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子安宣邦：日本的現代化是何時開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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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安宣邦
日本思想史學會前會長、大阪大學名譽教授子安宣邦以一系列著作，對江戶時期以來的日
本思想界重要人物及其思想進行了系統的梳理和批判性的研究。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
店自2017年5月起，向中國讀者引介了子安宣邦的一系列思想史代表著作，輯成“子安宣
邦作品集”。目前已出版《孔子的學問——日本人如何閱讀〈論語〉》《江戶思想史講義
》《何謂“現代的超克”》《近代日本的亞洲觀》。即將出版的還有《現代日本的中國觀
》《漢字論》《近代知識考古學》及《國家與祭祀（修訂版）》《福澤諭吉〈文明論概略
〉精讀（修訂版）》等等。
不久前，筆者就日本的現代化何時開始，其國家建構的特點，包含怎樣的文明轉換，呈現
何種思想脈絡等一系列問題，對子安先生進行了一次采訪。
問：在十九世紀後半葉的江戶時代末期，現代社會的建構對當時日本而言是最為核心的歷
史課題，這種說法正確嗎？換言之，我們可以說實現現代化是這一時期以來日本社會發展
的目標嗎？
子安宣邦：十九世紀後半葉，日本正面臨著國際性危機。俄羅斯艦船想駛進東方，開始在
日本周邊出沒。英國以其軍事壓力要求與中國開展自由貿易，對日本也構成了威脅。當時
日本有先見之明的人將鴉片戰爭也視為日本本國的危機。自1853年美國佩利艦隊駛入日本
港口，要求與正處在鎖國狀態的日本通商後，這種國際危機迅速轉化成了國內危機。而當
時的日本無論是從外交上，還是軍事力量和法制上，尚不具有能抵禦這場國際危機的國家
體制。這就提示了一個重要的問題：日本需要現代化。日本的現代化和以此為目的的變革
，是對外危機催動下的產物，而首先它是有關國家體制的變革。也就是說，日本當時政權
內部要求並實行效仿歐洲先進國家的體制進行變革。從這點上看，的確可以說，日本的現
代化是十九世紀東亞危機時期中最具先驅性的國家體制的變革。
問：您剛剛談到明治維新是對外危機下引發的國家體制變革，這似乎和一直以來把明治維
新理解成日本全面現代化的開端的說法很不一樣。作為思想史家，您可否談一談日本現代
化進程的思想脈絡？
子安宣邦：想要了解日本的現代化及其特點，首先需要了解作為其開端的明治維新是一場
怎樣性質的變革。我認為，明治維新是一場以國家體制變革為當務之急的，極具國家主義
色彩的現代化變革。想要明確認識到這一點，還必須考察什麽是江戶時代（德川時代），
也就是那個被明治維新及其實踐者們視為封建社會而否定了的“前時代”。日本歷史學家
把江戶時期（1603—1867）歸為“近世”。而近世的英文表述是“early modern”“
pre-modern”，是早期現代、前現代的意思。但在日本，江戶時期不是初期現代，而是中
世封建社會的末期，是中央集權性質的封建社會末期。因此日本的“近世”是指日本中世
末期。之所以會這樣定義和劃分江戶時期，是基於以下這種幾乎被公認至今的看法：明治
維新才是日本現代化的起點，是日本歷史上最大的變革，即“現代化革命”。正因如此，
今年日本各大媒體都紛紛推出了明治維新一百五十周年的話題討論。
問：照您的看法，是否可以說明治維新並不是日本歷史上最大的變革？
子安宣邦：是的，可以這麽說。認為明治維新是日本歷史上最大的變革，近年來學術界對
此多有疑問。日本學術界被譽為現代漢學（Sinology）研究始祖的內藤湖南就曾提出不同
的看法。他認為給日本帶來最巨大變化的，不是十九世紀的明治維新，而是十五世紀爆發
的一場大規模內亂，史稱“應仁之亂”（1467—1477）。在前不久出版的《應仁之亂》（
2016年）中，日本歷史學者吳座勇一詳細講述了這場內亂的經過，並將這一觀點重新提了
出來。之所以說“應仁之亂”是日本歷史上最大的變革，是因為從這場內亂到十六世紀紛
爭的戰國時代，由京都的宮廷（貴族）、寺院（僧侶）和幕府（武士）三者建構起來的日
本古代國家權力體制已經垮台。這也就為解讀十七世紀德川政權的成立提供了新的視角。
換言之，1600年德川家康成功地在全國確立起武家政權，就意味著延續已久的天皇朝廷式
的國家權力體制已經垮台。在此意義上，“應仁之亂”可以說是日本歷史上最大的變革。
我是讚同這個說法的
問：這個看法會改變以往對明治維新的評價，也會改變視明治維新為開端的日本現代化的
意義吧。
子安宣邦：是的。這會重新評價明治維新，同時也會重新認知近世的江戶時期。我先前提
到，1600年德川政權的成立意味著京都古代天皇朝廷權力體制的垮台。江戶時期的德川幕
府是中央集權體制，可以支配全國的政治力量，宮廷和寺院已從政治中分離出來，統歸幕
府管轄。天皇作為國家祭祀和禮儀權威的象征，被隔離、安置在京都皇宮內。由於幕府把
宮廷和寺院從政治中分離了出來，於是曾被宮廷貴族和寺院僧侶獨占的學問和文化也由此
得以開放。因而當時在民間也能研學到儒學。我在《江戶思想史講義》（北京三聯書店版
，2017年）一書中曾提到，當時有不少傑出的儒學家、國學家都是商人身份。此外，當時
的日本各地交通已較為便利，建立了江戶、大阪、京都等中心城市與地方城市之間的政治
、經濟和文化的樞紐。十八世紀的江戶（現在的東京）擁有一百萬人口，是當時世界上最
大的城市。這麽看來，十七到十九世紀的江戶可以看成是現代化發展下的社會。這麽一來
不禁又要問了，那什麽是“明治的現代化”呢？明治維新開啟的現代化首先是國家體制的
現代化，是模仿西方先進國家、以建立國民國家為目標的現代化。這就是我在開頭提到的
，日本在十九世紀後半葉面對突如其來的國際危機做出的回應。日本以急速推行國家主義
的現代化來應對這場國際危機。
問：現代國家的形成或多或少都會帶有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的色彩。可以請您談談日本在
建設現代國家問題上有什麽特點嗎？
子安宣邦：明治時期國民國家的成立是通過建設天皇制的國民國家來實現的。近世時期的
德川政權將天皇從政治中分離出去，安置在象征國民國家祭祀禮儀場所的京都皇宮裏。而
明治維新政府把天皇再次置入了政治權力的中心，通過建設天皇制的國家體制來創造現代
化國家。當時反對德川幕府而推行明治維新的一派的口號是“王政覆古”，因此明治維新
開啟的日本現代化也是覆古主義性質的政治改革。明治國家隨後制定了憲法，開設了議會
，確立起現代國家體制，但在國家性質上依舊延續了傳統的天皇制國家原則。隨後與昭和
時期（1926—1989）一起，天皇制國家主義把國民包含到全體主義國家中去。正因為這種
天皇制全體主義，昭和時期才引發了總體戰。
明治維新開啟的日本現代化的另一特征是實現了從東方到西方的全方位文明轉換。明治時
期日本以“文明開化”為口號，想實現從風俗到學問及文化的全盤西化。明治政府首先是
通過國民教育來貫徹這一目標的。明治維新後，政府隨即把學校教育制度化，通過學校教
育滲透進西方現代文明。如果說日本在明治時期早早地實現了現代化（文明的西化），那
是因為明治開啟的現代化是國家主義性質的改革。如果說明治維新的現代化改革有何成功
之處，我想應該是產業上、軍事上以及教育改革上的成功吧。當然，這樣的成功也是一個
國家的成功。
問：您對明治維新和日本現代化的看法，和日本當下的主流觀點是怎樣一種關系呢？另外
，請您再談談您是基於怎樣一種思想史立場，運用怎樣的方法，來把握明治維新以及日本
現代化問題的？
子安宣邦：今年日本各處都在熱議明治維新一百五十周年的話題。由此也引發了不少重新
解讀明治維新和日本現代史的討論。但這些都不是對“何謂‘日本現代’”問題的批判性
解讀。三谷博所著的《維新史再考》（2017年）是重新評價明治維新的代表作之一。他認
為明治維新和明治國家的形成，是亞洲國家在應對西方現代國民國家建設的全球化進程中
最早，或許也是最成功的例子。這是稱道“明治維新一百五十年”的當代日本史學家們的
代表性觀點。
但這類看法卻忽視了我們在探討明治維新和日本近代史問題上必不可少的前提：昭和時期
的十五年戰爭及其戰敗。歷史學家的這一“疏忽”或是歷史修正主義者長期掌控現代日本
政權招致的結果。年少時我經歷了昭和十五年戰爭和1945年日本的戰敗，在談明治維新和
日本現代史問題時，我不會將它們從考察對象中抽離出去。甚至可以說，我把昭和十五年
戰爭以及1945年日本的戰敗，歸結為明治維新和日本現代化進程的終點。
因此，我不認為這場以“王政覆古”為口號的明治維新是創造出適用於現代主權原理的政
治體制的現代化變革，而認為它是誘發了日本政治權力體制更替的一場政變。正是由於這
場政變，在昭和時期日本成了天皇制的全體主義國家。我的觀點是基於我年少時的戰爭體
驗，但同樣的戰爭體驗卻可以導致與我不同的國家主義立場。我知道在首相安倍的身邊，
有不少和我同齡的歷史修正主義者。我對“何謂日本現代”的解讀並不僅僅是基於我的戰
爭體驗，還基於我研究日本思想史時使用的方法論。
簡單來說，我研究日本思想史的方法論是“視角的外部性”或者說是“從外部視角出發”
。如果一國的歷史只從一個國家的內部來討論，是難以將問題相對化的，這樣也就無法批
判性地重新解讀。我從二十一世紀初開始重新解讀日本現代政治史、思想史、宗教史、語
言史等有關日本現代史的問題。在探討這類問題時，我使用的方法論是從外部視角來考察
。這種方法論是“作為方法的亞洲”和“作為方法的江戶”。
問：您說的這兩個方法論“作為方法的亞洲”和“作為方法的江戶”，在北京三聯書店出
版的《何謂“現代的超克”》和《江戶思想史講義》中都談到了。那能否請您再談一談這
兩個思想史方法論，在解讀“何謂日本現代”問題上，各有什麽意義？
子安宣邦：“作為方法的江戶”確實是我寫成《江戶思想史講義》的方法論。這次訪談我
也從江戶的視角分析，將江戶解讀成有別於明治現代的另一個現代。從江戶的角度探討明
治以及日本的現代化，進一步明確了日本明治現代化的特點。我這樣解讀，不僅指出了明
治的現代化具有強烈的國家主義色彩，也提示了天皇制覆古型國民國家的建立過程，還明
確了明治時期新政權掌控者們的意圖。從江戶看明治，日本的現代化就被相對地成為明治
的現代化。
我在拙著《何謂“現代的超克”》中提到，“作為方法的亞洲”是竹內好在批判“西化的
日本現代”時用的說法。竹內好說的“亞洲”不是實體範疇，而是一種方法論，一種視角
，是指從“亞洲的視角”來解讀。這給日本現代史研究提供了極為重要的方法論轉變。竹
內好主張在探討日本現代史問題時，需要從日本的殖民地朝鮮、日本帝國主義的戰場中國
出發來分析。竹內給經歷過戰後的我們這一輩人留下了堪稱遺訓的“作為方法的亞洲”，
我在此基礎上提出了“作為方法的江戶”，批判性地解讀了日本現代化的諸類問題。
在拙著《近代知識考古學》（日文原版2003年，中文版即出）出版以來，先後已出版了十
余冊我解讀日本現代化的書。這些就是我對抗正支配著二十一世紀日本政權的歷史修正性
民主主義的重要籌碼。歷史修正主義認為戰前和戰後的日本是連續發展的，否認期間存在
斷層。之所以強調今年是“明治維新一百五十周年”，其實是強調日本現代化發展的連續
性。這種說法，既沒有從亞洲這一他者或從鄰國的角度來看，也沒有從江戶這一他者或向
先賢尋求答案，而是日本國家主義的自圓其說。我所從事的工作就是對抗這類國家主義的
自圓其說。
如今在中國、韓國等國家，拙著能被眾多讀者接納，甚至已經超出我在日本的讀者量。這
意味著我用以對抗的籌碼在日益加重。只要這個籌碼會不斷增加，我就不會感到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