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一些冰桶挑戰來台灣就變了調的批評，我認為根本的原因在於
我們的社會與公民教育裡，缺乏公共事務的參與及公民德行的培養。
引述一下自由主義學者江宜樺的說法：
「透過親自參與公共事務，人們或者可以從別人的意見學習到自己看不到的地方，
或者可以說服別人接受自己更具有理性的看法，因此參與兼有「教育」及「轉化」
的作用，可以讓一個人領悟到溝通、協調、講理、容忍等等公民德行。」　
公民德行是指公民對公共利益付出關心，甚至願意為此犧牲私利，維護公益。
但這個社會卻教導我們追求私利，把滿足自我、實現成就當作目標，
將社會福利與弱勢關懷的責任與政策權力交托給政府。
然而，在每個人追求私人利益放棄參與公共事務的同時，我們卻讓這個社
會卻付出了讓公眾能夠了解這些罕見疾病、了解這些弱勢族群的機會成本。
如果說這個社會的成員本身就缺乏對他們的了解，
怎會有什麼同理心，更罔論發自內心的認同與維護。
台灣存在的公民德行並非跟西方各國一樣建立在民主文化與人權價值之上，
而是從「好心有好報，舉頭三呎有神明」的宗教道德所延伸出來的。這些
作公益、作功德的出發點未必存在對弱勢者的認同，而是制約在一個隱形的規範上。
在太陽花運動後的第一次立法院院會上，國民黨籍立法委員楊玉欣質詢
行政院長江宜樺現今中央政府對於生命尊嚴與罕見疾病的忽視與怠惰。
江宜樺那時在「我們有在作、我們理解、我們會改進」的幾個詞之間呼攏跳針打哈哈。
我也是很不以為然的想著：「服貿黑箱這麼大的事，江宜樺在國際記者會上說謊，
妳還在這邊談生命尊嚴與罕見疾病做什麼？」
我現在或許可以明白她在做什麼……他們從來就沒有被平視著的關注過。
他們面對的是施捨與偶為之的憐憫，而不是人人平等的尊嚴與感同身受。
太陽花至少被政府正視著的對付攻擊過，而這些弱勢者別說上街頭表達意見爭取權利，
甚至在未來的某一天，他們投票蓋章的手都可能再也不能動。
當郭台銘點名林志玲冰桶挑戰說「我希望她穿暴露一點」，
或政治人物一個個點名接受冰桶挑戰卻講不出弱勢的認同或政策論述的時候。
其實對他們來講，或許還打從心裡覺得自己做的是一件很有道德，關公會歡喜發爐的事。
我其實不覺得這些作秀的行為有那麼罪大惡極，畢竟他們的道德觀就只是如此，
威權體制下的世代缺乏公眾德行的事實並不是一下就能改變的。
但是我認為只要民主自由還存在，更多人能繼續的關切著公共事務，
這個社會總會把那些缺乏人性道德的世代淘汰，
慢慢的傳遞在捐款與作秀之外的那一份平等的尊重。
另外，政治人物、縣市首長、縣市首長參選人雖然必需對人民負責，
但是當我們認為他們應該主動對罕見疾病議題提出看法時，
是不是落入了一個期待出現大有為領導者的集權思想。
或許，公民和輿論也有責任要去要求這些民選首長、民意代表、政黨應該要提出對
這個議題的看法，而不是期待他們主動來告訴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