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述《qppq (爽到睡不著)》之銘言：
: 中國普遍有南船北馬的現象
: 南方人操舟有莫大優勢
: 南宋為何不以己之長擊彼之短
: 從海上對金國發動攻勢?
: 如果不行 也可以牽制一部分金國兵力
: 歷史上有紀錄南宋方主動由海上發動攻擊金國嗎?
南宋 世界第一個海運強國
http://www.cnss.com.cn/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238&id=73186
“南海一號”驚世出水，掀開了海底沉船的神秘面紗，亦是顯露中國古代曾為海運強國
的一角冰山。自有文字記載以來，從春秋戰國到明代，中國人的航海水平都位居世界前
列。專家預測，僅中國沿海沉沒的古船就有10萬艘之多。“一船十墓”，隨著中國打撈
古沉船的增多，曾被湮滅在歷史深層的秘密將陸續浮出水面。然而僅目前掌握的歷史依
據而言，南宋——這個通常被認為是“頹廢積弱”的王朝，實為世界上第一個海運強國
。
法國著名漢學家謝和耐（Jacques Gernet）在《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國日常生活》一書中
由衷感慨：“南宋是當時全世界最富有和最先進的國家。”
著述等身的謝和耐教授并非言而無據，因為南宋創造了單年超過1億兩白銀的財政收入，
這個數字是當時世界經濟總量的75%。明朝在鼎盛時期年財政收入也不過1500萬兩，清咸
豐年間人口達到南宋人口5倍時年財政收入也只有3000多萬兩。
南宋的經濟奇跡，很大程度上是依賴海運和貿易。她為后世提供了一個經略海洋的范本
。
“東方海上馬車夫”奮然崛起
在南宋成為經濟大國、海運強國的時代，美洲仍在半原始狀態中酣睡，歐洲則籠罩在中
世紀的黑暗里。避居杭州的南宋王朝，在北方游牧民族的血腥壓制中失去了中原及北方
，只能將目光投向水網縱橫的南國半壁和煙波浩淼的無垠海洋。
也許，正是在這種“逼迫”下，南宋王朝才不得不重視海洋，走出一條不同于傳統農耕
文明的海上之路以圖自強。宋朝自開國伊始，就試圖從前朝的“重陸輕海”的桎梏中剝
離出來，嘗試走“海陸并重”之路。宋太宗大膽開創了史上最早的“招商引資”模型，
宋神宗也指出“東南得國之大，舶商亦居其一焉”。北宋經歷數代，造船、航運和商貿
已大有起色，為南宋大興海貿奠定了基礎。
宋高宗深刻認識到，在國土面積縮小但軍需官用有增無減的情況下，必須發展海商，因
而明確曉諭臣下：“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動以百萬計，豈不勝取之于民？
朕所以留意于此，庶幾可以少寬民力爾……市舶之利頗助國用，宜循舊法，以招徠遠人
，阜通貨賄。”(見《宋會要輯稿》)于是，“國家置市舶司于泉（州）、廣（州），招
徠島夷，阜通貨賄……”至此，官方的市舶司（海關）走向極盛時期，主掌進出船舶蕃
貨、征榷（貨物征稅與專賣）、抽解（關稅）、貿易諸事。
南宋為大興海運，除了中央政府有明確的政策，還有各項保障措施。在法紀上，出臺了
嚴厲的懲治措施杜絕腐敗，允許蕃商越級控訴。在招商上，朝廷撥給市舶司經費，讓外
國商人享受優厚的旅居待遇，每年十月份在泉州、廣州等通商口岸舉行盛大的招待宴會
，以酬謝外國商旅。同時，革新船舶技術，堅決清剿海盜，改善港口基礎設施，在海岸
線上每隔30里修建燈塔導航系統，形成了萬里海岸全面開放的嶄新格局。
南宋的商船主要以西、北航線為主。西行航線母港主要是泉州、廣州（因泉州比廣州更
靠近都城杭州，逐漸取代了前朝廣州港的龍頭地位，逐步躍升為“東方第一大港”），
至中南半島的交趾、占城、真臘，再到南洋群島的麻逸、三嶼、渤泥、婆諸、三佛齊，
再往西南的馬來半島凌牙斯加，穿越馬六甲海峽，進入孟加拉灣，入印度洋到印度半島
的南毗、故臨、細蘭，然后入阿拉伯海，進波斯灣 ，至大食、白達，再沿阿拉伯半島海
岸西入紅海，或到達非洲東海岸的層拔、粥琶羅等地，或越過蘇伊士地峽入地中海，抵
達歐洲南部和非洲北部。這條跨洋越洲、連接東西方的海上航線，即是現今統稱為“海
上絲綢之路”的路線。北行航線相對較短，主要是航行至朝鮮、日本，母港為明州（寧
波）。
南宋以前，與中國通商的國家約為20個；南宋大開商貿之后，激增至77個（見《諸蕃志
》）。輸入中國的貨物超過400種，是北宋時的9倍。隨著貿易量的增加，外國人長居中
國者甚眾（泉州就有“蕃人巷”），亦有大批中國人隨船漂洋過海，成了僑民。無數艘
大船上裝備著當時世界上最精密的儀器，在綿長的海路上往返穿梭，給東西方帶來了財
富和文明，不僅創造了一個王朝的經濟、文化奇跡，還造就了“市列珠璣，戶盈羅綺”
、“夜市未央，早市已榮”的民間繁榮。
“蒼官影里三洲路，漲海聲中萬國商”。這是其時生活在泉州的南宋大臣李邴的一句詩
，大概就是對當年海運貿易生動的寫照，亦是“東方海上馬車夫”的最佳剪影。
唯一鼓勵民間航貿的王朝
由于歷史原因，現今一提到中國航海壯舉，好像只有鄭和。
鄭和七下西洋確為世界航海史之絕唱，但用鄭和支撐中國數千年的航海史，抹殺華夏子
孫的海上探索功績，有失偏頗。
中國古代航海事業，至少有三大主力：官方使節、民間商貿和海盜。中國海盜因其有深
刻的負面歷史烙印，暫且擱置，但民間商貿才是宋元“大航海時代”的原動力和支柱。
因為，民間商貿賺錢，官方航海賠錢。鄭和去世后，統治者連他的航海資料都要付之一
炬，造成中國船舶科技和航海技術的斷代，正是因為“賠本賺吆喝”——“三保（鄭和
）下西洋，費錢糧數十萬，軍民死且萬計，縱得寶而回，于國家何益……”（見《殊域
周咨錄》）。此語出自明憲宗年間兵部侍?劉大夏之口，據傳是劉大夏因憤恨而毀滅了官
檔中的鄭和航海資料，亦有專家猜測是清代在編修《明史》時將資料毀去。但無論如何
，鄭和下西洋是賠錢的。
史上官方使節出航，主要是宣揚國威、傳播文明，并不以贏利為目的，其歷史功績亦無
法抹殺。然而，從世界海洋發展史來看，只有民間商貿才能持續促進海運業的發展，才
更符合經濟發展的普遍規律。
縱觀中國五千年航海史，真正大力促進民間海運貿易的王朝，只有南宋。
南宋政府為了迅速積累中央財政以對抗強大的北方游牧民族，推行了講求實效的經濟政
策，對民間航運貿易活動持鼓勵態度，通過市舶司向私商征稅，而私商也愿意在政府的
保護下經商致富——實際上，這是我國最早的“改革開放”雛形，使當時的民間海商成
為國際貿易的主流。
美國學者費正清和賴肖爾在合著的《中國：傳統與變革》一書中指出：“宋朝經濟的大
發展，特別是商業方面的發展，或許可以恰當地稱之為中國的‘商業革命’。這一迅速
發展使中國經濟發展水平顯然高于以前，并產生出直至19世紀在許多方面保持不變的經
濟和社會模式。”這里所說的“商業革命”，起于北宋，盛于南宋，特別是在海外貿易
中得到了集中體現，它使中國從根深蒂固的農業社會成功向商業社會成功過渡，大量的
民間勞動力流向造船、航海、貿易領域，手工業也隨之興起，解放了生產力。由于金銀
在國際貿易中不便使用，“金融革命”亦風起云涌，鑄幣量激增（“南海一號”中已發
現銅錢萬枚，證明南宋時的“中國貨幣”已是“海上絲路”的硬通貨）。同時，朝廷批
準一系列優惠國際貿易的政策，采取有力的保障措施，激活了國內外民間海商的積極性
和創造力。
南宋的開放政策到底造就了多少巨富？因當時沒有《福布斯》這樣的財富排名，不得而
知。但從一些地方史料記載中，或可窺得一斑：
據晉江《青陽王氏族譜》記載，南宋時有一個叫王元的商海，“嘗航海之五洋”，僅捐
出用于修建祠堂的田產就達四百六十畝，還出資修建佛殿、橋梁、亭榭等，可見其富有
。晉江安海《嘉坡店古今》記載，有一個叫蘇光國的人，無意科場，專心從事遠洋航務
，輸出陶瓷、絲綢、漆器、茶葉、荔枝及各種藥材，與諸番貿易珠貝、玳瑁、犀角、瑪
瑙、乳香、檀香、蘇木、胡椒、吉貝等數十種，“每歲放舶三次，可貨利千緡（一緡即
一千錢），人慕不及也”。蘇光國嘗到甜頭后，“率弟光閩、光泉偕鄉友蘇祥發、蘇祥
凌、陳金紀、許曉楓、朱成嘉等人，司其厥事”，真實地反映了當時“一人從商，親友
沾光”的社會風潮。
不僅是中國人因海貿致富，外國人也因此大發其財。南宋時期，長期居留在泉州的外國
人很多，有的家財富甲萬戶。“泉南有巨賈蕃商佛蓮，其家甚富，凡發海舶八十艘”，
佛蓮死后，留下珍珠一百三十石（《癸辛雜識》）。按南宋的規定，海商死后財產可由
子孫繼承五世，如無孫，遺產才由市舶司管理，可見當時保護民間商業的法制已相當健
全。在南宋境內，外國商人可設鋪營業，亦可與中國人合伙組建遠洋船隊。不僅如此，
南宋為平衡中外海商，擢拔阿拉伯人蒲壽庚任“泉州提舉市舶使”（市舶司主官），開
一代風氣之先。
此外，外國民間商貿者也熱心在中國修城、筑路和其他公益事業。南宋開放的海貿政策
不僅有力地促進了民間商業和航海科技的發展，也為中外民間友好和促進中西文明的大
交融搭建了平臺。當然，鼓勵民間海商的政策亦為南宋王朝帶來了實惠，使南宋有財力
、國力與橫掃歐亞大陸的蒙古大軍對抗了45年。
可嘆的是，南宋滅亡后，這種鼓勵民間海貿的盛況一去不返。特別是明清兩代厲行海禁
后，我國東南沿海的海商們集體“轉業”，淪為海盜——直到1978年，國門轟然洞開，
民間海貿的枷鎖終于解除，中國海運業又迎來了歷史的春天。
古代水運科技的黃金時期
隨著中國打撈技術的精進，沉睡800年的“南海一號”完好出水。這艘長30.4 米、寬9.
8米、深4米、排水量600噸、載重近800噸的南宋商船，還很難講就是當時的代表船型。
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南宋為發展海洋貿易，其造船和航海技術取得了空前發展。英國著
名學者李約瑟所說：“每當人們在中國的文獻中查找一種具體的科技史料時，往往會發
現它的焦點在宋代，不管在應用科學方面或純粹科學方面都是如此。”
宋朝的造船中心分布在閩、浙、粵沿海地區。南宋遷都杭州后，這一地帶的造船更為迅
猛，在繼承北宋造船、航海技術的基礎上，又邁進了一大步。特別是民船場所占據的比
重增大，支撐起這個全球首屈一指的海運強國。
南宋時期，古代造船技術的三大發明——船尾舵、水密艙、尖底造型及龍骨結構，雖在
北宋之前就已出現，但直到南宋時才大量運用到遠洋船舶中。載重數萬斛的特大海船，
只有廣西欽州地區的紫荊木、烏婪木最為適合，因為木材長數丈、縝理堅密，就算遇到
惡風怒濤也不會損壞。為防止船舶破損傾覆，凡是大船，無論內河船還是海船，南宋時
期都采用了水密艙結構。對于尖底龍骨結構，雖然在唐代泉州所造海船中已有應用，以
便“破浪而行”，但因吃水深不利淺水航行，南宋高宗紹興二十八年，在明州造平底?魚
船，在泉州、廣南造二千料尖底海船，針對戰船、海船和不同航區作了技術上的調整。
寧波出土的南宋海船左右舷第七和第八板的結合處，各有一根斷面為半圓的長木，縱向
安裝在舷外，其作用是增強船舶隱性，稱為防搖龍骨。西方木船也有這樣的結構，卻比
中國晚了數百年。
南宋時期，一艘大海船可載千人，最多有12帆，載貨數百噸，比北宋的船要大好幾倍。
《嶺外代答》記載，南海航行的海船，舵長數丈，一船載幾百人，積一年糧食，還能在
船上養豬釀酒。這種巨型海船在當時的世界上遙遙領先，后世的“鄭和寶船”亦是繼承
和發揚了南宋造船的優點。在航海技術方面，南宋也有很大的進步。沈括發現地磁偏角
后，水浮磁針得以應用到船舶導航中。進入南宋以后，船工們將水浮磁針與帶有方位標
志的部件組合成一件完整的儀器，即后來所稱的“羅盤”，開創了世界航海技術的新紀
元。此后，羅盤隨著商船隊傳入阿拉伯地區及歐洲國家，有力的推動了西方航海。所以
馬克思曾說：“指南針是資產階級發展的必要前提。”
此外，南宋人還熟練地掌握了海洋季風的規律，充分利用它來保障航行。冬季，西北季
風強盛，海船便可沿“絲路”南下；夏天，東南季風強盛，則由南洋歸來。南宋的航海
者總結了大量預測天氣的經驗，并在此基礎上設計出了能夠根據風向和風力大小進行升
降旋轉調節的平式梯形斜帆和“之”字形的調帆方法，保證海船在各種風向下都能順利
前進。南宋深水測量技術也相當成熟，可以用“下鉤測深”、“以繩結鐵”等法，測量
水深七十丈以上，以確定船舶所在水域能否下錨停泊。
沒有水運科技的推動，“東方海上馬車夫”的壯麗奇觀只能存在于想象之中。劃時代的
水運科技使南宋商船成為那個時代的海上奇跡，不論哪國商人都以乘坐“中國大舶”為
最佳選擇，中國船以其美麗與磅?征服了世界。憑借著舉世無雙的船隊，南宋迎來了大航
海的黃金時代，環中國海、西太平洋與印度洋滿是中國船隊如云的帆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