相關政策進展緩慢，人類總會學著適應。當一種家庭形式不再運作
時，人們會尋求新的形式，而有時正是從傳統中能夠挖掘出創新。
下篇：再定義親緣關係
親緣關係最初存在於小型團體之中。幾萬年來，人們普遍生活在25人的小團體中，這些團
體又可能與其他二十個左右的團體聯繫在一起組成一個部落。團體中的人們出去覓食並將
食物帶回分享。他們一起打獵，一起打仗，為彼此製作衣服，照顧彼此的孩子。在生活的
各個領域，他們都依靠著擴展家庭和廣義上的親緣關係。
然而這些人定義親緣關係的方式有別於現在。如今我們認為親緣關係意味著生物學上的聯
繫。但縱觀整個人類歷史，親屬關係是可以後天創造的。
人類學家數十年來一直為親緣關係的確切定義而爭論不休。通過歲傳統社會的研究，他們
發現在不同文化中親緣關係有著不同的變體。對於菲律賓的易隆高人來說，親戚意味著一
起遷移到某個地方定居的人。對於Nebilyer山谷的新幾內亞人來說，親緣關係是通過分享
油脂——存在於母乳與糧食中的、能夠賦予生命的力量——而創造的。密克羅尼西亞的丘
克族人有一句俗語：“不是一家人，不坐一條船”；如果兩個人在海上共同經歷了危難並
得以存活，他們之間就產生了親緣關係。在阿拉斯加北坡，因紐特人用逝者的名字來命名
他們的孩子，以逝者命名的孩子被視作是其家庭的一員。
換言之，在在浩瀚無垠的人類歷史中，人們所生活的擴展家庭不僅包括存在親緣關係的人
，也包括他們選擇的合作夥伴。一個國際研究團隊最近對現俄羅斯境內34,000年前埋葬在
一起的人進行了基因分析，因為埋葬在一起很可能意味著生活在一起。他們發現，這些人
彼此之間沒有密切血緣關係。在對32個共同社會的研究中，主要親戚（父母，兄弟姐妹和
兒女）通常僅佔居民人口的不到10%。傳統社會中的擴展家庭在遺傳方面可能聯繫不甚緊
密，但在情感方面人們的親密可能遠遠超出現代人的想像。芝加哥大學的人類學家馬歇爾
‧薩林斯（Marshall Sahlins）在一篇關於親緣關係的文章中表示，在許多傳統社會中，
親屬之間具有一種“共存性”。已故宗教學者J. Prytz-Johansen寫道，親緣關係意味著
靈魂的“內在團結”。南非已故人類學家莫妮卡‧威爾遜（Monica Wilson）將親屬形容
為彼此存在著一種“神秘的依賴”。薩林斯認為，親戚彼此屬於對方的族群，因為他們自
認為是“彼此的家庭成員”。
早在17和18世紀，歐洲新教徒來到北美時，其相對注重個人主義的文化就已與美洲原住民
極具群體性的文化並存。塞巴斯蒂安‧榮格（Sebastian Junger）在他的《部落》一書中
描述了接下來發生的事情：歐洲定居者不斷投效美洲原住民與之同住，但幾乎沒有土著美
國人曾叛逃去與歐洲家庭共同生活。歐洲人偶爾會俘虜美洲原住民，並迫使他們與自己共
同生活，教他們英語，使他們接受西式教育。但幾乎只要一有可能，原住民就會逃走。有
時在戰爭期間歐洲定居者會被美洲原住民俘虜，並居住在原住民集體之中。他們很少做出
逃跑的嘗試。這令歐洲人十分困擾：他們擁有著更優越的文明，但為什麼人們總想要逃離
文明世界、選擇另一種生活方式？
當人們閱讀這些記錄時，會不禁懷疑起人類文明是否犯下了一個巨大的錯誤。自然，我們
無法再回頭，西方個人主義者不再是史前群體中的個人，也不再是電影《阿瓦隆》開頭所
描繪的溫情角色。人們已經變得過於珍視個人隱私與個人自由。
我們的文化陷入了一種怪異的僵局。我們既想要穩定家庭、根植故土，又想要社會流動，
想要富有活力的資本主義，想要選擇自己生活方式的自由。我們想擁有親密的家庭，卻又
拒絕接受建立親密家庭所必需的法律、文化和社會學方面的種種束縛。我們目睹了獨立核
心家庭崩潰後留下的斷壁殘垣。我們目睹了阿片類藥物成癮、自殺、抑鬱、不平等現象的
加劇——所有這一切，從某種意義上，都有著一樣的原因：過於脆弱的家庭結構，以及過
於冷漠、過於疏離、過於缺乏信任的社會。但我們已無法復歸集體性社會。歷史學家史蒂
文‧明茨（Steven Mintz）和蘇珊‧凱洛格（Susan Kellogg）在1988年寫的話如今更具
現實意義：“許多美國人都在探索美國家庭生活的全新範式，但與此同時深深的困惑和矛
盾感統治了他們的內心。”
然而，最近的跡象至少表明了全新家庭範式出現的可能性。我引用的許多統計數據令人擔
憂，但它們描述的是過去——是什麼導致了現在的狀態。針對家庭混亂，越來越多的證據
表明，家庭至上的觀念正開始回歸。為尋求穩定，美國人正嘗試著新的親屬關係和擴展家
庭模式。
通常，在人們意識到新的文化範式出現之前，個人行為會率先產生變化。這就好像成千上
萬的細箭。在社會轉型時期，這些箭頭會轉變方向——起初是一兩支，然後是很多支。短
時間內不會有人注意到，但最終人們會意識到，一種新的模式和一套新的價值觀已經出現
。
或許現在正是如此——一部分源於社會需要，一部分緣於個人選擇。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
，尤其是自2008年經濟衰退以來，經濟壓力促使美國人對家庭的依賴性增強。從2012年左
右開始，子女與父母雙方同住的比例開始攀升。與上一代人相比，大學生與父母之間的聯
繫頻率更高。人們傾向於嘲諷這種方式為“遠程育兒”或失敗的成人教育，它確實也有自
己的不足之處，但如今完成教育歷時更長、成本更高，因此年輕人依靠父母的時間比過去
更久，這是不無道理的。
1980年，只有12％的美國人生活在多代同堂的家庭中。但2008年的金融危機促使多代同堂
的家戶數量急劇上升。如今，有20％的美國人（6,400萬人，創歷史新高）生活在多代家
庭中。
擴展家庭的復興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年輕人搬回家生活所推動的。2014年，年齡在18至34歲
的美國男性中有35％的人與父母同住。在經濟需求和社會動力的衝擊之下，隨著時間的流
逝，這種轉變或能證明自身的正確性。民意調查數據表明，許多年輕人已下定決心在父母
年老時予以幫助。
擴展家庭復興的另一個主要原因是老年人群體選擇搬到孩子家中。獨居老年人的比例在
1990年左右達到頂峰。現在，超過65歲以上的美國人中有超過五分之一的人生活在多代家
庭中。這還沒有包括很大一部分選擇住在兒孫附近、而非直接搬去同住的老人。
整體上面臨著更大的經濟和社會壓力的移民和有色人種更傾向於居住在大家庭中。超過20
％的亞洲人，黑人和拉丁美洲人居住在多代家庭中，而在白人中這個數據則為16％。隨著
美國變得越來越多樣化，擴展家庭也將變得越來越普遍。
長期以來，非裔美國人比白人更依賴大家庭。“儘管存在著諸多使人們彼此分離的力量，
如奴隸制、吉姆‧克勞法（譯者註：實施種族隔離的法律）、強迫移民、監獄系統，以及
社會的縉紳化，人們仍對彼此保有著驚人的忠誠，”即將出版的《我們如何出現：重建家
庭、友誼和社區》（How We Show Up: Reclaiming Family, Friendship, and Community
）一書的作者米婭‧伯德宋如是說。“事實上，黑人家庭規模龐大，流動性強，極度依賴
‘聚落’的支持、知識和能力來相互幫助。例如，白人研究人員、社會工作者或任何一個
人，看到孩子在父母家，祖父母家和叔叔家之間來回輾轉，都會認為這是‘不穩定’的體
現。但是實際上，這意味著整個擴展家庭在傾其所有地撫養這個孩子。”
即使在奴隸制等導致分離的強制性力量作用下，黑人擴展家庭也得以保存。在適用吉姆‧
克勞法的南部，以及北部的一些內陸城市中，家庭是必不可少的，這是應對大規模移民和
稀缺機會的一種方式，也是對抗結構性種族主義的一種方式。但是政府的政策有時使這種
家庭形式的存續更為艱難。我在職業生涯初期在芝加哥擔任警察記者，報導諸如“加布利
尼‧格林”（Cabrini-Green）之類的公共住房項目。在社會科學研究的理論指導下，政
客們拆除了街區中搖搖欲墜的低層建築，並建造了大型公寓樓。儘管這一區域有著很高的
暴力發生率和犯罪率，但這樣做實際上是將這些建築所支撐的複雜的社會聯繫網連根拔起
。其結果一塌糊塗：暴力犯罪猖獗，犯罪團夥接管電梯，家庭和鄰里生活遭受侵蝕。幸運
的是，這些建築物此後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有著多元收入結構的社區，這些社區更適於
多種多樣的家庭形式。
我經常問那些移民到美國的非洲朋友，來到美國後最令他們感到震驚的是什麼。他們的答
案始終圍繞著同一個主題——孤獨。
多代同堂生活方式的回歸已經改變了家居建築的設計。一家房地產諮詢公司於2016年進行
的一項調查發現，有44％的購房者正在尋找能容納年邁父母的房屋，而42％的人希望住房
能容納歸家的成年子女。房地產商對此做出了回應：他們建設了新式的住房，建築公司
Lennar稱之為“一個屋簷下的兩家人”。這些房屋經過精心設計，以便家庭成員共度美好
時光的同時兼顧對個人隱私的保護。房屋中有許多公共空間，如玄關、洗衣房和公共區域
。但是年邁父母所居住的“家人房”有獨立的入口，小廚房和用餐區。回家啃老的成年人
所住的“千禧房”也有自己的車道和入口。當然首先，這些發展只迎合了那些有錢購買房
屋的人，但它說明了一個普遍的認識：家中的幾代人都需要為了彼此支持而付出更多努力
。
最耐人尋味的家庭形式是跨越血緣侷限的擴展家庭。在過去的幾年中，新的生活方式湧現
，毫無血緣關係的“親屬”也能夠步入家庭生活或類似於家人的關係中。在CoAbode網站
上，單身母親可以找到願意共享房屋的其他單身母親。在全國各地都可以找到共享住房項
目，一群人就像擴展家庭的成員一樣同在屋簷下，有獨立的就寢區和共享的公共區域。
Common是一家於2015年成立的房地產開發公司，它在六個城市經營著25個以上的共享住房
社區，年輕的單身人士可以在其中找到居住之所。Common最近還與另一位開發商Tishman
Speyer合作，成立了Kin。這是一個為年輕父母設計的共享住房社區。每個年輕家庭都有
自己的居住區域，社區中也會提供共享的遊戲空間、育兒服務以及面向家庭的活動和郊遊
等。
這些實驗以及其他類似的實驗表明，儘管人們仍然需要靈活性和私密性，但人們的價值觀
仍處在變化之中，在這套價值觀的指導之下，人們正在尋求更公共的生活方式。在加利福
尼亞州奧克蘭的一個名為Temescal Commons的共享住房社區中，年齡從1歲到83歲不等的
23名成員居住在一個有9個住房單元的建築群中。不同於灣區富人趕時髦組建的群居團體
，公寓面積很小，住戶都屬於中產或工人階級。他們有一個公共庭院和一個可流水線作業
的的廚房，住戶在週四和週日晚上準備集體晚餐。維修保養是住戶共同的責任。大人互相
照看孩子，成員互相借用糖和牛奶，年齡較大的人會為小夫妻提供情感諮詢。當這個擴展
家庭的成員遭受失業或重大健康危機的折磨時，整個家庭都會團結起來。
考特尼‧馬丁（Courtney E. Martin）是Temescal Commons的一名住戶，是一名致力於研
究人們如何重新定義美國夢的作家。她告訴我：“我們的孩子在成長過程中見證著身邊對
成年的多元理解，特別是對男子氣概的多元理解。我很喜歡這一點。我們將所有孩子都視
如己出。”馬丁有一個3歲的女兒斯黛拉，這個小女孩與一位20多歲的年輕人之間有著特
別的聯繫——這一現象只可能在這一擴展家庭結構中生根發芽。馬丁說：“斯特拉讓他發
笑，大衛則覺得這個三歲孩子對他如此喜愛是一件美妙的事。”她總結道，這是金錢買不
到的一種魔力，而只有通過加入擴展家庭，付出時間與忠誠，才有可能獲得這種力量。如
果住戶來了又走，這一社區也將分崩離析。但至少在這一案例中，人們沒有這樣做。
正如馬丁所說，我為像《阿瓦隆》中的舊式擴展家庭與當今的新式擴展家庭中婦女所扮演
的角色感到震驚。《阿瓦隆》的擴展家庭之所以能蓬勃發展，是因為家庭中的所有婦女都
被鎖在廚房裡，才能一次喂飽25人。2008年，一支由美國和日本研究人員組成的研究團隊
發現，日本多代同堂家庭中的女性患心臟病的風險要高於僅與配偶同住的女性，這可能是
由於壓力所致。但是如今，擴展家庭的結構中性別角色更為多樣。
至少從一個方面來說，美國人所建立的新家庭會讓遠古時代以狩獵採集的祖先倍感親切。
那是因為這種家庭是由自主選擇構成的家庭——它們已經超越了傳統的血緣親戚關係。
在20世紀80年代的舊金山，現代自主選擇家庭運動得到了同性戀者的歡迎，其中許多人已
與自己血緣關係上的家庭漸行漸遠，只有彼此的支持能夠幫助他們應對艾滋病危機帶來的
創傷。人類學家凱思‧韋斯頓（Kath Weston）在她的《我們選擇的家庭：女同性戀、男
同性戀、親屬關係》（Families We Choose: Lesbians, Gays, Kinship）一書中寫道：
“據我的觀察，在灣區男同性戀者和女同性戀者建立的家庭往往有著極富流動性的邊界，
這與非裔美國人、美國原住民和白人工人階級組建的親緣關係組織不無相似之處。”
她繼續指出：“和異性戀一樣，大多數男同性戀和女同性戀者都堅持認為家庭成員是‘不
曾須臾遠離’的人，人們可以在情感和物質上依靠他們。有個人這樣表述：“他們照顧我
，我也照顧他們。”
這些團體就是達拉斯大學的政治學家丹尼爾‧伯恩斯（Daniel Burns）所稱的“類親緣關
係”。悲劇和痛苦使人們團結在一起，而非僅是一種更為便利的生活方式。正如人類學家
所說，這些人成為了“虛構的親屬”。
在過去的幾十年中，核心家庭的衰落造成了一種流行性的創傷——由於本該是人們一生中
最親密、最安全的關係的破裂，數以百萬計的人流離失所。這些流離失所的人緩慢但日漸
頻繁地聚集在一起，創建了類親緣家庭。這些家庭中的成員都有著堅定的奉獻精神，是無
論如何都會出現在身邊的人。在Pinterest上，總能找到懸掛在這類家庭廚房牆壁上的海
報標語：“家庭並不總意味著血緣關係。家庭意味著出現你生命中、也希望你步入他們生
命中的那些人，意味著接納你本來模樣的那些人，意味著願意做任何事情讓你微笑的人，
以及那些無論如何都愛你的人。”
兩年前，我啟動了一個名為織網:社會結構計畫（Weave：The Social Fabric Project）
的項目。這個項目是為了支持和吸引全國各地正在建設社區的個人和組織。隨著時間的流
逝，我和我的同事們意識到，大多數參與項目的人的共同點是：他們向並非親屬的人提供
了大多數人僅僅會向親屬提供的那種關懷——也就是原先擴展家庭所提供的那種關懷。
曾在新奧爾良擔任醫療保健主管的麗莎‧菲茨帕特里克（Lisa Fitzpatrick）是項目的一
員。有一天她坐在汽車的後座上，注意到有兩個10歲或11歲的小男孩，手裡正舉著某件沉
甸甸的東西。那是一把槍。他們用這把槍射中了她的頭部。這是他們加入街頭幫派的入夥
儀式。當她康復時，她意識到自己只是附帶著受了損害。真正的受害者是這些年幼的男孩
，他們不得不開槍殺人來成為幫派——他們眼中的“家庭”——的一員。
她辭掉了工作，開始為解決這些幫派成員的問題而奔走。她為可能加入黑幫團夥的年幼孩
子敞開了自己的家門。一個星期六下午，在她家中嬉笑玩鬧的孩子達到了35人。她問這些
孩子，為什麼願意在一個中年婦女的家裡度過本應美好的一天。他們回答：“您是第一個
敞開家門的人。”
在鹽湖城，一個名為“另一邊學院”（the Other Side Academy）的組織為重罪犯提供了
擴展家庭的環境。許多被接納參加該計畫的男女被允許離開監獄，在那裡他們通常需要長
期服刑，但必須在集體住所中居住，在公共企業、搬家公司和舊貨店工作。組織的目標是
改變每個成員的性格。在白天，他們以搬家或收銀員的身份工作，然後聚在一起吃飯，每
週聚會幾個晚上，參加所謂的“遊戲”：逐一指出其他人在道德上的任何失誤：行事粗魯
草率，不尊重其他家庭成員，態度消極、具有侵略性、自私或迴避問題。
在遊戲中，人們並不會以禮相待。人們衝著彼此尖叫，衝破在監獄中長年累積起的厚厚鎧
甲。想像一下兩個渾身紋身的大個兒男子互相吼叫著粗話是怎樣的場景吧。我參加的那次
會議上，我一度認為他們會拳腳相向。但是憤怒之後，卻出現了一種從未有過的親密感。
這些從未生活在充滿愛的家庭中的男女突然之間有了“親戚”，他們要對這些“親戚”負
責，也要在他們面前保持道德上卓越的標準。高度整合成為使人們歸屬於族群的一種方式
。這一組織為不受歡迎的人們提供了關愛他人的機會，並經由這種關愛建立了一個暴烈的
類親屬家庭。
我可以講出數百個類似的故事，例如將受過創傷的獸醫帶入大家庭的組織，或自帶幼兒園
以便老年人和幼兒共同生活的養老院。在巴爾的摩，一家名為Thread的非營利機構組織志
願者幫助表現不佳的學生，其中有些志願者已經到了兒孫滿堂的年紀。在芝加哥，公益組
織長大成人（Becoming a Man）旨在幫助處境不利的年輕人彼此建立家庭式的紐帶。最近
，在華盛頓特區，我認識了一群中年女科學家——其中包括一位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的著
名細胞生物學家，以及一位天體物理學家，她們共同生活在一個天主教徒社區，彙總彼此
的資源，分享彼此的生活。如今，類親緣家庭的形式已是無窮無盡。
對於許多人來說，核心家庭時代曾是一場災難。所有形式的不平等都無比殘酷，但是家庭
的不平等可能是其中最殘酷的一種。它傷害的是人的心靈。
您也可能成為類親緣家庭的一分子。對我來說，事情正是如此。2015年，我受邀到一對叫
凱西和戴維的夫婦的家中，他們在華盛頓特區建立了一個類似擴展家庭的組織，名為All
Our Kids或AOK-DC。幾年前，他們有個孩子在哥倫比亞特區公立學校讀書，這孩子有個朋
友叫詹姆斯（James），他經常沒有飯吃，也經常無家可歸，因此他們建議詹姆斯過來和
他們住在一起。詹姆斯有著情況類似的朋友，而這些朋友也有類似的朋友。於是在我加入
他們的時候，每個星期四晚上大約有25個孩子在凱西和戴維的家中共進晚餐，其中幾個孩
子甚至睡在地下室。
我加入了這個組織，自此再也沒有離開過，這些人成了我的家人。我們在星期四晚上一起
吃晚餐，一起慶祝節日，一起度假。孩子們稱呼凱西為媽媽，稱戴維為爸爸。最開始，我
們集體中的成年人充當年輕人父母的角色——幫他們換掉摔碎的手機，在抑鬱症發作時提
供支持，為他們的大學學費籌集資金。當我們小組中的一位年輕女孩需要新腎臟時，戴維
為她捐出了自己的腎臟。
我們有各自生物學意義上的、居於首位的家庭，但也共有這個大家庭。現在，這個類親緣
家庭中的年輕人已有20多歲，他們對我們不再有那麼多的訴求。戴維和凱西已經離開華盛
頓，但他們保持著聯繫。晚餐會仍在繼續，我們仍然彼此見面，彼此照顧。共進晚餐、共
同生活的歲月創建了一種紐帶。如果任何人陷於危機之中，我們所有人都會施以援手。經
驗使我深信，所有人都應該步入一段類親緣家庭關係，成為與自己完全不同的一群人的家
庭成員。
我開始撰寫本文以來，一張圖表始終困擾著我。該圖繪製了一個國家的獨居人口相對於該
國GDP的百分比，兩者之間有很強的相關性。有五分之一人口獨居的國家，例如丹麥和芬
蘭，相比於幾乎沒有一個人獨居的國家，例如拉美和非洲的一些國家，在經濟上要富有得
多。富裕國家的家庭規模小於貧窮國家的家庭規模。德國人平均生活在一個有2.7人的家
庭中，而岡比亞平均每戶居住13.8人。
這一圖表，尤其是在美國的語境下，暗示了兩件事。首先，市場希望人們獨居或與少數幾
個人組建家庭。這樣一來，人口就可以具有了流動性，更為獨立且不受約束，能夠將大量
時間投入到我們的工作中。其次，在發達國家中成長起來的人，在掙到錢後就會用錢去購
買隱私權。
對於有特權的人而言，這種方式起到了一定的成效。這種安排使富人可以花更多的時間工
作和收發電子郵件，免受家庭責任的約束。他們有能力僱用他人實現過去擴展家庭承擔的
職責。然而能一種孑然一身的孤獨正潛伏其中，人們意識到，當家人和密友不在身邊，鄰
居在地理上或心理上過於生疏、不足以依靠時，情感方面的生活其實是空洞無物的。如今
人際關係上的危機正是源於家庭生活的貧乏。
我經常問那些移民到美國的非洲朋友，來到美國後最令他們感到震驚的是什麼。他們的答
案始終圍繞著同一個主題——孤獨。也許是朗朗白日下空無一人的郊區街道，也許是形單
影隻的母親在四下無人的人行道上推著一輛嬰兒車。
對於許多人來說，核心家庭時代曾是一場災難。核心家庭導致了家庭的破裂或徹底毀滅；
導致了伴侶的迅速更迭、孩子遭受創傷和孤立；導致了老年人孤身一人死在房間裡。所有
形式的不平等都無比殘酷，但是家庭的不平等可能是其中最殘酷的一種。它傷害的是人們
的心靈。最終，家庭不平等甚至破壞了核心家庭本該為之服務的經濟：在混亂中成長的孩
子以後很難成為技能熟練，性格穩定和具有社會流動性的僱員。
在20世紀60年代，當超個人主義開始生根發芽時，人們嘗試了種種擁抱個人主義價值觀的
全新生活方式。今天，我們正在從極端個人主義的焦土中爬出——這種殘酷的個體主義使
許多家庭分崩離析、孤立無援——人們正在嘗試建立聯繫更為緊密的生活方式，建立全新
的內涵豐富的擴展家庭。政府可以通過兒童稅收抵免、提升困難家庭育兒技能的培訓計畫
、補貼早期教育和延長育兒假期等手段來幫助推動這項嘗試，特別是幫助工薪階級和窮人
。儘管最重要的轉變將是文化上的轉變、最重要的驅動力是個人選擇，但在美國社會的貧
困端，家庭生活承受著如此巨大的社會壓力和經濟壓力，以至於倘若政府無所作為，任何
復興都將成為空談。
與此同時，雙親家庭並不會就此消失。對於很多人，特別是手握經濟社會資源的人來說，
共同生活、撫養子女是一個很好的選擇。但是一種全新且更富公共性的道德觀念正在形成
，這一觀念將更好地契合21世紀的社會現實和普遍價值。
當人們探討國家所面臨的困難時，家庭問題往往被忽略。因為家庭問題過於主觀，過於令
人不適，和宗教之間的關聯也過於緊密。但直截了當的事實是，幾十年來，核心家庭一直
在緩慢地崩潰，我們在教育、心理健康、藥物成癮、勞動力質量等方面的許多其他問題都
正源於此。我們已經拋棄了1955年的核心家庭範式。對大多數人而言，它再也不會回來了
。如今美國人渴望同時生活在擴展家庭和類親緣家庭之中，同時生活在古老和嶄新的家庭
結構之中。這是一次重要的機會，是一次加深和拓展家庭關係的機會，是一個讓更多的成
年人和兒童在許多雙眼睛的慈愛注視下生活和成長的機會，是一個讓他們跌倒時被數十雙
手臂扶起的機會。幾十年來，我們的餐桌越來越小，親戚越來越少。
是時候讓大桌子回歸人們的視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