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覺得這篇專訪有點出一些值得思考的議題，但請不要有太過偏激的言論。
原標題：台灣為什麼不拍政治劇？—《國際橋牌社》正視騷動的九〇年代
https://news.ltn.com.tw/news/culture/paper/1252612
專訪◎記者藍祖蔚、何宗翰 攝影◎記者何宗翰
美劇《紙牌屋》曾經讓多少劇迷癡迷相隨，看著男主角如何翻雲覆雨，從國會議員一路騙
進了美國白宮？
南韓的光州事件，就曾經讓南韓影人拍出了《華麗的假期》、《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
《1987：黎明到來的那一天》，票房火紅，投資人個個笑逐顏開，劇組人員更是頻頻得獎
，心血沒有白費，更重要的是讓不少「外國人」都讀懂了南韓民主化的近代史，看到南韓
人從歷史黑暗角落走出來的尊嚴。
台灣即將出現第一部政治電視劇《國際橋牌社》，透過總統隨扈、日本間諜、台派餐廳老
闆、報社記者、黨工等5個虛構角色重現90年代台灣情境，見證風起雲湧的台灣民主化、
政黨輪替歷程。「網路上常看到酸民說：『台灣為什麼不拍這種電影？』」《國際橋牌社
》的製作人汪怡昕說，做市場調查時發現台灣人一聽說要將台灣90年的民主化故事拍成影
集，每個人眼睛都一亮，顯然大家對這商品有渴望、坊間又沒有同質性產品，這就是台灣
政治劇集的契機。」
挺身觸碰政治 「頂多被貼標籤少賺錢」
過去沒人敢拍，「不是我們的故事不精彩，而是我們心中自行設限。如果作品拍得好，市
場可以成功，可以回收金流成本，這不就是全新的原創台灣IP嗎？」汪怡昕曾為前總統李
登輝拍攝紀錄片，在超過100小時的訪談中，他發現過去這些「國內事件」，背後都曾受
到美、中、日、韓等國牽制或折衷下的結果，「我們想自己的牌，但是我們也是別人手中
的一張牌，出牌與叫牌之間，有滿滿的戲劇元素。」
「我就是天生反骨吧！」汪怡昕從小就被爸爸帶去聽黨外演講、看黨外書籍，喜歡讀台灣
歷史，高中還參加過520農民抗爭運動，「我一直以來的疑惑就是，為什麼台灣人不能好
好看自己的歷史？連說個故事都會遇到阻力？如果大家都因為懦弱而不做，那我就更該挺
身而出！民主前輩付出生命或自由為代價，如今這個時代頂多被貼標籤，錢賺得少一點而
已，有什麼好怕的！」
華人社會唯一民主國 台灣經驗彌足珍貴
監製馮賢賢說，美國的政治劇拍得很精緻、各有各的巧門，看久了卻也是在公式裡流轉，
「但是台灣民主真的獨一無二，像台灣這樣一個長久被殖民、被戒嚴的國家可以快速民主
化，3次政黨輪替都可以和平轉移政權，這對於全世界來說都是非常珍貴的經驗。」馮賢
賢說這次選後全世界的人都在評價，聯合國的專家還跑來台灣告訴我們人權不能公投，顯
見一個小小的地方選舉，其實全世界都在看，回響很大。
汪怡昕說，故事是否動人？關鍵在於你怎麼說故事，一聽到「台灣政治20年路」，這個題
目，保證大家都轉台去了，可是「民主制度究竟適不適用於華人社會」？就會有很多人感
興趣了，「世界各國每天都在關心中美貿易戰，華人社會除了台灣沒有另一個美式民主的
國家，台灣民主化的經驗就無比珍貴，台灣人怎麼寫下這些故事？各國勢力又如何介入，
肯定是會有國際市場的！」
「面對市場，商品一定要極度商業化，不是媚俗，而是找到最多人可以接受的元素，跟說
故事的角度。」汪怡昕表示，「如果投資方永遠都是虧損的，或者在投資當下都是無法預
測的、有賺錢當撿到的，投資環境無法建立，產業也就只能替人打工了。」
做足功課，找齊原始資料檔案，是任何政治議題劇集的必要工夫，汪怡昕找來台美關係的
學者，從美國國會、司法部、CIA，以及日本內閣、澳洲情報局等處找來上千份當時的文
件，包括當初劉泰英和卡西迪公關公司的簽約密件，紮實做出厚厚一本論文，影片都還沒
開拍，一到三季的背景研究就已經完成，光是資料蒐集前製作業就燒了300多萬。
虛實穿插還原真相 與觀眾心照不宣就好
汪怡昕說，《國際橋牌社》不想搞正邪對立，而是在好看的前提下，加入愛情、諜報、懸
疑這些元素，每個政治人物都會經歷造神跟幻滅的過程，在不同位置促進台灣民主前進，
一直喊口號對年輕人反而無感，而是讓觀眾慢慢對號入座，持續發酵。「《國際橋牌社》
不是宮廷解密或詳盡的歷史報導，我們不想對號入座，但是大家一定會對號入座，我們創
造了虛構人物，就是希望更自由地去建構時代氛圍下真實的生命故事。」
因此，《國際橋牌社》的情節明明都指涉著真實的人物和事件，但是劇中人物和政黨都改
了名，馮賢賢解釋，台灣沒有政治劇傳統，真人真名易起紛爭，換了名字避免法律訴訟，
也保留戲劇詮釋，增加自行發揮的創作空間。汪怡昕說，大時代大事件大家都熟悉，在時
代背景走過，換了名字，某些程度其實觀眾都看得懂，這樣就好了。
要碰政治議題，政治問題就會先找上你，恐懼與收買，都是立即且明顯的困擾。
《國際橋牌社》從找導演、編劇到演員都不時碰壁，「很多演員看過劇本後，都愛不釋手
，但是一想到演出後可能引發的政治效應，有些人就打退堂鼓了。」這亦是《國際橋牌社
》一直低調作業，不到最後時刻，不肯公開演員名單，就連導演和編劇的名字都列入機密
。
中國要砸8億買斷 文化統戰不能不防
馮賢賢語重心長地強調，《國際橋牌社》是一齣很有機會國際化的戲，台灣演員很需要這
樣的舞台跟機會，如果永遠把自己鎖進中國市場的話，就永遠被綑綁，連說故事的主體性
都沒有，一直在做自我審查，「台灣最珍貴的就是自由，真要讓渡自由，我們還幹這行幹
嘛？」
汪怡昕今年六月發佈籌拍《國際橋牌社》的消息，七月就有台商表達有投資意願，「共8
季、至少要8億資金，對方居然一口答應，還說劇集很有意義，後續再多資金都可以，追
問之下才拐彎抹角透露錢是從中國國台辦那裡來的。」
「這顯示中國一直很關切台灣的文創產業，一聽說這齣政治劇集得到3千萬元的輔導金，
就急著要把我們給買了，一旦他們得逞了，台灣人說台灣故事的主體性就沒了，這就是中
國無孔不入的文化戰略！」馮賢賢指出，中國統戰部在台灣的滲透無所不用其極，據說一
年可以花100億做文化統戰，台灣有對策嗎？台灣要怎麼迎戰呢？「我不覺得政府有意識
到來自影視論述的這場文化戰爭，我們再不應戰，只有不停挨打。」
集資是《國際橋牌社》最待突破的關卡，汪怡昕指出除文化部補助3千萬，一些公部門、
媒體等單位，開始都說支持台灣原創數位內容，真要出錢時不是嫌這劇有點敏感、就是以
經費不夠婉拒。「對很多在高位的人，愛台灣可能是用說的，說對了風向就可以沾光，得
到利益，真要出錢出力時，就賴給別人來做，讓我很感慨。」
但是馮賢賢並不悲觀，她認為過去那些長久被視為政治禁忌、業界潛規則不能碰的、受中
國因素影響的題材，才是台灣應該優先發展的IP（創意智慧作品），至於那些拿了補助還
能去中國開發市場，然後做成一個去脈絡化、去台灣主體性的東西，文化部從定義上就不
應該補助。
民主進程跌撞 台灣記憶要台灣人說
當然，天使投資的挹注也很重要。例如，今年在國際屢屢獲獎肯定的動畫長片《幸福路上
》，當初先有金馬創投肯定、又得到輔導金，募資過程跟我們很類似，最後靠著50萬一股
的天使募資籌到1千萬，完成了作品，現在天使投資人也陸續回收。《國際橋牌社》規模
更大一點，希望最近能籌到兩千萬的資金。
「我們並不是只高喊理想的文青，入業界的經驗也很久了，不是天真地往前瞎衝，而是認
真思考我們的作品在商業和產業上的意義。」4年前，汪怡昕製作了台灣第一個講228、白
色恐怖的常態性電視節目《少了一個之後》，曾在乘客無預警的情況下，用今古交融的歷
史實境手法重現了國軍槍殺八堵車站站員的事件，廣受好評；他也曾拍攝軍中人權黃媽媽
陳碧娥的紀錄片《孤軍》，促成了海軍司令黃曙光代表海軍，首度向黃媽媽鞠躬致歉。「
我把這些題材包括在一個稱做台灣記憶的IP裡面，透過紀錄片、電視節目、書等媒介來處
理台灣記憶，可以容納不同konw how的人在產業鏈裡面，每一個題目都是長效型的。」汪
怡昕對《國際橋牌社》充滿信心。
香港導演王家衛曾說，90年代的台灣是最動人的時代，清楚看見台灣解嚴後鬆綁的自由空
氣、百花齊放的熱鬧活潑，所以他在《春光乍洩》時還拍下台灣的夜市小吃和捷運，用台
灣當時的熱情四射，來對照香港97的無可奈何。馮賢賢說，90年代初期整個社會的氛圍是
騷動的，覺得一切改變是有可能的，雖然混亂但基本上非常樂觀；做戲的人不提供結論，
但台灣民主化是很勵志的故事，雖然不斷跌跌撞撞，一度也讓人覺得好像台灣快完蛋了，
在30年內走到這一步仍是不容易的事，「台灣人其實經歷過很勃發、很勇敢的階段，台灣
其實是很偉大的地方，我們希望重新訴說台灣故事，建立台灣記憶，希望這段歷史可以讓
國人再次振奮，領袖可以自信一點。」台灣在《國際橋牌社》絕對不只是一張牌而已，馮
賢賢和汪怡昕期待大家一起打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