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的校園監控】台大1970s：言論審查中的開明專制，教官成救命恩人－陳玲玉專
訪
胡醴云 張方慈 / 台北報導
陳玲玉，國際通商法律事務所主持律師。她的客戶遍及政商，同時為國泰等金控公司法律
顧問，更曾接手著名的台積電梁孟松洩密三星案，及高鐵、機場捷運等重大BOT案件。
律師生涯事業有成的陳玲玉，在大學時期是敢言、敢衝的積極運動份子，與丈夫、國票證
券董事長洪三雄，堪稱70年代台大學運先鋒。回首學運，最令他們夫妻倆感嘆的事，則是
與當時總教官張德溥峰迴路轉的師生情緣。
1970年代：連歌詞都會查禁的思想審查時代
「那時候歐陽菲菲有一首歌叫『熱情的沙漠』，不是有唱一個『啊！』？？那首歌在
當時也是不能唱的，因為那個『啊』是不行的，大概太sexy吧？」
陳玲玉回憶就讀台大法律系的時光，直言那是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凌駕憲法、無思想及
言論自由的時代。舉凡刊物、文章都會經過政府審查，若內容涉及批判政府，警備總部就
會將刊物中的相關內容挖掉，「真的每一本都會挖！那就是我們那時候講的『洞洞書』」
，陳玲玉更舉歐陽菲菲的例子笑說，審查的範疇並不止於政治言論，就連歌詞中透露委靡
之意，也會被查禁。
在台大校園中，言論的管制則是交由學務處刊物審查小組及教官雙管齊下，所有刊物都需
審查小組審核通過才能發行，所有的座談會、辯論會等公開活動，則需由總教官兼任的訓
導長核准。台大法律系當時發行刊物《台大法言》，就是常與審查小組交手的組織之一，
時任社長洪三雄與總編輯就曾合著文章〈台灣的命運〉，卻被迫要將名稱改為〈我們的命
運〉才准刊登。
戒嚴時期的自保之道
我座談會的開場這樣說：「今天台大的言論，不是沒有自由，否則的話，今天的座談
會就開不了了，但是台大的言論自由一定是不完善的，否則今天的座談會就沒有召開的必
要。」
不甘言論自由備受箝制，在與洪三雄共同策劃下，陳玲玉於1971年競選成為法學院學生代
表會主席，並於10月15日、11月25日、12月27日依次舉辦了「言論自由在台大」、「民主
生活在台大」、「中央民意代表是否應全面改選辯論會」，乍看之下，這些議題都是衝撞
政府最敏感的政治神經，因此不論是座談會名稱與開場，都充滿陳玲玉與校方管制策略性
折衝的痕跡。
「『在台大』三個字，就是戒嚴時期我給自己的護身符。」陳玲玉說，起初她設定的座談
會名稱為「言論自由」，強調人生而自由平等，但因為議題太過強烈，來來回回共跑了十
多趟，總教官兼訓導長張德溥說什麼都不同意，直說「言論自由不是你們學生要談的、你
們這是很老套的事情！」
直到陳玲玉想出要在名稱中加上「在台大」三個字，「這樣我就比較像是針對在台大裡面
，不是要批評政府」，張德溥才同意舉辦。但官拜少將的張德溥也不是省油的燈，他加碼
提出座談會需增加兩個與談人：一是自己，並且要是整個座談會的壓軸；二是當時立場相
對保守的工學院院長金祖年。陳玲玉一口答應，「我當然是先求有再求好啊！」
鑽審查漏洞 發快報突襲校園
好不容易能舉辦，陳玲玉一鼓作氣，乾脆要求舉辦在法學院圖書館，共可容納400多人，
「但我拿到的時候我又開始擔心，萬一沒有人來不是很糗嗎？」因此在演講前的周末，她
與洪三雄等四人就窩在陳玲玉的廚房餐桌振筆疾書，因當時「新聞」可以不經審查，因此
他們決定「鑽漏洞」、發快報，快報的第一面就印上了大大的標題──「我們要說話的權
利」。
10月15日是星期三，星期一一早，十點鐘的下課鐘一敲響，十幾個男生自法代會主席辦公
室一哄而散，在十分鐘內，一萬多份的快報、六個學院、教授辦公室，每個位子通通擺滿
，當張德溥本人拿到快報時，也只能氣得乾瞪眼，事後不但向陳玲玉家長告狀，更對著陳
玲玉等人大罵，直呼「隨時可以把你們抓起來！」
此事件讓洪三雄與陳玲玉各吞了兩申誡、一申誡，台大法言也因此停刊，但懲處並未讓他
們退縮，仍舊陸續舉辦其他活動，其中「中央民意代表應否全面改選辯論會」更是在校總
區舉辦，可容納兩三千人的場地被擠得水洩不通。
又敬又恨的教官 原來是救命恩人？
除了校內運動，在求學期間他們也積極參與保釣等黨外運動，以及黨外雜誌編纂，在畢業
時又再補記洪三雄一大過、陳玲玉一小過。
記過的紀錄讓洪三雄在軍中喪失擔任軍訓教官的可能，也讓他在後續求職遭遇困難，但對
陳玲玉夫妻倆影響甚鉅還有「限制出境」。陳玲玉感嘆，當時要競選立法委員的黨外人士
郭雨新，因知道洪三雄家境清寒，曾對洪三雄說「你好好念書，以後你如果要出國念書，
我會資助你。」不料他們免去了經濟之憂，反被政府限制出境。
「其實對他（張德溥）的感覺就是又敬又愛又恨。」陳玲玉表示，他們一方面敬愛張德溥
的開明，同意讓他們舉辦座談會，但也很恨他讓她們人生發展受到限制。直到1989年，陳
玲玉舉家至舊金山灣區，從僑界中聽到張德溥所言：「我在台大最喜歡兩個學生，一個叫
洪三雄，一個叫陳玲玉。」才輾轉發現張德溥其實是洪三雄的「救命恩人」。
原來1971年10月13日發行快報時，剛好有海外華僑因國慶回國，並來參觀台大校園，五六
台遊覽車就停在椰林大道，洪三雄突發奇想，將快報扔進遊覽車。當晚，僑委會在僑光堂
宴請僑胞時，就有僑胞拿著台大法言的快報問：「為什麼台大學生沒有言論自由？」
「台大學生沒有言論自由」可能經由僑胞傳至國際，讓政府大為跳腳，警備總部在隔日就
拿著拘票，以「匪諜嫌疑」要台大交出洪三雄，張德溥也不怕被栽上「包庇匪諜」的罪名
，以一句「台大學生歸我管」讓警備總部空手而回。
張德溥事後對陳玲玉說：「我知道那時候把洪三雄交出去他一定就回不來了。」而為了對
外界有所交代，仍舊將洪三雄、陳玲玉記過處分。
張德溥在他的自傳中寫道，蔣經國曾言：「我各個大學其實都可以控制、就是台大思想太
自由了。」因此找來相對自由派的張德溥來擔任總教官，並承諾等張德溥回到軍隊時能升
為中將，而張德溥答應蔣經國的先決條件，就是「台大學生要歸他管」。
然而在洪三雄畢業不久，張德溥也跟著下台。當時外界批評張德溥為「自由派的溫床」、
「提著汽油桶來救火」，張德溥也因保護學生的作為，斷送升官的前程。
此後陳玲玉夫妻與張德溥一直保持聯繫，張德溥過世前甚至指定洪三雄為他寫「500字」
的墓誌銘，「他這個人就是這樣，做什麼都乾淨俐落。」
讓更適任的人取代教官
夫妻倆走過與教官峰迴路轉的師生情緣，陳玲玉看待教官退出校園議題，直言「像我們這
樣的例子畢竟還是很特殊。」她認為，教官過去扮演的軍訓教育、生活管理、活動管理等
功能，一則是學校不一定需要，二則是應該可以由更適合的人來擔任，因此主張教官應退
出校園。
但她也補充，教官制度的存在是過去政治人物的決策，「某種程度上他們也是受害者」，
因此在讓教官漸漸退出校園的過渡時期，也應審慎考慮現職教官的出路跟相關配套，更呼
籲政府如果有要讓教官退出的政策，就應該清楚闡述願景，並且不要再繼續培育教官，「
政府本來就要引導老百姓未來的方向，政府要有願景，老百姓就不會走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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