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帝國的衰落將如何衝擊世界？
https://www.guancha.cn/WenYang/2020_07_14_557458_s.shtml
文揚
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研究員
今年3月中旬，還在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的初期，中國提前實現了“拉平曲線”，而美國
疫情初起，才剛剛採取應對措施，整體形勢還遠未明朗，但敏銳的觀察分析人士已經感知
到了重大的事情正在發生。美國前助理國務卿庫爾特‧坎貝爾和亞洲問題專家拉什‧多希
3月18日在《外交事務》上發文[註]，認為這場疫情或成美國的“蘇伊士時刻”。
[註]《Foreign Affairs》The Coronavirus Could Reshape Global Order
https://tinyurl.com/vfv599q
他們認為，二戰後的70年裡，美國作為全球領導者的地位不僅建立在自身的財富和力量之
上，還建立在同樣重要的一種合法性之上，這種合法性是從三個要素中產生的，即美國的
國內治理、提供全球公共物品以及召集和協調全球危機應對的能力和意願。但是，新冠疫
情“正在考驗美國領導力的三大要素。到目前為止，華盛頓未能通過考驗。由於華盛頓畏
縮不前，中國正迅速而嫻熟地成為應對疫情蔓延的全球領導者”。
他們認為，中國經歷此次重大危機之後或能樹立自己作為全球大國的全新地位。當病毒被
擊敗時，中國經濟復甦將在幫助重建破碎的全球經濟中發揮關鍵作用。
該文發表之時，美國新冠肺炎累計確診人數還不到1萬，累計死亡人數剛剛增加到100，美
國還有很大的機會向世界顯示它在“國內治理”方面的高水平。
其時的美國也還沒有宣佈停止對世衛組織的資助甚至宣佈要退出，也還有機會向世界顯示
它在“提供全球公共物品”方面的積極主動。
那時也還沒發生在最需要開展國際合作共同抗疫的時候美國卻反其道而行之、為了少數人
的政治私利歇斯底里地“甩鍋”中國的咄咄怪事，美國也還有機會向世界顯示它在“召集
和協調全球危機應對”方面的能力和意願。
但三個月後的今天，世界正在目睹美國以200萬累計確診和11萬累計死亡的驚人數字位列
於疫情應對最差國家榜首，同時又發生了因“弗洛伊德之死”一案引發的全美各地大動亂
，同時又在國際事務上一再挑起與中國、與歐盟、與伊朗等國的外交爭端......這些加速
進行的“去全球領導力”進程，恐怕早已不是“華盛頓未能通過考驗”這麼簡單了。
“蘇伊士時刻”指的就是大英帝國在全球事務中失去了既往的領導力、不得不讓位於新的
世界霸主美國的那個標誌性時刻。1956年冬天，當一支英法聯軍重返蘇伊士運河軍事基地
試圖阻止納賽爾的蘇伊士運河國有化計畫並維護其在這一戰略樞紐地區的傳統地位時，美
國通過金融和輿論手段迫使英法無條件撤出了埃及，並順勢填補了這一地區的權力真空。
當時英國的處境正如時任財政大臣的哈囉德‧麥克米倫所說的，“要麼作為一個第二世界
國家，要麼向建立第三個大英帝國邁進。”而“蘇伊士時刻”就是這樣一個時刻，危機過
後英國只剩下了第一個選擇。
大英帝國衰落期的歷史借鑑
回顧歷史，大英帝國的鼎盛時期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的那十年，1909年這個帝國的總
面積達到了3302平方公里，佔世界陸地面積的1/4，所統治的人口為4.4億，也佔當時世界
人口的1/4。維多利亞時期流行的一句話是，女王管轄著“一個大陸、100座半島、500個
海角、1000個湖泊、2000條河流，以及1萬座島嶼。”由於這個帝國建立在對海外殖民地
的帝國主義統治之上，總人口的3/4是有色人種，預言家們想當然地認為，它將滅亡於有
色人種發動的轟轟烈烈的反帝革命。
溫斯頓‧丘吉爾是這段歷史的見證者，他曾在中學生時代就想像了大英帝國崩潰的可怕前
景和自己在其中的使命，到1965年他去世之時，大英帝國最重要的地盤已經全部喪失殆盡
。但是與人們想當然認為的那些原因有所不同，歷史見證，大英帝國的瓦解主要不是由於
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運動，不是由於從愛爾蘭的新芬黨到印度的國大黨這些“自由戰士
”反帝運動的勝利，而是其他強國的先後崛起。
先後崛起並共同埋葬了大英帝國的強國，包括在兩次世界大戰中給予它重創並讓它背上沉
重戰爭債務的歐亞大陸敵國，也包括迅速崛起並大大擠佔了它的海外殖民地獲利空間的美
國這個盟國，還包括冷戰開始後在全球四處出擊“謀求摧毀英帝國”的蘇聯這個前盟國。
正是來自多個方面的共同夾擊，導致大英帝國維持廣袤殖民地的成本總額不可避免地高出
了總的收益。
不可否認的一點是，在大英帝國瓦解過程中，美國實際上扮演了一個世界反帝國主義基地
的角色。美國在1941年“珍珠港事件”之後的參戰，一方面讓丘吉爾在黑暗中看到了勝利
的曙光，但另一方面又令他感受到大英帝國被美國的崛起“排擠到了懸崖的邊緣”。美國
當然不是為了挽救大英帝國而參戰的，恰恰相反，正如約翰‧梅納德‧凱恩斯曾經用過的
一個比喻，美國一心想“挖出大英帝國的眼珠”。
猶如一個使人窒息的熱烈擁抱，一方面美國人通過《租借法案》給了英國人贏得戰爭所必
需的金錢，另一方面卻也將大英帝國驅趕到了“過去的強國”的屈辱地位上。
“過去的強國”只屬於過去，它只能從過去的殖民地全部撤出。如果僅做短期的成本與收
益計算，那麼大英帝國的撤出政策就像戰後工黨政府“五巨頭”之一休‧道爾頓所說的“
當你身處一個你不再需要的地方，加之你也沒有力量鎮壓那些不需要你的人，那麼你唯一
能做的就是撤出。”但是，如果能夠將撤出政策轉換成一種長遠的安排並從未來的機會中
獲利，這個精於經濟計算的老牌帝國，也決不會放過任何機會。
今日回看當時，大英帝國從非洲和亞洲殖民地的撤出，遠不是倉皇狼狽的潰退，而是遵循
了這樣幾條確保帝國利益最大化的共同原則：首先是儘可能保全英國人的體面，保全英國
人的道義優越感，因為他們自認為大英帝國的殖民政策上相對於法國人、葡萄牙人、比利
時人要“仁慈”得多；於是，哪怕給當地留下巨大的混亂、將互不相容的種族、部落和宗
教群體硬生生地合在一起，也要讓英國以最小的摩擦完成撤出安排，避免捲入像法國在阿
爾及利亞和印度支那等地那樣的長期戰爭（例如在南亞次大陸製造的印巴分治和在中東製
造出以色列這個新國家）。第二是儘可能地保留下一些戰略基地，今後繼續使用（例如在
埃及的蘇伊士運河基地和在錫蘭的海軍基地）。第三就是提前埋伏好幕後政治影響和商業
利益，以便在未來繼續控制這些國家或地區（例如在原英屬非洲殖民地）。
在這幾條共同原則指導下的撤出行動，總體上是成功的。隨著冷戰開始，兩極世界格局形
成，作為一個二等國家的英國卻仍然還能保持一個世界大國的影響力，與大英帝國這一“
成功”的衰落過程有很大關係。從實力的角度看，這個過程本質上也正是從“硬實力”向
“軟實力”過渡、從政治-軍事實力向金融-輿論實力過渡的過程。
英聯邦成員國數量在二戰後的增加從一個側面反映了這個過程。在戰後工黨政府和保守黨
政府的共同努力下，本來只包括英國及其幾個白人自治領的英聯邦，在1949年接受了印度
、巴基斯坦和錫蘭（斯里蘭卡），到1965年擴大到了21個國家，接下來的10年又有10個國
家加入，最大時成了一個包括了54個獨立主權國家或屬地的國家聯合體。
歸納一下，大英帝國衰落過程給今日世界留下的歷史借鑑有三：第一、衰落的主因不是殖
民地的民族解放運動，而是其他西方強權的競爭包括美帝國的崛起；第二、衰落的過程不
是倉皇的、崩潰的，而是體面的、有序的、預留了未來利益的；第三、衰落的結果不是實
力的全面下降，而是實力的轉換，過去的政治-軍事實力轉換成了金融-輿論實力，舊式帝
國主義變身成了新式帝國主義。
美帝國的特殊之處
1956年的“蘇伊士時刻”被認為是美帝國作為“未來的強國”接手全球事務、大英帝國以
“過去的帝國”身份退居為二等國家的那個轉折點。
但是，美帝國卻不是另一個大英帝國，甚至在某種程度上還是作為大英帝國的對立面而崛
起為新時代帝國的。
二戰後期，表面上看美國和英國作為盟國並肩作戰，但是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總統
的內心卻對大英帝國的帝國主義行徑深惡痛絕，他將大英帝國的殖民地稱為“地獄之洞”
，並堅信“殖民體系就意味著戰爭”。他批評丘吉爾“你的血液裡有400年的征服欲”，
批評英國人“會將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土地據為己有，哪怕只是一塊石頭或一顆沙粒。”
1941年8月簽訂的《大西洋憲章》第三條“他們尊重所有民族選擇他們願意生活於其下的
政府形式之權利；他們希望看到曾經被武力剝奪其主權及自治權的民族，重新獲得主權與
自治”，針對的就是簽約者之一，因為這個主張實際上排除了戰後繼續保持帝國這種形式
的可能性。而兩年後美國的《民族獨立宣言》草案表述得更為明顯，一位英國官員因此而
哀嘆，“它的整個主旨就是期盼大英帝國最終分崩離析”。
這正是美帝國的理想主義的一面。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美國第一次大規模介入世界事務，時
任美國總統威爾遜提出了極具理想主義色彩的“十四點綱要”，讓老歐洲那一群習慣了利
益妥協、列強博弈甚至秘密外交的舊式政治家們瞠目結舌，稱他為“偉大的傻瓜”。
但這就是美帝國區別於大英帝國的最根本之處。正如亨利‧基辛格所分析的，“美國的領
袖總把自身的理想視為理所當然，很少認清這些價值對旁人而言是多麼離經叛道。”“帝
國無意在某個國際體系中運作，它期望把本身建立為一個國際體系。”
自美國崛起為世界帝國之後，它就長期處在這種現實主義和理想主義之間的矛盾關係中，
並形成了單邊主義的外交風格。正是因為相信自己的價值觀放之四海而皆準，美國才常常
會到地球的另一端定義自己的國家利益，而妥協和均衡很晚才被寫入美國人的國際政治字
典中。但是，基辛格認為，“這些觀念顯然既非全然成功，也非全然失敗。二十世紀許多
最佳的外交行動，可以追本溯源到威爾遜總統的理想主義：例如，馬歇爾計畫、勇敢承諾
遏制共產主義、保衛西歐的自由，甚至命運曲折的國際聯盟，以及日後取代國聯的聯合國
等等都是。”
基辛格基本上是對的，在強調美帝國與舊式的西方帝國之間的區別並解釋20世紀大部分時
間里美帝國特殊的外交政策風格這一點上，無出其右。但是1997年出版的《大外交》一書
中提供的這一分析框架，看起來無法應用到21世紀。從小布希推行的“先發制人”的“布
希主義”，到歐巴馬八年無所作為的“改變”，再到自2016年至今以“美國優先”為旗幟
的“川普運動”，顯然越來越不像是基辛格能夠輕鬆且優雅地描述和說明的那個美國了，
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雙重性這個解釋理論，完全過時了。
美帝國的特殊性，在20世紀的100年裡是一種，在21世紀的這20年裡又是一種。
川普的上台是對理想主義的揚棄和對現實主義的回歸嗎？肯定不是那麼簡單。到目前為止
，基辛格似乎還不知道該如何理解這位特殊人物，他只是含糊其辭地說他有很大的機會成
為一位“美國歷史上最矚目的總統”，因為“他的特質與理論上的美國總統非常不同”。
那麼，應該如何理解這個進入21世紀之後變得越來越面目全非的美帝國呢？是否仍然還是
那個離經叛道、一廂情願的帝國，無非是更加離經叛道、一廂情願了一些，需要世界對它
再次重新認識、重新接受？抑或是另一個可能：它的離經叛道路線終於走入了絕境，開始
以它特有的方式重蹈帝國衰落的覆轍？
為了看清楚這一點，不妨先回顧一下小布希時期的美國和英國這對盟友原本可能走出了另
一條路線。這條路線曾被有的評論家稱之為“一種新的帝國主義”，它以積極採取行動致
力於建構“全球化的政治”、“建立世界新秩序”、打擊國際上的“黑幫集團”和“流氓
政權”、幫助發展中國家建立良好的治理體係為目標。正如其時的英國首相布萊爾在“9
‧11”恐怖襲擊之後的某次演講中所宣稱的：不僅僅是懲治犯罪的正義，還有為世界各國
人民……飢餓的、悲慘的、無依無靠的、無知的、從北非沙漠到加沙貧民窟，再到阿富汗
的山區，生活在骯髒和匱乏中的人們……帶來民主和自由的正義，這種正義同等寶貴：它
們同樣是我們的事業。
這些話今天聽起來已經恍如隔世了。很顯然，如果將今天的川普和約翰遜這一領導人組合
與當年的小布希和布萊爾這一領導人組合作對照，那麼前者代表的路線恰恰是對後者代表
的那條路線的反動和逆行。
如果美帝國的確開始衰落？
2020年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不僅讓美國，也讓整個西方世界，都失去了庫爾特‧坎貝爾
和拉什‧多希3月18日《外交事務》那篇文章中所說的從“國內治理、提供全球公共物品
以及召集和協調全球危機應對的能力和意願”中獲得的全球領導者合法性。
截止到5月底，在全球140個有可靠統計數據的國家裡面，以每百萬人新冠肺炎的死亡率作
指標，或按確診患者的死亡率作指標，排行前20位裡大部分都是西方國家。
尤其是美國。《世界是平的》一書作者托馬斯‧弗裡德曼在5月上旬的一篇文章中寫道[註
]：當我們亟需最正確的科學引導走出困境的時候，川普每天卻謊話連篇，還將一切他不
喜歡的消息斥為“假消息”……當我們需要全球合作共抗疫情的時候，川普卻趕走了我們
所有的盟友……當我們需要高度的社會互信以便統一行動居家隔離的時候，川普分裂人民
的政治伎倆和左右逢源的兩面手法破壞了我們為贏得這場抗疫之戰而所需的“萬眾一心”
……當可支付醫保變得尤為重要的當下，川普卻一心只想廢棄歐巴馬總統提出的《平價醫
療法案》而不提供任何可替代方案……當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亟需本國的早期預警系
統全力運作的時候，國土安全部和國家情報總監辦公室的四個頂尖職位卻充斥著臨時代理
官員，而新冠病毒卻每天都在全世界蔓延……
[註] 讓美國再次免疫
https://www.ptt.cc/bbs/IA/M.1589344001.A.E2D.html
美國《大西洋》月刊更是直言不諱，其5月份的一篇封面文章宣稱，如今的美國人正生活
在一個“失敗國家”[註]。而似乎是要進一步證實這一點，一場因黑人弗洛伊德之死而引
發的動亂竟在疫情高峰期蔓延全美國。
[註] 我們美國人生活在一個失敗國家
https://www.ptt.cc/bbs/IA/M.1588027299.A.7A6.html
湯因比曾有一個說法，“近代西方驚人成就的秘密，在於精神武器與世俗武器的巧妙合作
。”此話的含義是，歷史上此起彼伏出現的帝國，大多數都是依靠武力建立和維持的，只
有近代以來的西方帝國，懂得使用“精神武器”行使全球霸權。這個觀點對於理解今天的
美國尤其合適，雖然美國的軍事實力始終保持為世界第一，但作為最新一代的西方帝國，
它的全球統治卻主要依靠道義、理想、價值觀、責任感和領導世界的意願及能力等精神上
的力量，這就是美帝國的特殊之處，而一旦失去這些，它也就與歷史上那些窮兵黷武的野
蠻帝國沒什麼不同了。
不幸的是，世界正在目睹美帝國精神力量的全面衰落、加速衰落，而這也就意味著美帝國
本身的全面衰落和加速衰落。
這與1956年那個“蘇伊士時刻”很不同，中國並未動用金融和輿論手段擠壓美國，恰恰相
反，這兩大武器還都掌握在美國手裡，但是2020年的美國卻很明顯地在加速滑入帝國衰落
的軌跡。所以可以說，無論川普執政的歷史意義到底是什麼，現實是，他一手製造了美帝
國的“蘇伊士時刻”。
接下來，最有可能發生的，也許就是大英帝國衰落過程不同程度上的重演。而通過前面講
過的那幾點歷史借鑑，大致上可以做出如下預測：
第一、與大英帝國的衰落類似，美帝國的衰落和解體的根本原因也將是維持全球霸權的成
本總額不可避免地高出其總的收益。而導致這個局面出現的主要因素，也仍然是其他強權
國家的共同作用，既包括對手國家在各個領域的競爭，也包括盟友國家對獲利空間的擠佔
。
第二、與大英帝國的衰落類似，美帝國的衰落也將儘可能保持為一個體面的、有序的、預
留了未來利益的過程。如果考慮到這樣一個過程很可能是帝國衰落和權力退出的各種方式
中最為和平的一個方式，那麼，這個過程就不僅僅是美國一方面的事情，而應該在當前多
極化國際體系中由各主要強國共同完成。
第三、與大英帝國的衰落類似，美帝國衰落的結果，也很可能不是實力的全面下降，而是
實力的某種轉換。考慮到美國當前在金融、科技、媒體、學術、大眾文化等多個主要領域
仍遙遙領先於其他國家，那麼，傳統實力向新型實力的再一次轉換也完全可能。
當然，以上三點只是從大英帝國衰落過程的歷史借鑑中得出的，只是一個參考，並不能完
全照搬到當今世界的形勢上。其實，導致當今世界與歷史上的情況大不相同的因素，並不
是美國，而是中國。
不同於歷史上的西方帝國，中國是一個堅持和平發展道路的人民共和國。不同於歷史上的
國強必霸，中國打出了“新型大國關係”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新旗幟。
世界應該看到，這才是世界和平的根本保障。如果美帝國的加速衰落完全是自身的原因，
那麼，也只有中國才可能通過自身的和平發展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不懈努力，抵抗和
消解美帝國衰落給世界帶來的衝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