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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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長達四小時的電影，長到沒有任何戲院想要上映，國際影展也因片子過長不收件，又或是必須往電影內容開一大刀才能把世紀經典送進影展評審，但《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完整的三小時五十七分鐘可不是結構鬆散的拖戲連篇，反之其分分秒秒都在重塑台灣六零年代的社會圖景，人物塑造與諷喻是這部片能夠成為經典的一大要素。
儘管電影在當代無法獲得應有的掌聲，但仍無法撼動其經典的地位，與現今許多電影看過即忘所不同的，是經典在於它的不可取代性。《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之所以能在許多影迷內心佔有非凡地位，在於電影本身對於社會崩解與現實批判的深植人心，以及在時代汰換的過程中台灣人對片中眾多人物的自身投影，《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之於台灣，不僅是當代藝術經典，也是台灣歷史血淋淋的反諷表現。
《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片中角色繁多，在政治、歷史方面來看都有其反面的象徵意義。全片引起殺人案的關鍵人物小明一角，代表的即是歷經殖民遭受暴虐的台灣，換過一任又一任的戀人，卻找不到除了Honey以外能夠真心對待自己的人，如同台灣在歷史上的種種難看處境，即便遇到能夠理解自己的Honey，也不過是曇花一現。而小四代表的即是身居台灣的人民，在時代變遷的矛盾情感下尋找光亮，到最後引發殺人案件，殺掉的不僅是人，也是當時台灣人身處徬徨不安與無所適從的情緒釋放，殺掉人的不僅是小四，也是紛亂時代下所生存的每一個台灣人。
小貓王是至始至終沒有改變過的人，小貓王如其名就是代表洋人思想向台灣地區的文化灌輸。在小貓王歷經青春期變聲之前所唱演的動人歌聲，如同美國在國際間引導金錢與武備支援的管控，沒有什麼東西是能夠永遠存在的，萬物都有消逝的時候到來，小貓王的高音聲律終有轉變低沉的時刻，所以小貓王欲使用唱盤機把自己的歌聲留存，而最後送給入獄小四的錄音帶，被獄警丟進了垃圾桶，暗示美國對於台灣實質支援的鍊斷。
收音機與唱盤機的連帶關係也充滿政治的暗喻，收音機代表的是當時台灣政府對於人民自由的任意控管，唱盤機是外來洋人文化思想的傳播，在片中有一幕小貓王將收音機與唱盤機拆解組合在一起，卻發出怪異的聲音，如同台灣與外來思想的相互衝突。另外，收音機因為被小貓王拆解過所以開始有時能用有時無法發聲，就好像美國價值觀正改變著久受政府控制的台灣人民，但在片尾收音機卻又好了，又暗示台灣政府再度回歸繼續控制台灣人民。
殺人，不過是事件發生的表面，更讓人頭皮發麻的是時代下人與人情感的亂成一片，以及階級意識的權力鬥爭，《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還原建中情殺案件作為主體，順勢挾帶出六零年代的台灣過往，對於時代流變感到無所適從，對於無法替改現實感到悲憤，所以殺人，是主角小四反抗社會體制變遷的最後唯一方法，這股矛盾而無法容忍的情感流動，成為台灣過去曾經不可抗拒的歷史鏡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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