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娛樂重擊產業系列報導】（二）／從類型創作看國片的商業未來
http://punchline.asia/archives/19907 文／鍾明非
從導演世代交替看 2015 台灣電影，侯孝賢和張作驥，「兩個人沒有同類」，在各自美學
領域都走到了最遠的邊界，是才氣更是勇氣，《刺客聶隱娘》和《醉．生夢死》的意義，
是台灣新電影作者論這個式微傳統的文藝復興，擺在面對中國片節節敗退的金馬獎戰場上
，這兩張漂亮成績單，暫時守住地主灘頭堡。
光譜攤開，距離台灣新電影傳統最遙遠的另一端，我們看到《我的少女時代》陳玉珊、《
青田街一號》李中、《紅衣小女孩》程偉豪、《屍憶》謝庭菡、《愛情算不算》林君陽等
新生代導演，沒有文以載道的包袱，懂得在商業類型的基礎上摸索與觀眾溝通的方式，儘
管他們的作品從大賣到大賠都有，卻是整個圈子最具動能、最值得期待前景的一塊。
夾在中間的世代有點尷尬，很抱歉我偷懶把《百日告別》林書宇、《太陽的孩子》鄭有傑
、《菜鳥》鄭文堂、《愛琳娜》林靖傑這些出道年代有些差異的導演擺在一起。影評人塗
翔文，去年金馬獎決選評審，點出了他們的處境：「中生代導演最應該被關注，他們有包
袱，有焦慮，卡在新舊交替的時代間，努力突破，但不見得有好成績 。」
例如《菜鳥》與《愛琳娜》，鄭文堂與林靖傑都是很多話想說的導演，可是電影環境跟以
前不一樣了，後《海角七號》時代，投資人難免期待相同的票房奇蹟，這種壓力影響創作
，「可以看到這兩位導演都想在故事底層塞進一些言志企圖，但又看得出把電影包裝成某
種市場口味的刻意，有點不協調。」塗翔文認為這種路線問題，《愛琳娜》特別嚴重。
林書宇從 2005 年執導短片《海巡尖兵》就邀好友鄭有傑演出，兩人年紀差一歲，創作生
涯的軌跡高度重合，不論是《九降風》、《星空》、《一年之初》、《陽陽》，都以細膩
情感與技術質感的琢磨見長。10 年後又在同一年分別拍出《百日告別》與《太陽的孩子
》，竟不約而同傳遞出「向過去的自己告別」的訊息。
尤其鄭有傑《太陽的孩子》，大塊粗礪、直接扣連土地議題，我喜歡那種不顧一切的奔放
，與其說是和舊日斷裂，不如說是反璞歸真，重新挖掘創作初衷。這兩部新作同樣面臨兩
極化評價，但不可否認的，林書宇與鄭有傑都透過題材選擇讓人感到浴火重生的力量（《
百日告別》在感情面、《太陽的孩子》在敘事面），期待他們下一次的蛻變更成熟。
本來也屬這世代的陳正道，多年前毅然遠赴中國另起爐灶，從此很難再放入台灣的脈絡討
論。2015 年他帶回一部中韓台三地合資片《重返 20 歲》，玩的是類型，真正考驗是把
「韓國劇本在地（中國）化」，還要調和台灣和中國演員不同體系表演方式，光這兩件事
就很不簡單（會成為他未來的獨門絕活 ）。結果大陸開出 3.66 億人民幣票房，台灣有
2300 萬台幣左右回收，經此一役，陳正道的功力更上一層樓，是在中國適應最好的台灣
導演。有趣的是，當年他在台灣拍《宅變》這種類型的嘗試，去年可以在《紅衣小女孩》
和《屍憶》看到開花結果。
「《青田街一號》的李中是嚴格意義上跟台灣新電影傳統切得最乾淨的新生代導演。李中
嘗試用黑色電影的類型語言去開拓疆界，我會把它跟《紅衣小女孩》及《屍憶》擺在一起
看。」影評人鄭秉泓表示，這三部都沒有歷史包袱，尤其《紅衣小女孩》及《屍憶》都找
到一種本土性融入作品裡，「譬如《紅衣小女孩》的魔神仔傳說﹑《屍憶》的冥婚傳統。
」至於《青田街一號》的顛覆企圖，鄭秉泓覺得更像「無國界融合」，譬如它的演員組合
，很明顯把格局拉大在整個華語圈的架構下去做，儘管這三部得到市場不同的回應，但執
行出來的成績都有一定水準。
製片人陳鴻元受訪時特別強調：「看電影是兩個人以上的社交活動，女生通常有決定權，
她們特別愛看愛情片與鬼片。」具有製片、行銷、學者多重身份的電影工作者李亞梅也表
示：「恐怖和愛情，是最容易吸引觀眾走進戲院的兩種類型，以前我們都看日本鬼或泰國
鬼，現在終於有台灣鬼了。」所以她非常樂見台灣電影出現的類型嘗試，也看好《紅衣小
女孩》的導演程偉豪。2015 年是程偉豪豐收年，短片《保全員之死》以偽紀錄片的拍攝
手法得到台北電影獎與金馬獎雙料肯定，長片《紅衣小女孩》則是年度票房黑馬，前途大
有可為。
新生代導演的傾向很清楚，身段不高，把觀眾擺第一位思考，所以類型片是不得不的路線
。這種情況下，更凸顯侯孝賢和張作驥「兩個人沒有同類」。其實《刺客聶隱娘》是跨國
大投資，成本據說高達 4.5 億台幣，侯導敢絲毫不妥協把美學推到極致，這不是膽識什
麼才是膽識？塗翔文表示：「事實上也只有侯導有資格這樣做，以他具備的大師級聲量，
今年國際版權銷售最好的台灣電影應該是《刺客聶隱娘》，投資人看重的是這一點。」
海鵬影業總經理姚經玉非常喜歡《刺客聶隱娘》，「侯導透過這部片展現的中華文化厚度
，兩岸三地沒別人拍得出來，值得驕傲。」姚經玉也是發行《醉．生夢死》的重要推手，
他說張作驥出事後用「置之死地而後生」的態度，從生命谷底反彈的創作能量十分驚人，
面對司法與媒體雙重審判，張作驥曾感慨「命賤如螻蟻、蛆、吳郭魚，但還是有活下去的
權力」，這些比喻後來都化為電影中的元素。
姚經玉覺得《醉．生夢死》能在金馬獎和《刺客聶隱娘》形成對決態勢已經非常幸運，「
我最高興的是張作驥拿最佳剪輯獎，這種抽掉時間邏輯大塊剪接的方式，絕對和他破釜沉
舟的生命狀態有關，很高興評審看得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