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根廷經濟在經過高速發展後，經濟遭遇瓶勁，表現為：農業生產力低下，出口下降；工業受高成本影響，供給扭曲，金融、技術、管理問題也遭遇技術障礙，對外國資本、技術依賴日益突出；產業結構受技術、資本限制，無法升級。由於社會制度的不公平，資源被權勢階層壟斷，收入差距不段擴大，隨之而來，受不景氣經濟的影響進一步加劇，導致物價上漲，通貨膨脹日益嚴重。根據奧唐奈統計，這意味著，“任何人平均損失真實收入的四分之一，只有少數特權階級能夠通過影響公共政策，避免財產損失縮水，這樣除關鍵職位有效以外（主要指總統），其他政治機構越來
越不可能發揮作用，軍隊成為滿足需求最有效的渠道。”這樣在軍隊對社會控制起主要作用的情況下，政變時刻發生，而發生目的就是為了威脅政府，獲得對自己最有利的政策。總是，會哭的孩子有奶吃。誰對政府威脅大，誰就容易獲得最好的政策利益。因此，“威脅是真實的，任何重視執政延續的政府都不能忽視”。為此，各個群體都試圖影響政府政策，也幾乎是“不擇手段地使用任何最有效率的策略來追求其重要的目標——至少趕上通貨膨脹的步伐”。這樣就形成了整個社會，各個群體、各個階層都關心政治，參與政治的局面。用一個政治術語就是群眾普力奪主義。但
是這種群眾普力奪主義關心政治不是為了公共利益，為了整個社會、國家的利益，而是為了各個群體的私利。因此，政治活動的結果就是“這種對個體行動者來說最有效果的策略也是對整個社會績效最有破壞性的策略。”在這種群眾普力奪主義下，個人要求的滿足導致社會環境更進一步的惡化。在這場搏弈中中，只有少數人獲得利益，大多數人利益都受到損害，而且這少數人的利益也在競爭中被抵消了大部分。
可以說,在這種群眾普力奪主義盛行情況,社會玩的是零和的遊戲,基本上沒有雙贏的結果.因為“頻繁的政策變動源自每一項安撫一個群體的政府決定及每一項這樣的決定所產生的新威脅”。大家都不斷政治運動，攻擊對手以贏得自己利益，但是每個人獲得利益也是暫時的，都隨時可能失去既得利益。
當時的阿根廷在普力奪主義盛行時候，社會混亂，有權勢的群體互相勾結，不願意支持公開的政治競爭，結果導致威權體制的產生。這個時候，利益固化更加嚴重，“高生活成本、通貨膨脹、住房短缺、工資低、腐敗”成為主要社會現象。人們悲觀厭世，沉浸在對過去生活的懷戀中，認為過去總是比現在過得好，導致了全民憤世嫉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