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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網址:
http://f1.net4p.com/gate/gb/politics.soc.ntu.edu.tw/RAEC/act/thesis/no7.doc
以下節錄有關三島的部份:
P.26
然而，石原慎太郎並非同時代文人中介入政治的唯一一人。透過各種公開行動，與他年齡
相近的大江健三郎、三島由紀夫都勇於對動盪的日本政治提出自己的主張，其中在1970年
(昭和四十五年) 年底切腹自殺、要求恢復日本傳統的三島由紀夫，既是石原的好友，也
是最常被拿來比較的對象。同樣以挑戰時代禁忌的小說寫作出身，同樣在政治光譜上被歸
類為極右翼的兩人，一位成了叱吒的政治家，一位卻以決絕之姿死諫。究竟這兩人對於生
與死、政治與文學的看法有何不同？其間差異可以如何幫助我們進一步瞭解戰後日本的時
代矛盾，與石原慎太郎的人格特質？
1925年，三島由紀夫出生於一個公務員家庭，本名平岡公威。1941年在中學就讀時，
他的小說作品《繁花盛開的森林》獲得國文老師清水文雄推薦，連載於四位學院派評論者
所合編的《文藝文化》雜誌上。該作品強烈的浪漫主義傾向受到包括林房雄在內等浪漫派
作家的激賞，他們的鼓勵提攜使三島由紀夫創作不輟，也影響三島開始閱讀日本中世文學
，尋找傳統精神中的「純潔」與「美」。1944年《繁花盛開的森林》出版成冊大賣，1949
年三島又以《假面的告白》奠定新進作家的地位。三島自石原的作家生涯初起時便是其支
持者，兩人筆下具有極端性格的人物時常被相提並論，而石原以〈太陽的季節〉竄紅時，
也正好是三島由紀夫以《潮騷》、《金閣寺》廣獲尊崇的寫作生涯顛峰。根據石原的描述
，三島介紹他接觸文人與文學評論家，石原則成為三島在感官世界的嚮導，領其流連於夜
總會、拳擊場 (Nathan 2001)。
1961年發表的短篇《憂國》中，三島開始把長期探索的死亡、肉慾主題與「向天皇效忠」
的愛國情操合而為一。《憂國》以日本近代史上著名的「二二六事件 」為背景，主角是
一名年青英俊的自衛隊軍官，他不願攻擊被視作叛軍的好朋友們，在二月二十七日黃昏決
心切腹自殺，於是與新婚妻子在熱烈而嚴肅的最後一次肉體結合後，雙雙自盡。三島由紀
夫將此情節形容為一樁「極樂事件」，鉅細靡遺地描寫中尉把刀刺進腹部後一步步走向死
亡的痛苦過程，評價「這對勇敢、忠貞的武士夫婦如此令人感動，連眾神都為他們哭泣。
」《憂國》之後，三島轉而研究神風特攻隊的歷史，以此為題材創作《豐饒之海》四部曲
，繼續歌詠為天皇殉身的奉獻情操 (Nathan 1988)。
1966年12月，當石原慎太郎踏上轉捩性的越南之旅時，三島也展開自己的政治實踐：首先
，林房雄為他引見了兩名自居為「超國家主義者」的大學生，他們信仰日本的天皇制與民
俗，反對戰後民主制度對傳統的侵蝕，打算將主張付諸辦雜誌，取名《爭論》。大受感動
的三島乃應允為其寫稿並向其他作家邀稿。1967年4月，他還參加了自衛軍團部的軍事訓
練，預備成為一位真正的「武士」。此後三島由紀夫的政治立場逐漸明晰，1968年七月，
他在《中央公論》上發表〈文化防衛論〉一文，主張「日本文化是日本人所以為日本人的
內涵，而天皇是日本文化唯一的來源和保證；戰後文化將天皇自日本文化中剝除，像一把
斷了弦的琴，使『菊花與劍強行被外力分離』，應致力恢復天皇的榮光，予其軍事支配權
，從而恢復日本文化的完整性。」同年九月，號召四十位學生經歷嚴格的軍事訓練組成「
楯之會」，以修憲、尊皇、反共、改革為主旨，希冀成為「不惜生命保衛天皇、對抗任何
否認天皇政治力量的最後一支軍隊。」1970年11月25日，三島由紀夫率領四位「楯之會」
學員前往拜訪自衛隊指揮官，他有計畫地命令學員將指揮官綑綁後，要求全體自衛隊團員
集合聽他演講。原本計畫發表三十分鐘的演說，卻只講了七分鐘便被台下的鼓譟打斷，三
島旋即走回指揮官辦公室切腹自殺，結束了將近四十六年的一生 (Ibid)。
許多年後回想起與三島由紀夫的交誼，石原曾說「他的行為就政治效果來考量，祇是
近乎無謂的慘痛，但他以自殺所披瀝的對於日本社會本質的預言，倒是非常正確的。」可
見雖然手段不同，兩人對於當時日本政治的不滿是一致的，亦即皆對戰後日本國家主體性
的不完整感到失落，但三島所追尋的是傳統的復興，石原所尋求的卻是依循現代政治自由
主義的邏輯追求日本國家主權的全然獨立。這也反映了兩人的世代差距－在戰爭中成長、
求學、甚至曾短暫從軍的三島由紀夫，對於天皇仍懷著戰前派的崇敬；而戰後方成年的石
原慎太郎，則繼承了戰後右翼反蘇、反共、重新武裝的觀念。
在石原從政後，兩人曾有兩次就政治實踐之道正面交鋒。事出於1969年，石原慎太郎與京
都大學教授高坂正義在對談中批評了自民黨，未久三島由紀夫乃在報端發表公開信，呼籲
石原慎太郎應「拿出武士精神死諫 」；同年，兩人應雜誌之邀公開對談，當中論及對「
死亡」的看法時，出現明顯歧異：
三島：不能為特定之目的而死，應該追求被守護的終極價值。
石原：如果要為了甚麼而死，應該是為了結局本身。
三島：只守護自己是種很卑怯的思想。
石原：不是守護，而是展現。
三島：無法達到自我放棄的思想，絕對是種失敗的思想。
石原：是指「守護自己」這件事嗎？我不能苟同你。唯一不能夠替代的價值便是「自我」
，因此當我的存在消失了，萬物也就結束了。自己所展現出來、守護的東西，全是自己的
存在，守護自己的存在，便是發揚自己的存在。
三島：人類在決心一死時是為了自認最重要之事捨身，但照你這麼說，你的行動是永遠不
會有真的行動的。
石原：當然會有呀！為了守護存在，也可能以死來守護。出仕亦是一種可能，將自我獻身
，也是對存在的守護。
(石原慎太郎、三島由紀夫1969)
從這段談話中可以發現，三島與石原慎太郎對於「死亡」概念有著截然的詮釋。對三
島而言，真正崇高的美只能是不朽的，是不可能存在於生的世界之中，恰如在《金閣寺》
中之語「一隻手觸及永遠，一隻手卻伸向人生，這是永遠不可能的事。」(1995:134) 三
島由紀夫的人生觀中存在著各種二元對立：生對立於死和美，文學藝術對立於政治，情感
對立於行動 。故在三島的哲學中，走入現實政治不可能助他實現浪漫的政治理想，他的
實踐之道必然須指向死亡，在粉身碎骨中完成壯烈的美之理想。
反之，對石原來說，政治與文學皆仰賴語言，其間沒有對立的危險－「日語裡有個說法叫
做『修辭之劍 (Kuzetsu no to)，作家和政治家一樣，都要依靠語言來表達。』」
(Nathan 2004:177)－ 但石原與三島的愛國主義並非完全不可溝通，當三島把日本國魂寄
託於天皇之際，石原則關鍵性地將「國家」與「自我」合一。在1999年8月他與漫畫家小
林善紀的對談中，他描述了個人「情感生活」成形的時刻：
日落時分，我和同學們及一群後備隊員在跑道旁焦急地等待著。突
然，一架戰鬥機飛了過來，緊急著陸，我們都衝到飛機旁幫助受傷的飛
行員下飛機。我曾多次回想起那一天，當時我並不覺得傷心。那是個令
人激動的時刻，我等待著，心理深刻地感覺到我和國家在一起，就是現
在，我仍然覺得如果我死了，國家就會消亡，好像日本就在我體內一樣
，我們已經完全融為一體。(ibid:185, 粗體為筆者所加)
既然所有行動皆為了守護自身之存有，而自身又與國家一體，因此守護自身、即是守護國
家，是則進可擁抱生命、擁抱欲望與權力，在終將腐朽的世界中將自我存在發揮至極致；
退可為國殉身，以重於泰山之勢投向死亡。在此信念之下，各種矛盾的質素和個體－集體
之間的張力，乃獲得統合。比如說，儘管在文學作品中歌頌青春的浪漫激情，彷若叛逆者
的代言人，個人生活中石原卻是個令孩子們難以靠近的父親 (見前註1)；比如說，他一面
自命為「存在主義者」，反對共產主義對於個體性的扼殺，但同時又率先參拜靖國神社、
撰寫電影劇本歌頌神風特攻隊，無限浪漫化法西斯主義下「為國犧牲」的想像。
通過「守護自身」，石原得以睥睨一切；通過「自身即國家」，父權、浪漫、激情、自我
犧牲、死得其所、民主、個人自由、社會公平等價值終可相容無縫，於是造就了今日橫眉
冷對千夫指，敢為「全日本皆無人有勇氣作的事！ 」的強人石原知事。
註20:
1936年 (昭和11年)，日本軍隊中分裂為年青的「皇道派」和高階的「統制派」，前者
認為天皇已被周邊的壞人所包圍而不知民間疾苦，因此欲群起叛變以清君側，廢除內閣讓
天皇直接成為希特勒式的軍隊將領。2月26日，21名年青軍官率領超過1400名軍人包圍東
京警政署、首相府等機關，並殺害財政部長等人。昭和天皇對此非常生氣，228下午，叛
軍首領們宣稱「起義結束」，只要天皇下令賜死，他們就會切腹自殺。天皇拒絕了，他宣
稱這些「暴徒」們不再是他的臣民，也不配獲得天皇詔令，叛軍們於是宣布將奮戰到底，
讓後世來評斷他們的清白和忠誠。當天黃昏，一場激戰之後，這21名年青軍官面向皇宮噙
淚齊唱日本國歌，兩名軍官隆重地切腹自殺，其餘則遭逮捕，並以叛國罪處死。
註22:
當石原慎太郎決定參選後，三島由紀夫說：「不要把藝術和政治混在一起。如果你參加
政治集會後沿著海岸乘車回家，路上有美麗的日落景象，而你讓司機停下車來欣賞車外的
美景，那麼你永遠不會成為真正的政治家。」但石原對此說法不以為然，「我對他說，就
算當了首相，我也還要去欣賞日落。」石原認為三島由紀夫當時的說法可能也出於部分嫉
妒心理(Nathan 2004:184)，但追究三島由紀夫的生命，他對政治行動的想像並非如石原
般出仕論政，而是一種英雄式的自我犧牲，這可證於他1966年發表於《爭論》雜誌上的文
章〈新年的窘境〉：「……我現在可以聽見人們說：『你說到作”英雄”－如果你完成一
本成功的作品，你就成為一個文學英雄了。』但是依我的看法，用語言去詮釋一個文學英
雄，是語文的誤用，英雄只有在與文學相反的另一極端才能找到。」(Nathan
1988:215f) 可見在三島的想像中，「筆」與「劍」定然是分開的，介入政治的唯一方式
是活得像個「武士」，而武士在為天皇效忠的同時也完成了自我實現，自我實現唯一的可
能便是決心一死。凡此種種對立，皆判然於石原對文學/政治乃至死/生關係的瞭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