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為什么罵郭沫若是流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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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70多年前中國現代文壇的一樁“官司”，從中可以引發許多思考。
1927年，大革命失敗以后，中國革命處于低潮。郭沫若為了加強創造社的實力，擴大文
化統一戰線隊伍，擴大左翼文藝在青年讀者中的影響，便很想和魯迅聯合起來，以利于
在同一陣營中共同反對國民黨的文化“圍剿”，并已采取了實際的行動。他說：“我是
愛護創造社的，尤其愛護創造社在青年中所發生的影響，因此我想一面加強它，一面也
要為它做些掩護的工作。怎樣去加強它呢？我在人事上發動李一氓和陽翰笙來參加，同
時又通過鄭伯奇和蔣光慈的活動，請求魯迅過來合作。魯迅那時也由廣州回到上海來了
，對于我的合作邀請，他是慨然允諾了的……我們從第一步做起，曾經在報章上登過恢
復《創造周報》的啟事，啟事是以魯迅的名字領銜，我以麥克昂的變名居二，依次是成
仿吾、鄭伯奇、蔣光慈等……”
關于同創造社結成聯合戰線一事，魯迅在廣州期間也表示過同樣的愿望。
然而，大大出乎魯迅意料，結果不僅聯合未能實現，而且一場論戰卻開始了……
原來，成仿吾以及新近從日本歸來的李初梨、彭康、馮乃超、朱鏡我等文學青年，堅決
反對恢復《創造周報》，反對同魯迅合作，他們另創辦《文化批判》雜志，并聯合由蔣
光慈、錢杏?等人組成的太陽社，共同倡導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郭沫若對這些后期創
造社成員的做法，不僅妥協遷就，而且參與了推行“左”的文藝路線。
郭沫若流亡日本之前寫的《英雄樹》、《桌子的跳舞》、《留聲機器的回音——文藝青
年應取的態度的考察》，成仿吾的《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李初梨的《怎樣地建設
革命文學》等文章，對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基本內容及其性質與任務作了理論闡述，自
覺地把自身的文學活動納入無產階級革命的軌道。他們宣傳的理論與口號，深受日本福
本和夫的影響，存在著“左”的錯誤。例如夸大文藝的作用，說文藝可以“組織生活”
、“創造生活”和“超越生活”；提倡辯證唯物主義的創作方法，把浪漫主義文學說成
是“反革命的文學”。他們以惟我獨革的姿態，聲稱自己是無產階級的代言人，而排斥
文藝界的許多同仁，擴大打擊面，說“一般的文學家大多數是反革命派”，提出要“打
倒那些小資產階級的學士和老爺們的文學”的口號，認為對魯迅、葉圣陶、郁達夫等作
家都有進行批判的必要。
郭沫若說，后期創造社批判魯迅，“他們的批判不僅限于魯迅一人”，而是“文化的整
體”，這就是說，以郭沫若為主帥的后期創造社的骨干成員，認定魯迅在文藝界是代表
了沒落的封建階級，所以要不遺余力地加以攻擊。
署名杜荃的人（即郭沫若）在《文藝戰線上的封建余孽》一文中說：“他（指魯迅）是
資本主義以前的一個封建余孽。資本主義對于社會主義是反革命，封建余孽對于社會主
義是二重的反革命。以前說魯迅是新舊過渡時期的游移分子，說他是人道主義者，這是
完全錯了。他是一位不得志的法西斯”。
在這段文字里，郭沫若給魯迅加上了三個罪名：“封建余孽”、“二重的反革命”、“
法西斯”。除郭沫若外，馮乃超在《藝術與社會生活》一文中，也攻擊魯迅“這位老先
生”是“常從幽暗的酒家的樓頭，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他常追懷過去的昔日，
悲悼沒落的封建情緒，結果他反映的只是社會變革期中的悲哀，無聊賴地跟他弟弟說幾
句人道主義的美麗的話。隱遁主義！”……他們把魯迅描繪成一個沒落的、滿嘴黃牙的
老頭子，固守著破舊的城堡，留戀那個已經衰落了的封建社會，流露沒落階級的情緒…
…
后期創造社這些主要成員更是熱衷于對魯迅的人身攻擊。除了給魯迅扣了上述種種莫須
有的罪名，還攻擊魯迅的籍貫、年齡、態度、氣量，說魯迅的態度“尖酸刻薄”、“冥
頑不靈”，氣量“太窄”，“表現出‘老頭子’的確不行”，魯迅是一個“落伍者”。
這些號稱“無產階級文學家”的人不具有論爭的能力，卻盛氣凌人，“左”得出奇。
面對“文豪們的筆尖的圍剿”，魯迅陷于孤軍奮戰，雖然他偶爾也罵創造社一伙是“才
子+流氓”，挖苦郭沫若有“一副‘創造’臉”，但在更多的情況下，他堅持了理性批判
的精神。
首先，魯迅批評了后期創造社這些骨干成員在推行“左”的路線時所表現的惟我獨革、
飛揚跋扈的惡劣作風和態度。他指出，創造社“將革命使一般人理解為非常可怕的事，
擺著一種極‘左’傾的兇惡的面孔，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令人對革
命只抱著恐怖”。
其次，魯迅揭露了這些人“腦子里存著許多舊的殘余，卻故意瞞了起來，演戲似的指著
自己的鼻子道：“惟我是無產階級！’”
再次，魯迅批評創造社一些人片面夸大了“文藝的旋轉乾坤的力量”，而且，這些無產
階級革命文學的倡導者輕視生活實踐，輕視文學技巧，“只掛招牌，不講貨色”。魯迅
后來說：“前年創造社和太陽社向我進攻的時候，那力量實在單薄，到后來連我都覺得
有點無聊。”郭沫若后來也說，與魯迅的一場論戰，創造社“幾乎弄得不可收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