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看題材就知道一定好看：二戰結束，日本宣佈投降，中國軍隊即將攻入偽滿洲國的日本殖民村，一眾村長幫村民下了決定行玉碎政策，不少村民被迫自殺。少女多鶴與殘留村民成功保命，逃難途中卻被中國游擊隊阻截，拿去人肉市場販賣，被一個東北家庭買去。原來那家的媳婦為了躲開日本兵而流產，自從失去生育能力，那家的父母便為兒子買了個生育工具回去。自此以後，多鶴以「媳婦的妹妹、孩子們的小姨」的身份在這個家庭生活下去。
嚴歌苓寫傷痛的場景寫得輕描淡寫，比如第一章，一眾日本女人被裝進麻袋裹拿去人肉市場上賣，村民上前圍觀：「人們就笑。笑聲大了，也挺嚇人的；最靠臺子邊沿的麻袋們蠕動了幾下，小了一些。」這句很輕，暗示卻很深沉。又例如，多鶴遭賣身後逃跑，幾天後又跑了回來，買她回來的家庭問她為甚麼跑，又為甚麼回來，她聽不懂，沒答；第二天遞給他們一張紙條：「竹內多鶴，十六，父母、兄、弟、妹亡。多鶴懷孕。」這段看得我多鼻酸，連吐槽多鶴最起碼該寫「妊娠」都忘了
這本書倒不怎麼涉及種族衝突，到了後來還是大躍進、三年大饑荒、文革，回到女人為了操持家計而精打細算、營救被關進牛棚的老公而四出張羅的典型中國近代小說劇情。嚴歌苓寫女人寫得真好看。嚴對自己筆下的女人總是懷著一分柔情，不像許多作家，恨不得字裹行間都透著針對主角那種「呵呵，你活該」的語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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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中段，多鶴與她的當家、這家的丈夫「張儉」間產生了愛情。這段看得我白眼反到後腦勺去。我省思這份反感的來源：這當然是政治不正確的；不管歷史背景為何，多鶴是被強姦的。一個受害者愛上強姦犯，是政治不正確的；要是一個中國作家寫出一個遭拐賣至山區的女子與她的丈夫相愛，這個作家絕對不會見到明天的太陽。然而這也是合乎人性的。斯德哥爾摩症候群並非孤例，人們會愛上傷害自己的人，以化解認知失調：既然我愛他，他便不是在強姦我，而是我們去偷情了。
後來我明白到，我反感的是作者描述這件事的筆調。角色可以欺騙自己，但我不喜歡作家讚揚這種不誠實。嚴歌苓對自己的角色太溫柔了，寫這段時也是認認真真地當愛情戲來寫。換個作家寫，這件事可以寫得非常刻薄、非常令人難堪。文學作品中，性關係很多，愛情很少，作家們往往非常清晰地劃分出「炮友」、「可以上床的好朋友」、「妓女與嫖客」的位置，很少會因為兩人間有性關係便讓他們相愛。
說到底我討厭多鶴「做」；明明只是因為她需要安全感，需要性，而這個強姦她的人又是唯一能給她這兩樣東西的人，她便認為自己是愛他的。這是喪事當喜事辦，把廉價的依戀做假成愛情。或許我認定她玷污了愛情，還是因為我認定愛情是祟高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