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原文連結：
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40423/c23krugman/zh-hant/
2.內容：
三年前，瑞典曾被廣泛認為是應對全球危機的模範。該國出口受到全球貿易疲軟的衝擊，但迅速反彈；受到規範監管的該國銀行安然度過了金融風暴；該國有力的社會保障計劃支撐了消費者的需求；而且不像歐洲許多國家那樣，瑞典還有自己的貨幣，於是就有了不可多得的靈活性。到2010年中期，經濟產出迅速提升，失業率快速下降。《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宣稱，瑞典「是經濟復蘇領域的巨星」。
之後，「貨幣施虐癖」(sadomonetarists)就來了。
在那之前的故事是：2010年，瑞典經濟遠比其他發達國家要好。但是失業率仍然處於高水平，而通脹水平很低。儘管如此，瑞典中央銀行(Riksbank)還是決定開始提高利率。
瑞典央行內部對於這個決定存在不同意見。當時的副行長、也是我在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的前同事拉爾斯·斯文森(Lars Svensson)極力反對大舉提高利率。斯文森是世界上研究日本式通縮陷阱的頂尖專家之一，他警告說，在經濟依然低迷時加息，可能會讓瑞典面臨相似的風險。然而他發現自己受到孤立，於是在2013年離開了瑞典央行。
果然，加息後不久，瑞典的失業率就停止下降了。通貨緊縮的現象來得稍晚一些，但畢竟也發生了。「經濟復蘇領域的巨星」把自己變成了日本。
那麼瑞典央行為什麼犯下了這樣一個糟糕的錯誤？這是一個很難回答的問題，因為隨着時間的推移，官員們的說辭也變來變去。起初，央行行長宣稱，加息的目標是對抗通脹：「如果現在不提高利率，在更遠的未來，我們恐怕就會面對更嚴重的通脹……我們最重要的任務是確保達到2%的通脹目標。」但隨着通脹滑向零，與據稱很重要的目標相比跌得越來越低，瑞典央行提出了一種新的理由：收緊貨幣供應意在抑制房地產市場泡沫，從而避免金融體系不穩定。也就是說，隨着形勢的變化，官員們為一個不變的政策編造了新的理由。
簡而言之，這活脫脫就是貨幣施虐癖的經典例子。
我用這個詞是經過了推敲的，並不只是想出言粗鄙。（這個詞是《觀察家》[The Observer]的威廉·基根[William Keegan]發明的。）至少按我的定義，貨幣施虐癖是金融官員和評論人士中的這樣一種常見的心態：本能地厭惡低利率和寬鬆貨幣政策，即使失業率高、通脹水平低。在國際組織中會發現很多貨幣施虐癖，在美國他們通常待在華爾街，或者在具有右翼傾向的經濟院校里。我很高興地說，他們在美聯儲(Federal Reserve)並沒有多大的影響力，但他們總會不斷地騷擾美聯儲，要求停止提振就業的舉措。
當我形容那種對低利率的厭惡是出自本能，我的確是想表達這個意思。儘管貨幣施虐癖對其政策觀點所提出的理由，彷彿是邏輯連貫的分析，但他們並不會因應變化情況而調整自己的政策觀點——只是會編造新的理由。這有力地表明，我們看到的只是本能的感覺，並不是深思熟慮的立場。
的確，瑞典央行為提升利率不斷拿出不同說辭的做法，也受到了一些國際組織的效仿，比如總部位於瑞典的國際清算銀行(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這家銀行面向的是那些有影響力的銀行家，也是貨幣施虐癖的大本營。就像瑞典央行的做法一樣，國際清算銀行也調整了加息的理由——要應對通脹！要保障金融穩定！——可是從來沒有調整政策訴求。
這種本能的厭惡到底從何而來呢？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對富裕債權人的利益的本能認同，而不是通常更窮的債務人。但我相信，這種厭惡還有另外一個來源：許多金融官員希望擺出嚴肅、意志堅強的姿態，也樂於通過給別人製造痛苦來顯示自己多麼強硬。
無論出於何種動機，貨幣施虐癖都已經造成了很大的破壞。在瑞典，他們在勝利之際扭轉戰局取得慘敗，將經濟成功的傳奇轉變成了一眼看不到盡頭的停滯和通縮。
而且他們還可以在未來造成更大的破壞。金融市場最近相當平靜，沒有發生銀行業危機，歐元區瓦解的威脅也不會很快出現。但如果以為經濟復蘇的局面已經確定，恐怕就錯了，而且那種想法也是危險的。錯誤的政策很容易破壞我們仍然遲緩的經濟進展。所以，那些穿着黑西裝一本正經的人告訴你，應該停止所有的寬鬆貨幣政策，提高利率時，請千萬小心。看看那幫人對瑞典都做了些什麼。
3.心得/評論(必需填寫)：
瑞典也陷入liquidity trap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