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的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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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銳
新加坡睿意醫療管理國際學院院長
發端於2019年年末，2020年在全球大流行的冠狀病毒疾病，在發生之初，大概沒有誰會料
到，這場當時並不被普遍看“重”的疫情，會在一年中演變成一場自二戰以來，對人類命
運威脅最大的危機——讓全球上千萬人感染、上百萬人失去生命、不計其數的人在貧困中
掙扎。
冠病對人類生命財產造成的損害，豈止當年沙斯（SARS）的百倍，而且疫情肆虐至今仍未
停止，去年末再掀波瀾：翹首以盼的疫苗剛剛在多國落地，英國和南非的變異病毒又來襲
。
這是一場世紀之疫。
我們不妨抱著敬畏之心，審視回顧一下這場疫情的軌跡，或許可以從中學習和得到啟發。
倘若如此，人類總算沒有白白受苦。
我們也許還沒有忘記，當疫情在2020年初首先在中國武漢及湖北省暴發之時，全中國立即
緊急動員起來，幾乎在一夜間千城封鎖、億人禁足，全國上下、城鄉內外頓時一片寂靜。
十幾億中國人民表現出前所未有的團結一致和眾志成城，度過了可能是有史以來最壓抑最
不尋常的春節和春天。
幾個月的艱苦封禁，換來中國經濟在全球首先復甦和增長。在十一黃金週的狂歡中，盡享
呼吸暢快與出行自由的中國人，發出了“霹靂手段方是菩薩心腸”的感慨，表達了人民對
政府嚴厲措施的讚許和個人為此所付出的認同。
就在中國全力以赴、萬眾一心抗疫的時候，如果人們沒有忘記，西方多國卻普遍隔岸觀火
，一副置身事外的樣子，幾乎不把疫情的嚴峻與中國的努力放在眼裡，仍然高喊自由與人
權，因而坐失防控良機，很快就遭遇疫情鋪天蓋地的侵襲。多國在短時間內紛紛“淪陷”
，在一年中由疫情暴發所造成的生命與經濟損失，已是有目共睹，無須贅述。
人們可以輕蔑地說中國抗疫成功，不過是體制的勝利，但這已不是重點。重中之重和極具
諷刺的是，疫情和死亡在中國得以迅速受到控制，整天高喊自由人權的很多國家，如今仍
深陷疫情的泥潭，看不到光明。特別是年初提出的“群體免疫”，也被學者指為不過是無
力抗疫和放棄抗疫的託辭，成了最不講人道的措施，也釀成最不人道的後果。
但不要誤會，這決非一場體制之爭。回望這場世紀之疫時，其實不難發現，有一樣東西對
各國抗疫始終發揮影響，那就是集體主義與個人主義的博弈，它已超越政治本身。
整體而言，無論是制定政策的政府層面，還是遵守政策的民眾層面，注重利他的集體主義
精神的國家和社會，抗疫的表現總會好一些；一味強調自由權利的國家和社會，疫情也更
為嚴重。
你可以說中國抗疫的成功，是用壓制和犧牲個人自由權利換來的，但倘若沒有民眾內心價
值觀的認可與支持，效果也難以達成。況且對於一個人口眾多且結構複雜、經濟發展不平
衡的大國，這可能也是最為行之有效的方式。犧牲小我成就大我，大我的成功又更好地維
護了無數小我的安危和權益。
亞洲很多地方如日本、韓國、新加坡、香港和台灣等民主體制的國家和地區，抗疫措施對
個人自由權利的限制，可能不像中國大陸那樣嚴厲，這既是體制所限也是國情決定，但對
公共集體利益的強調與維護都很突出，可以說是儘可能兼顧集體與個人兩者權益的結果。
東方文化中普遍存在的集體主義無意識，也讓抗疫措施在民眾中更容易推行和被遵守。
若只用社區防控優劣來評估抗疫表現的話，新加坡仍屬優異，即使將客工感染加在一起5
萬8000多起病例，只有29起死亡（截至1月5日的統計），也依然亮眼。如果中國大陸抗疫
成功靠的是嚴厲封禁的“霹靂手段”，新加坡靠的就是“精準防疫加嚴厲執法”。
在今年的抗疫中，新加坡其實從未封城，即使從4月7日起實行病毒阻斷措施後，諸如公共
交通、餐飲、郵政等必要服務也從未停頓，只要不違例，人們仍可以自由出行甚至簡單運
動。可以說，政府是通過對少數違例者的嚴厲執法，換取和維護了多數人儘可能多的自由
權利，竭盡所能在兩者間尋求平衡。
細心的人也許還會發現，無論是抗疫措施的制定還是遵守，相比極端強調個人自由權利的
美國和歐洲一些國家的表現又略勝一籌，在封城令、口罩令等措施的制定和執行方面，政
府和民眾都顯得更為理性，特別是在秋冬第二波疫情來襲之前。
由此可以看到，這次疫情危機似乎對集體主義精神發出更強呼喚，也成為對人類集體主義
精神的一次考驗。
集體主義，就是利他主義，與個人主義相對，在以儒家文化為代表的東方文化中佔據重要
地位。具有濃重個人主義色彩的自由主義與人道主義，是西方人本哲學的核心，是中世紀
歐洲啟蒙思想反抗神權對人性壓制的結果。以此為基礎所催生的民主政治，也自此成為人
類的理想和追求。
集體主義與個人主義分別代言集體利益與個人利益，各具價值。過度的集體主義固然對人
性造成禁錮，但對自由人權的過度強調同樣會損害公眾集體利益。在自由人權被普遍高揚
且日益成為主流價值觀的今天，這場百年不遇的疫情，是否在提醒與呼喚集體主義的適度
回歸？
很顯然，在這場疫情中，利他就是利己，利己就要利他。
2020年已過，希望這場疫情也快快隨著這個不祥的庚子之年而去。但願依然在疫情中煎熬
的人類，在這個特別的辭舊迎新之際，東西方社會可以借鑑彼此的智慧，在個人主義的濃
墨重彩中融入些許集體主義精神，適當和暫時犧牲小我，放眼人類全局和長遠利益。
在這場疫情之下，全人類從未像現在這樣，已結為一個生死與共的共同體，利他之後受益
的終究還是每個個體——如果這場疫情可以讓我們從中學習和有所收穫的話。
如果18世紀的啟蒙思想，是讓人性衝出神權禁錮的理性之光，在21世紀疫情之下的今天，
誰又能說集體主義的適度回歸，不是人類的另一次理性思考？利他主義，畢竟更能彰顯人
之為人的高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