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賽的轉變
儘管部分球員目前已承認濫用IPED，但毫無疑問，棒球比賽的問題已經很嚴重。2003
年季中，大聯盟方面進行了抽樣調查。根據現行的集體談判協定(Collective Bargaining
Agreement, CBA)，聯盟當局可隨機測試球員，以計算使用IPED的球員比例。測試結果，
有83個樣本呈陽性反應，略多於全部樣本數的百分之五，足以展開進一步測試，以獲取確
定結果及公布罰則。儘管這項計畫因為測試時狀況頻傳、懲罰過輕，以及禁藥種類過少而
倍受批判，它總是比過去的做法好多了。
至於更有力的藥檢與更嚴厲的懲罰，是否真能遏止IPED的流傳呢？這裡有兩個案例。
熟知藥檢結果的棒壇消息人士透露，過去三年來，小聯盟系統呈陽性反應的樣本數並未減
少。2003年夏天，參加奧運資格賽的小聯盟選手們接受奧運標準的藥檢，結果兩名呈陽性
反應的選手被退回小聯盟，另兩位球員則離隊；還有人懷疑，某些球員是為了避免進一步
測試和受罰的風險，而拒絕參加奧運。兩位呈陽性反應的選手─天使隊中繼投手Derrick
Turnbow和國家隊外野手Terrmel Sledge目前被禁止參加國際賽，但他們還是能在2004年
繼續打職棒，沒有受到進一步懲罰。
而既然我們已經知道，棒球界的兩位超級明星選手有意無意的使用了IPED，我們就必
須釐清以下的問題：這些藥物的用途為何？又如何幫助野手或投手？大部分IPED的用途不
是促進肌肉質量以增強爆發力，就是延緩肌肉衰退，以減輕疲勞、縮短痊癒時間。毫無疑
問，這些藥物都能達到它們特定的功效，儘管也會帶來明顯的併發症。
一個更強壯的球員能不能更強力的擊中球心、更快速的揮棒、把球投得更快更遠、或
將疲勞降低到足以改變體能、甚至在棒球界扭轉乾坤的程度？目前還沒有一個妥當的答案
。既然不能使用真人獲取可靠的實驗結果，研究者只能使用替代品。類固醇若能使球員更
強壯，更強壯的球員表現會更好嗎？痊癒時間的縮短，能讓投手贏更多場球嗎？威奇塔大
學的體能教練，也是Rosenboom棒球重量訓練計畫的負責人Kerry Rosenboom相信，這種效
果被誇大了。「我可以透過機敏的訓練計畫，獲得和用藥完全相同的結果。」Rosenboom
在BP的廣播訪談中說：「他們正冒著病痛遞增的風險。這是很懶的方法，卻也很愚蠢。」
出乎許多人意料，投手從IPED得到的幫助其實大於打者。棒球界對於類固醇使用者的
傳統印象，總是滿身橫肉、二頭肌突出、青筋畢露的強棒。沒幾個投手符合這種刻板印象
。投手每四到五天就得上場一次─救援投手的頻率更高─投到肌肉衰竭，再也不可能完成
任務為止。一個正常的先發投手需要72小時的恢復時間，才能從「疲勞」狀態回到「備戰
」，力量在過程中回復了約百分之七十。能夠控制身體復元過程的投手，則能在48小時內
恢復正常。「多出來的一整天是極大的優勢，」投手教練Tom House說：「這樣的人在每
一次出賽的後半段，以至於球季後段都會比別人更勇猛。」使用胰島素或同化性類固醇等
IPED，足以將身體痊癒過程從正常的72小時加速到48小時，甚至更短；運動員體能以這種
方式提升的程度，可能很難算出確切的比例，但實際功效則呈等比級數增加。
也有人認為打者獲得的真正優勢，在於能把球打得更遠；由於缺乏實證或科學研究足
以證明打者越強壯越好，檢證這種假設的適當方法也寥寥無幾。一個常被提出的統計數據
是，Barry Bonds在過去五年裡轟出的距離450呎以上的全壘打，比棒球生涯前段更多；可
既然Bonds這五年來的全壘打數比其他人還要多，特大號全壘打的比率也就不見得比以前
更高；高於過去的是他敲全壘打的比率。只憑這種比率增加足以坐實他的犯規嗎？Bonds
的職棒生涯平均單季擊出37支全壘打，他來到舊金山的第一個球季─1993年，就擊出46支
全壘打。那些一天到晚說Bonds體格如何顯著增加的人，很少能指出1993年有什麼不正常
增加。Bonds只有兩個球季的全壘打數超過1993年，就是2000和2001年。揮棒速度的測量
準確性總有問題，但即使是這樣的數據，仍無從證明Bonds從IPED獲得什麼優勢。ESPN在
2001年紀錄的揮棒速度前三名，有兩個分屬於Alfonso Soriano和Luis Gonzalez；而他們
並非滿身橫肉的大塊頭，而是兩個瘦高個兒。人們常把Soriano和Hank Aaron相提並論，
特別是他敏捷異常的手腕和輕鬆寫意的揮棒。
而Aaron這位堪稱實至名歸的全壘打王，對於增進體能藥物可一點都不陌生。Peter
Gammons最近繼Tom Verducci之後，寫了篇關於棒球界如何使用安非他命的文章，幾乎將
50、60年代以來的每一個偉大球員一網打盡。Aaron和Pete Rose、Mickey Mantle及其他
球員，都被指控服用過「紅果汁」和「綠仔」。即使到了今天，不先服用點什麼就上場比
賽的球員也還是寥寥無幾，無論那是蛋白質奶昔、草藥配方、一壺勁道很強的咖啡，還是
其他更邪惡的東西。
從BALCO醜聞案頭號目標的兩位球員的紀錄裡，很難真正找到什麼使用禁藥的痕跡。
Giambi從髕韌帶炎(patellar tendonitis)到良性腫瘤的各種病症，足以作為任何只想靠
著藥瓶子輕鬆成為明星者的鑑戒；當然，他那張幾百萬美元的合約也是個有力的反證。
Bonds從1999年至今的成績總被認為超乎尋常，可即使以生涯單季平均的37支全壘打替換
那戲劇性的單季73支全壘打，他的成績也很難不令人刮目相看；如此Bonds的全壘打數將
是667、而不是703，但仍能超越Willie Mays，也還有希望追上Babe Ruth；即使Bonds的
2001年真能歸因於用藥，說服力也還是不如Aaron的這句話：「我知道你不可能只靠著把
什麼東西弄進身體，就能打快速球、變速球或曲球。」
不過，這兩位球員─還有其他人，包括通不過2003年藥檢的83人，還有更多矇混過關
，服用無從檢測的藥物而過關的人─總是抹黑了自己。社會大眾甚至不需要在心裡給他們
畫上星號。然而，這些球員卻都通過了2004年的藥檢。還沒有哪個大聯盟球員在被告知的
情況下通不過藥檢。在今天的媒體生態之下─大陪審團的證詞，竟是頭條新聞的來源─藥
檢的陽性反應幾乎不可能保密。在沒有更充份的科學研究證實類固醇對棒球的影響之前，
我們只能猜測；而棒球界對於贊助此種研究的無能，和他們在科技上的無能如出一轍；直
到2004年，大聯盟當局才首度贊助相關的研究，只給了十萬美元。可悲至極。
尷尬的收場
到頭來，我發現自己置身一個前所未見的境地。我全心支持Bud Selig的決策，我也
尊重球員工會對於保護球員權益、提升球員地位的一切努力。但在這個案例中，我卻感覺
工會的職責和最好的解決方式互相矛盾。放棄隱私權、將自己的飯碗押在有問題的檢測上
、或是給予主席辦公室超乎集體談判過程的進一步權力，當然都背離了球員的最大利益。
但球員的最大利益，應在於盡力保護付他們這麼多薪水，讓他們發家致富的棒球運動
。球員的最大利益應是滿足球迷最大的期望，因此，棒球運動對違規者有權予以懲罰也就
多少言之成理，即使規定有所瑕疵、甚至是不成文的。精靈不可能回到瓶子裡去，即使是
趨近完美的藥檢程序，也無從改變對於更強壯、更快、更高的運動員，其優勢必定來自服
藥的成見。每一次大躍進、每一個曇花一現的球季、每一件個案都得面對鐵石心腸的批評
者們對用藥的質疑；沒有一支500呎遠的全壘打、一個只吃玉米就能長出20吋二頭肌的選
秀球員、或是一個100mph連發的速球投手能躲過這特製的黏液。
為了反擊這種成見，棒球界必須扮演好自身的社會責任。ESPN和福斯電視網每一次把
麥克風遞給球員、教練、和老闆，都是前所未有的教育機會。Al Leiter該做的或許不是
公開說「屁」和裝小丑，而是把一個球砸爛在炒鍋裡，藉此提醒我們「用藥的下場就是這
樣」。棒球一定要清楚告訴球迷這個訊息：「我們是乾淨的，你也應該是」。
棒球運動也應該加入全球反制促進體能藥物行動的行列。事實上，棒球界應該邀請世
界反興奮劑機構(World Anti-Doping Agency)這樣的組織推行他們的計畫。Victor Conte
或許會把奧運稱為「禁藥馬戲團」和「最高級的詐欺」，但不可否認，奧委會和旗下的機
構在執行藥檢計畫及適當罰則這方面，領先大聯盟棒球許多年之久。
Selig的公開聲明，以及政府力量介入的威脅，讓這個問題從談判議題變成一項迫切
的危機。主席不能一意鐵腕處理而不做任何讓步，球員工會也必須保障球員應有的權益。
我的解決方式絕非完美，但這個問題也沒有真正的解答。一套藥檢程序不足以使禁藥徹底
絕跡，只會讓使用者潛伏得更深。大多數情況下，由於經濟效益和大樂透式的報酬，使用
者還是會領先檢查者。相對而言，我的解決方法則是簡單而實用的。
球員必須同意一項由棒球界以外的機構執行，專業性及機密性皆無庸置疑的藥檢方案
，並且同時接受小聯盟現行的藥檢程序。這項方案的協議必須具備隨機取樣及充分理由要
件，並保障球員的隱私權。非球季期間不得進行突擊檢查。罰則應比照使用違禁娛樂藥品
(illegal recreational drug)，以國家足球聯盟(NFL)為典範，包括長期禁賽，嚴格執行
戒毒計畫，並在必要時將累犯者逐出棒球界。
最後，我們實在沒有理由要求棒球界做到比整個社會該做的更多。在「反毒戰爭」裡
沒有真正的贏家，我們只能期待戰局的緩和，以及公關上的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