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時報 （策劃：黃奕瀠、張士達、張瑞昌／執筆：黃奕瀠）
陳玉勳：拍電影就像辦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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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金馬獎第50年，台灣電影百年來因時代不同各展風貌，金馬在這半世紀也歷經了國
片的盛衰起伏。本月台灣臉書，由陳玉勳、魏德聖兩位曾擒金馬，並在這兩年以作品帶動
國片市場的導演，對談台灣新電影的苦樂與發展。
　因台灣臉書專題，陳玉勳和魏德聖兩位導演9月間來到中國時報大樓對談。前者正忙著
《總舖師》宣傳，後者則投入《KANO》後製並準備下個拍攝計畫。連當時甫上映的《失魂
》，都有陳玉勳尬的一個角色。對電影人來說，如此馬不停蹄，似乎昭示著本土電影市場
仍捲動著，甚至更富氣象。
　曾經迷惘 找不到方向
　陳玉勳暌違電影圈16年復出，或許帶點指標意義。在轉拍廣告這些年，仍有許多人鼓勵
他再拍電影，但他迷惘：「我找不到方向，老想著到底拍什麼電影，觀眾才會買單。」曾
拍過《佳家福》等電視劇的他坦言在意市場、喜歡通俗，希望作品能讓觀眾共鳴，但電影
市場太小讓他走不出來，也失去動力。
　「《熱帶魚》票房不算差。」但陳玉勳在這之後沒有工作，只靠導演費和編劇費撐了兩
三年，有一年連同中國時報青年百傑獎5萬元獎金，全年收入也才8萬。雖說如此，還是很
多人催他拍第二部，儘管不懂為何得拍電影，他還是完成《愛情來了》，票房卻因景氣影
響而慘澹。「我不算受到打擊，只是不曉得電影能怎麼做？」外界說他因此放棄電影，其
實他頭兩年都嘗試完成一個劇本，可惜的是都不滿意。
　2008年的《海角七號》創下億萬票房紀錄，同年上映的《囧男孩》、《九降風》同樣票
房亮麗，許多人大呼：「這是國片之春。」陳玉勳也發現：「真的有市場，市場就在那裡
。」
　不拍電影 人生有遺憾
　「市場有了以後，可以找到的題材變多，之前覺得不太行的東西，現在覺得可以拍了，
有信心會有人看了。」那時陳玉勳脫離電影圈很久，雖認為不拍電影的日子很美好，但到
了一個年紀後，看見大家都在拍電影，不免自問：「有沒有東西想拍？如果不拍電影，我
離開人間會不會有遺憾？」
　他開始寫《必殺技》，籌備兩三年資金始終不到位，便喊停。「停了又不甘心，因為熱
情已被點燃又熄火。」這一股氣上來，讓他更想趕快拍電影，於是寫了3個劇本，《總舖
師》是其中之一，「劇本寫得很快，因為是我的投射。對我來說，這是電影人的故事。拍
電影就像辦桌，合力做一桌菜讓觀眾品嘗。」
　魏德聖的成績給了陳玉勳信心，而《海角七號》的完成也警示他：「你能想到的題材，
別人也能想到。」熱愛搖滾樂的陳玉勳，夢想當個吉他手，幻想一個年輕人南下漁村，和
當地歐巴桑、歐吉桑組織搖滾樂團的故事，不料，故事大綱才寫3行，《海角七號》就上
映了，「所以我趕著拍《總舖師》，因為這也是別人可能會想到的題材。」
　兩位導演 相遇《10+10》
　《海角七號》或許是這兩位風格迥異導演的交會點。在這場對談前，他們表示未曾見過
對方，畢竟，陳玉勳太久沒拍片了，但他們其實早以短片作品在《10+10》計畫中有了連
結。
　《10+10》是金馬獎執委會2011年提出的計畫，讓10位資深導演與10位年輕導演分別創
作短片，揭示「台灣電影大團結」。魏德聖和鍾孟宏等導演為一個世代，而陳玉勳則和侯
孝賢等為同個世代，首映拍照時，陳玉勳往新導演那一區靠過去，侯孝賢卻對他喊：「你
是我們這一排的。」這讓陳玉勳忍不住說：「我也是新導演啊！」
　只拍過3部電影的陳玉勳認為自己沒資格被稱資深，不過，自嘲為「上個世紀的導演」
的他，憧憬這些前輩的藝術成就，「我剛開始拍短片時，就寫了類似的東西，當時李安是
我的導師，認為我文藝腔太重，果然拍起來很難看，完全不是前輩拍的那種東西。」
　喜劇風格 達惡魔境界
　陳玉勳一直都被視為喜劇導演，但他從未想過要拍喜劇片，嚮往的是「有氣質的電影」
，卻在寫《熱帶魚》劇本時發現自己身上大眾化的因子全跑出來了：「那時香港流行警匪
片，所以我當時想拍的是警匪片。」不料，劇本卻往好笑方向走。到了第二部電影，他的
文藝腔沒丟掉，連之後被他丟到垃圾桶的劇本，也都是文藝片。
　接拍廣告後，陳玉勳喜劇印記更強，風格也奠定了。「拍到最後有點走火入魔，人家丟
個東西給我，明明很嚴肅，我看到的就是笑話。身上細胞都變了。」他認命接受自己擅長
喜劇的事實，益發不正經，並且走到「惡魔境界」，「我的文藝腔終於丟掉了。」
魏德聖：只想把故事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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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陳玉勳和魏德聖對談前，旺旺集團董事長蔡衍明先和他們討論台灣電影前進大陸的困難
。「不要怕！」蔡衍明喊話，向來直率的魏德聖回：「沒有怕啊！」製片黃志明也搭腔說
：「沒什麼好輸的。」這段對話和畫面，恰如魏德聖監製的《KANO》的行銷口號般：「不
要想著贏，要想不能輸。」十足說明個頭瘦小的魏德聖和黃志明這對監導搭檔，如何在這
些年屢破台灣電影各項紀錄，成為產業品牌和指標。
　不要想贏 要想不能輸
　2011年，《賽德克.巴萊》以旗艦型製作和行銷撼動電影圈，即便該年大陸的《讓子彈
飛》和香港的《桃姐》帶著揚威國際的聲勢挑戰金馬，但大獎還是留給台灣的《賽德克.
巴萊》，只因韓國知名導演李滄東一句話：「影片難度高，把冷門題材變成主流，值得鼓
勵。」在擔任文化部長期間大力推動韓國電影產業的李滄東，從自己的經驗和視角肯定了
這部電影的「不容易」。
　面對外界讚許他的膽量或企圖心，或質疑他為此所冒的風險，魏德聖的說法永遠簡單：
「我只是想把故事說好。」他形容，就像小時候放學回家，興奮地跑回家而滿身大汗，就
只為了告訴媽媽學校發生的趣事，「為什麼不能像那時只想說故事，讓人感受你的喜悅，
感動那般興高采烈？」
　只想分享 喜悅與感動
　整場對談過程中，魏德聖不停強調故事是初衷也是核心，他認為沒有藝術或商業電影之
分，本質都是故事，分類和意義都是行銷附加的。「就算是和社會歷史文化有關的題材，
對我來說都是一個故事而已。不是先有議題才有故事，而是先有故事，才有其他。」他不
免感嘆，拍電影不是讓它像武器去刺傷誰，或和誰戰鬥，也不為了教訓人，而是讓大家從
故事中得到感動諒解，並能從不同角度產生別的想法，「但我們的電影有時會引起兩極批
判，滿難過的。」
　陳玉勳和魏德聖非電影科班出身，也都從電視界基層幹起，對當導演沒有企圖心。「這
不是我的夢想，我是被推著走上這條路。」陳玉勳在王小棣導演那兒實習，後來在蔡明亮
劇組當場記，總想轉行，直到當導演接觸創作，才嘗到滋味，「當工作人員時，難的是持
續的熱情和興趣，但當導演，創作是挑戰，能不能有想法和想說的比較困難。」
　魏德聖回想剛出入行時做些雜事，「沒人說好或不好，總感到沮喪。」唯一的好奇就是
劇本：「寫劇本好像很簡單，我來寫寫看。」寫劇本說故事是他的動機和成就感來源，劇
本得獎更增強他的自信心，因好奇而跨入了電影圈。
　一股氣在 拍片不能等
　「我是不喜歡拍片環境的。」魏德聖想著剛入行時，拍電影、電視都要熬夜，相當痛苦
，直到現在，他對天快亮的那段時間仍有陰影，總感不舒服，因為過去那常是出班的時間
，「我懷疑人生為什麼要這樣過日子？」他對拍片工時過長無法釋懷，等到自己能夠做決
定後，便降低工時，並且盡量不寫夜戲。
　魏德聖沒有偶像崇拜，但從楊德昌工作室進電影圈，影響了他的態度和想法。自己當導
演後，就只想著想說的故事、故事該怎麼拍，可有時光為等資金到位，就會錯過那個季節
或時間，但他不想等待也不想錯過，「就像勳導說的，第一個不成，怎麼會有第二個？我
就是那股氣在，為什麼我要等？」
　球隊輸球 也贏得吶喊
　不過，魏德聖也有矛盾：「沒機會時，渴望別人給你機會，但機會有了，又怕別人以高
標準檢驗你。」高標準帶給他壓力，讓他籌備電影都戰戰兢兢，也不免嘆息：「為什麼不
能只是感受電影？」他以過來人心態勸《KANO》導演馬志翔：「就做自己想做的。」
　《KANO》是魏德聖寫的劇本，以一個被台灣遺忘的球隊來喚起曾發生在這土地上的棒球
精神，「我們的故事中，有著一段和今年3月經典賽一模一樣的段落，讓工作人員頭皮發
麻。」可是故事是真的：全場5萬5千名觀眾為了一支輸的球隊吶喊，魏德聖說，那正是我
們要找回來的精神。
李烈：賣座與否 看天時地利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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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電影這幾年雖然看似蓬勃，有很多年輕導演投入，但這些導演往往在人生經驗與技術
執行上都比較生澀，應該要注意加強這方面的不足，這是從監製的角度需要提醒的。
　現在常見的問題是，大家往往沒注意到這點，卻反而一窩蜂地想著要怎樣拍商業電影，
拍他們自己以為的商業電影。但商業電影並不是把各種所謂商業的元素放在一起，就會變
成商業片。
　這幾年台灣常常一窩蜂地拍商業片，卻忘記了電影最基本的本質：「要怎樣把一個故事
講好，是很重要的。」電影是否賣座往往要看天時地利人和，每部電影都有它自己的命。
但我覺得大家在追求票房之餘，應該要把心放回來，把故事講好，而不是老想著拍一個他
以為會賣錢的電影。
　我們都說台灣電影在類型與題材上要多元化，近年來這些不同類型的電影，在票房上有
些成功有些失敗，但其實都有各自的原因，我覺得不需要混為一談。不過，對現在大量的
年輕導演來說，他們必須要先想清楚，針對他們想拍的各種不同類型的電影，他們不足的
方面是什麼，並不是說有所不足就不可以拍，而是他必須要找到這方面足夠有能力的團隊
，來補他的不足，而不是一廂情願地硬試。　
聞天祥：金馬獎因公正而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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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10歲時就有金馬獎的印象。1978年金馬獎改變賽制，先公布入圍名單再頒獎，會引起媒
體討論。我因為喜歡李行的電影、喜歡林鳳嬌，很在意他們有沒得獎，就也關心起金馬獎
。那一年頒獎典禮請來鳳飛飛表演，更讓我期待。
　過去參加金馬獎的，一定要是國語電影，嘉禾、卲氏雖然是香港電影公司，但出品多是
說國語，因此，80年代時常看到一些國語說不好的人得獎，例如葉德嫻，這代表金馬獎的
開明和寬闊。台灣電影要到新電影時代才又拿到金馬獎，那是因為台灣新電影帶來了新美
學，這也讓我了解原來電影不是只有說故事的魅力而已。
　很多人以為金馬獎是台灣辦的，就應該多給台灣電影鼓勵，那就把格局和視野作小了。
金馬獎之所以被稱為華人世界奧斯卡，便是它的公正性所帶給的榮耀。
　80年代知名的香港巨星，如周潤發，都是因為被金馬獎認可才打出一片天。梁朝偉的第
一座影帝就是金馬獎給的；更別說張曼玉、鍾楚紅、梅艷芳等人因金馬獎而確定地位；關
錦鵬的《胭脂扣》在台上映前，差點被片商亂剪，因得了金馬獎，得以保留原貌。得到金
馬獎不會推進票房，卻對演員和電影都有推力。
　認清本質和目的很重要，金馬獎對電影的推動，來自一種態度。當合拍片蜂起、追求商
業性，卻因還在磨合期不見火花時，像《不能沒有你》這樣獨立電影的出現就顯得感人，
如同80年代選擇了許鞍華、徐克這樣的鬼才導演，也是想找出大家應該注意的方向和現象
。
　90年代更昭示了一個國際化、跨地域的時代，金馬獎於是從國語電影轉成華語電影，如
今成為華人電影的平台。
小野：台灣新電影 傳承人文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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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影本來都拍政策片，是一個很難撼動的國民黨系統。80年代明驥當總經理時，找我和吳
念真這批寫作的去上班，我們那時才20、30歲，很多人說我們改變不了什麼，但正因為它
是包含電影上、中、下游的托拉斯，所以只要一動，就翻天覆地，開闢了台灣電影新時代
。
　當時，藝術界已經有雲門，文學也有鄉土的累積，只剩電影是空白，於是本土的侯孝賢
及國外回來的楊德昌、柯一正、萬仁等7位導演，以新的電影語言和社會人文關懷，打破
了過往的禁忌。因為時代走到此時，水到渠成，媒體和社會一面倒支持台灣新電影，從此
奠定了台灣電影的人文特質。
　這個時代的導演屬戰後嬰兒潮，在封閉的社會中成長，長大後面對空白的過去，便透過
寫作和拍片進行社會實踐，也較有使命感。雖然當時沒有挺身而出參與社運，卻用作品說
明了態度，今日仍可看到侯孝賢等導演參與大大小小社會議題的發聲。
　現在這批新生代導演，有的是跟隨過這群導演，如魏德聖；有的是憧憬這些導演，如林
育賢。儘管社會好像都在商業和票房討論上打轉，但不可否認他們延續了這樣的美學和精
神，讓電影回到土地的歷史文化關係中。
　也因為繼承了過去前輩的理念，加上社會更開放，所以他們現在更勇於透過作品訴說故
事，甚至親身參與社運。
楊祐寧：靠創意能走出更多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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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2004年的時候演了第一部電影《十七歲的天空》，那時還是台灣電影谷底，但當時還年
輕沒想那麼多，只覺得大家一起做電影很有趣很好玩。雖然非常幸運地得了金馬獎最佳新
演員，但光聽到入圍就很不敢相信了，並沒有想過能對自己的未來帶來什麼幫助。
　後來台灣電影一直低迷，收入沒那麼多，幸好我的家人一直很支持，而且自己家裡是開
餐廳的，沒錢的時候就回家吃，至少餓不死。但電影這件事就好像一個魔咒，會讓你不想
放棄地想要再試一次，一直等待一個機會，一直希望台灣電影可以走得更遠。
　2008年《海角七號》之後，大家對台灣電影的關注才比較高，而且各種網路新媒體，讓
藝人跟觀眾也多了很多互動的管道，台灣電影工作人員也越來越進步。我今年在《大尾鱸
鰻》和《總舖師》兩部片都有不錯的票房，剛好都是比較本土在地類型的喜劇，像《總舖
師》講的主要還是人的情感，到了國外還是可以打動不同地區的觀眾。
　台灣電影本來就應該要有更多元化的類型，像是文藝清新類我們本來就很在行了，就該
再多嘗試其他方向。像中國電影，雖然那是一個很大的市場，但身為演員最會被吸引的倒
不是市場，而是可以有機會在不同類型的電影裡嘗試不同的演出。台灣現在也已經有一些
不同類型電影，但真的希望觀眾也能進戲院支持這些片子。或許我們在資金規模上打不過
人家，但靠著創意還是可以走出更多不同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