徘徊於素書樓門牆之外
◎杜正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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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與錢先生一樣，教過小學。民國五十二年台南師範普師科(等於高中)畢業後，
任教小學三年，這期間我一面準備大學聯考。我考乙組(文科)，興趣在歷史，中
國史方面主要讀《國史大綱》。雖然1960、1970年代錢先生在台灣學術界的評價
沒有1980、1990年代那麼高，甚至還有人把他比做埋首於沙堆的駝鳥，批評他不
知時代和世局的變化。不過在南台灣的一個高中畢業生，讀他的書考大學，應該
是敬重他、喜歡他或佩服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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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四考上研究所，服役一年後再入學。記得那是民國六十年一個炎夏的夜晚，我
剛退役返校，介乎師友之間的逯耀東學長抓著一瓶啤酒，與我蹲在椰林大道上談
天，提示我有三個人必須去跟他們學習。這三位，一是沈剛伯先生，一是陶希聖
先生，一是錢穆先生。逯學長是有識見的人，這三位前輩的確是當時，恐怕也是
數十年來，在台灣最重要、最有啟發性的歷史學家，後來我與他們也都建立或深
或淺的關係，分別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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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當時才剛剛出版的一篇報告〈墨子兼愛非無父辨〉當作見面禮呈給
錢先生。錢先生瞄一下封面目錄，連翻都沒有翻，就開始批評我的論文，講了一
個多小時，我連一句話也插不上，最後唯唯告退。
錢先生說，這種與孟子抬槓的翻案文章是受疑古派的影響，學問的路子錯了。「
你要為墨子講話，大可伸張墨義，不必批孟揚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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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內心有點不平，我還是接納錢先生的指教。別人的見解我們不能不知道，但不
要從批評別人起家，要正面建立自己的看法。這樣的治學態度成為我一貫的風格，
這是我永遠要感謝錢先生的地方。他後來告訴我的朋友，也是與他有通家之好的學
生說：「杜君第一次被我批評，我以為他不再來了，但他並不生氣，後來又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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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文學院有些研究所的指導教授往往會給研究生出題目，這風氣在自然
科學與生命科學直到今日還是天經地義的。我不能免俗，也請錢先生給我一個題目
，但他劈頭一句話就說：「題目要自己找，我給你題目，你就被我限制住了。」於
是他發揮一番，這令我對他增加一層認識。一般總把「錢穆」和「保守」畫上等號
，保守於是落伍，甚至反動，但他這樣教育態度和方法，要學生尋找自我，無疑是
最先進的。......。
錢先生一生關切的是東西文化優劣的問題，排除西化的時潮，反求古籍，以發揚中國
文化的精義為職志。可惜他受到成長環境的限制，成名以前沒有到過西方，不曾親切
體察西方的文明，故不容易真切地了解西方文化。據說他的一位門生曾有比較客觀的
論述，論旨是要年輕人注意，錢先生的學問，其論中國處即使有錯，也有錯的道理；
其論西方處即使是對，也不一定有道理。這是值得許多人思考的警語。不過當時我說
錢先生的學術離不開時代與社會，卻非潮流中人，而且一生旁觀潮流，批判潮流，直
到今天我仍然不會改變這個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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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提到對待歷史所持溫情與敬意的態度並不一定那麼絕對，從錢先生治學
入門與不入門的兩難，亦各有理據；也提到他晚年的議論是信者自信，疑者自疑。我
一直是在素書樓門牆之外徘徊的人，其實從錢先生那所得到的是先尋回自己，我也不
清楚這算不算得了錢先生的「真傳」？由於十年來時空環境的變化與激盪，加上自己
思索與反省，我的歷史觀和文化態度，遂與他的關懷漸行漸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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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先生對我的啟發主要在兩方面，即尋求自己的治學方法及高瞻遠矚學術層次的態度
，讓我一生受用不盡。但錢先生對中國文化百般迴護，雖然看見了專制獨裁的政體和
蔑視人權的制度及風習，他還是吝於批判，這點使我無法信從。他太愛中國文化了，
建造了民族史學的堡壘，呼應了從1850至1950年的時代處境，但他根植於那個時代的
史觀能否變成一盞明燈，引領中國文化成為世界上負責任的一員？猶有待慎思與觀察
。今日，一個自稱熱愛中國的史學家，是要強調建構民族史觀，以激勵民族精神呢？
還是選擇努力超越國族史的界限，更理性地觀察了解自己的文化？怎樣才能到世界太
平之大道，恐怕值得吾人深思。
1990年代以後，經過實際地考察體會，許多經驗使我對中國歷史與文化另有一番看法
，與錢先生的距離也就慢慢拉開。我沒有做錢先生的學生，所以不愁「小子鳴鼓而攻
之」的遭遇。現在既然應邀撰文，乃忠實紀錄下這段緣分。回憶起過去受教於錢先生
的時光，不由得無限感念。
收錄於《新史學之路》，杜正勝著，三民書局出版，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