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題: 十個觀點說明新冠大流行如何增強各國政府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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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新冠病毒大流行爆發和全球經濟崩潰以來，各國政府已經採取了新的權力來跟踪、追
踪和控制疫情，大流行後果是否會永久增強政府的權力？美國《外交政策》雜誌談及來自
世界各地領先先驅思想家的十個觀點，以幫助了解這種流行病如何能夠永久地擴大各國政
府權力範圍，無論是變得更好還是更壞。
第一：加強監督
斯蒂芬・沃爾特（Stephen Walt）認為，為了遏制新冠病毒疫情傳播，世界各國政府已對
其公民的日常生活採取了前所未有的控制。民主國家和獨裁國家都與其他國家關閉了邊界
，實行了隔離，關閉了很大一部分經濟，並實施了許多檢測系統以及跟踪和監視方法，旨
在控制新冠病毒的傳播。
斯蒂芬・沃爾特還補充說，採取嚴格措施的國家已經成功地遏制了新冠病毒疫情，而領導
人沒有採取必要措施的其他國家則遭受了巨大損失。隨著感染率的下降和有效治療的獲得
，許多國家將逐步放寬大多數限制。但根據沃爾特的說法，政治剝削和對爆發新一輪流行
病的擔憂將促使許多政府繼續享有其新獲得的一些權力。
第二：善治的福祉
至於亞歷山大・拉格（Alexander Rage），則認為全球各國政府在刺激計劃和醫療領域數
万億美元的支出將為腐敗和不合法貪污創造無盡的機會，這是一個壞消息。而好消息則是
，資源浪費和晦澀交易的不可避免敘述將這一流行病最終變成一種善治的福祉，並增強問
責制。亞歷山大・拉格補充說，從「阿拉伯之春」和許多其他運動中，我們已經知道，社
會對腐敗的容忍度變得更低了。這尤其適用於專制政府，如果他們試圖淡化這個問題並讓
官員從這一流行病中受益，那麼這些專制政府肯定會受到人民的猛烈回應。
亞歷山大・拉格認為，已經作出有效反應的政府——這些政府的工作基於數據，付出巨大
努力，相互合作並提供了創新的解決方案——在挽救社會免受病毒和經濟損失方面超過專
制政權，從而增強其在未來的地位和公眾信心。
第三：新時代的開始
根據詹姆斯・克拉布特里（James Crabtree）的說法，新冠病毒大流行將標誌著新時代的
開始，在這個新時代中，幾乎每個發達經濟體都將更多地受到政府的干預，但是這種變化
在亞洲國家中將更加明顯。
詹姆斯・克拉布特里認為，未來的流行病管理將需要更強大的政府，因此，各國急於擴建
新的設施來控制疾病並加強社會監督，以期希望在疫苗研製成功之前減少未來疾病的爆發
。他補充說，基於此，亞洲政府——類似韓國政府和日本政府——很可能將領導這項計劃
，因為其擁有先進的技術能力和相對靈活的隱私法管理方法。詹姆斯・克拉布特里還補充
說，大規模政府時代將重返，但這將與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以前的大國時代完全不同，這
些大規模政府的大部分形式將在東方而不是西方形成。
第四：產業政策
謝儂・K.奧尼爾表示，儘管由於新冠病毒對勞動力和生產市場的影響而使國家和公司面臨
困難，但這一時期的產業政策已經恢復，並且這發生在自由市場繁榮數十年之後，發達國
家和新興市場中的政府在其經濟的基本部門中都具有影響力和長期作用。
奧尼爾表示，到目前為止，產業政策包括通過關稅、許可證、配額、質量標準加強貿易管
理，甚至防止直接出口，特別是食品和醫療用品的直接出口。除此之外，各國還向公司注
資數十億美元，並為其提供其他公共利益，使這些公司重返國內製造而不是在國外工作，
或許其中最突出的例子就是日本向其公司提供了23億美元支持，以換取他們離開中國。隨
著世貿組織的步履蹣跚，這可能僅僅是一系列公共補貼和免稅、政府購買和倉儲、鼓勵當
地產業以及許多國家將製定其他計劃，以構建生產和獲得更廣泛一系列商品和服務計劃的
開始，這對國家安全是至關重要的。
奧尼爾還補充說，毫無疑問，旨在維持和可能擴大自由貿易的努力不會停止。但是，如有
必要，這些談判中的許多談判都將假設接受政府的直接干預並使其合法化。
第五：大規模政府
根據羅伯特・D・卡普蘭的說法稱，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等其他重大危機一樣，流行病可能
會加劇人們對採取大規模政府預防措施的渴望。
卡普蘭認為，用於監視個人的新方法——某些國家採用這些監視方法已經成功地控制了這
種流行病——可能會在未來引發隱私問題，他並補充說，隱私將在這個大規模政府新時代
中成為日益重要的問題。卡普蘭表示，由於美國和許多其他國家未能抗擊這一流行病，在
後新冠病毒時代，將存在加強各國政府作用的趨勢。結果，我們的生活可能變得比以往更
加井井有條。
第六：使批評家沉默
「人權觀察」組織執行董事肯尼思・羅斯（Kenneth Roth）認為，只要公民保持警惕，這
場危機就不會導致政府權力的永久擴大。在危機時期，國際人權法允許所有政府暫時限制
某些權利，前提是這些限制是絕對必要、相稱且無歧視的。相反，一些政府正試圖利用這
一流行病來使批評家沉默，擴大監督並建立其統治。
肯尼思・羅斯表示，監督限制了有效監視和應對健康威脅必不可少的信息自由流通，與此
同時，未能保護隱私的監視也不會鼓勵自願合作，自願合作是任何成功公共衛生計劃的先
決條件，而三權分立可以確保政府為公民的利益而不是其自身的政治利益服務。肯尼思・
羅斯補充說，這場流行病表明，不僅必須在原則上尊重人權，而且還要出於務實和良好的
理由尊重人權。如果公民意識到這些原因，則可以向政府施加足夠的壓力，以防止他們從
悲劇中受益。如果事情沒有這樣發展，我們可能會發現自己處於一個面臨大流行威脅而又
不在乎人權的世界之中。
第七：更強大的政府
羅伯特・穆哈（Robert Mugah）指出，新冠病毒大流行彰顯了世界各國政府的效力。當許
多國家領導人未能通過這項測試時，省級和城市領導人設法解決了其社會所面臨的流行病
疫情，這些地方官員表現出更高的效率，並贏得了公民的信任。
羅伯特・穆哈表示，州長和市長目前致力於挽救生命，提供基本服務，維護法律和秩序以
及支持經濟復甦，而且地方領導人開始著眼於大流行後時期並重塑其社會生活。他補充說
，有限的財政資源將強制實施具有成本效益的政策，從而產生多重好處，包括創造更好的
方式向最弱勢群體提供醫療保健並建立「綠色經濟」。
正如穆哈所說，縱觀整個歷史，傳染病的爆發對地方政府產生了深遠的影響，14世紀的鼠
疫導致對「骯髒」城市空間的回顧，而19世紀霍亂的爆發導致了大規模的城市重建計劃，
並建立衛生系統。同樣地，當前的新冠病毒大流行將帶來治理方面的變化，從追踪感染者
和觀察隔離的監視技術到主要的醫療衛生支出，以確保這種疾病在未來處於可控之下。
第八：業務不良
亞當・博森（Adam Bosen）解釋說，先前的宏觀經濟政策制定過程集中在增長、通貨膨脹
、失業和債務等主要可變因素上。他補充說，這使中央銀行等類似機構能夠說服自己和他
們的人民，讓其相信他們是關心公共福利，而不是做出與資金分配有關的選擇。
但是這種流行病及其後果迫使經濟學家通過決定哪些公司將獲得快速貸款，哪些業務安排
將獲得支持以及將購買哪些資產來操縱資源分配決策。這使危機政策更加有效，因為中央
銀行、財政部和金融監管機構將通過新的直接干預形式擺脫這場危機。
第九：熱愛金錢
庫米・奈都認為，大流行後的世界形成於人們對金錢的熱愛，我們大量消費，等同於非凡
的消費、成功和生活幸福的認識。事實上，新冠病毒大流行向我們表明，我們需要從根本
上審查社會上食品和其他基本商品的生產和分配，以實現健康、和平與繁榮。
庫米・奈都補充說，我們現在必須鼓勵地方所有權、非中央集權以及社會產品和服務的共
同生產。應當指出的是，各國政府利用軍工聯合體來限制公民參與民主進程，因此，我們
必須確保民權的這種下降不會成為後新冠病毒時代的永久生命支柱。
第十：公益
布魯斯・施耐爾（Bruce Schneier）表示，西方社會在使用個人數據方面進行了一場根本
性的鬥爭，這場鬥爭將個人的隱私權置於個人信息對我們所有人的價值之上。例如，谷歌
地圖可以向我們顯示實時流量，但這是通過從每個人的電話收集位置數據來實現的。
根據布魯斯・施耐爾的說法，新冠病毒成為了這一問題新的參與者，例如公共衛生部門和
醫療部門。實際上，跟踪感染者密切接觸者依靠的不僅僅是智能手機應用程序。
另一方面，醫學界將利用這一流行病擴大對所有類型研究詳細健康數據的訪問，公共衛生
當局將敦促進行更多監測，以便對未來的流行病作出早期預警。
施耐爾最後總結稱，因此，我們發現這些數據對於個人而言非常個人化，但對我們所有人
都具有巨大價值。當我們朝著更大控制邁進時，我們需要知道如何使雙方都滿意，即需要
知道如何確保從我們的數據中獲得集體利益，以造福整個社會，又能同時保護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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