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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規則是這樣的：兩個人對看，誰先笑出來，就輸了。
關於戀愛，有時候也像是一場遊戲，妳們面對面，面面相覷，
有時候談話有時候不，有時候和睦有時候不，
有時候感覺相愛，有時候感覺困乏。
有時候妳們只是等著，看誰先離開。先離開的於是勝利嗎？我不確定。
回想是一件吃力的事，像是快轉，我努力捕捉殘片。
也許可以從對話開始。
「妳不覺得她們愈來愈像嗎？」小莫說。
「還好吧。」我回答。太趨近於反射動作，連我都覺得自己在說謊。
我跟學姊之間沒發生任何事，我們只是，避免單獨相處。
如果是四個人一起的時候，那沒問題。
如果偶然之間剩下我們兩個人，哪怕其他人只是去倒水，
去點餐，去接電話，我們之間，總會立刻豎起層層障蔽，
諸如重新擺放調味料罐子、想起要回一封簡訊、翻找包包裡的鑰匙。
有很多話想說，只是不適合。
「因為她們都是很好的人。」坐在七星潭邊，這句話是我說的、還是她說的？
是在什麼不經意的瞬間，人們作出重大的選擇而不自知。
花蓮回來之後幾個月，大約在我生日之前一周。
我跟小旻大吵了一架，從很小的事起頭，然後就一發不可收拾，
接著是數日的冷戰，我想好好談，而她拒絕。
學校有很多事要忙，打工也忙，她常常晚歸，或乾脆借宿在別人的宿舍。
我們見面的時間很短，通電話也是禮貌上的報備。
「只要談得深入一點，我知道妳就會提分手。」後來的小旻這樣說。
跨越午夜的第一秒鐘，我的手機響起，學姊來電。
「下樓。」學姊說。
學姊未曾來過我與小旻租住的套房，可能連門鈴都沒按過，
我走下樓梯，打開大門。學姊捧著一個小小的蛋糕，上面是數字21。
已經點好蠟燭，閃爍著光。
她小心地避開午夜的冷風，小聲地唱歌，要我許願。
我吹熄蠟燭，她將蛋糕遞給我。
「給妳們吃。」學姊說。
「她還沒回來。」我說。
我們沉默地對望，一個蛋糕的距離，誰跨過去，就會滅頂。
「謝謝。」我說。
「生日快樂。」她說。
到底是誰先伸出手，小心翼翼維持蛋糕的平衡，我們握手，我們並不擁抱。
隔天中午，小旻回到家，
我以為那是一場耗時過長的期末討論，讓她滯留在學校。
她不發一語，進浴室沖澡。吹乾每一根頭髮，
挑選一套回想起來實在過度正式的衣服。
她坐在餐桌，正在打報告的我的對面。
不顧我的手指仍敲擊鍵盤，她將我的筆電合上。
「我跟小莫上床了。」小旻說。「總要有一個人，讓這件事做出了結。」
有什麼被抽乾了，有人拔起世界底端的軟木塞，有人關上了所有的燈。
對面的人還是在發出聲音，之後的所有說話，我都已經不記得了。
「感覺像是，我們都得到了複製品。」後來的小旻說，「不是更好，
也不是更壞。很相似，但沒辦法比較。我不確定是為了成全，還是一種報復。」
那是我跟小旻的最後一次見面了，距離餐桌上的攤牌半年之後。
我終於恢復了與她見面的能力。
然後又要是夏天，我邁入大學的最後一年。
學姊與小莫畢業了，我沒去典禮。
她們的道路早已被鋪好，只等踏出大步，
畢業之後，她們一起前往美國攻讀研究所。
在越洋電話裡，小莫對我坦誠，整個大學時期，她們從沒有交往過，
是到了美國之後一年，她們才真正的開始。
關於等待，關於挽回，關於任何事，小莫總是可以做出最精確的示範。
21歲之後，是22歲，大三之後是大四，我的學生生涯結束了。
辭去了打工與家教，我開始第一份正式工作，是在信義區的廣告工作室。
常常加班到凌晨，但經濟獨立帶來的快樂，完全可以蓋過疲憊感。
如同某種復健的演練，我練習與自己好好地相處，過一個人的安靜日子。
某個加班的夜晚，同事走來敲敲我的Partition，
她說辦公室只剩下我們兩個，如果我也要走，她可以等我。
我站起來望向四周，其他同事在不知不覺間都走光了。
我收拾東西，檢查門窗，熟練地關燈鎖門。
要分道揚鑣的時刻，她轉頭跟我說：「新年快樂！」趕場一般地離開。
我往捷運站的方向走，轉進信義路就撞上滿滿的人群，
他們那麼快樂，眼中充滿無限的希望和喜悅。
倒數開始了，不遠處的101大樓綻放煙火，
我卡在人群裡動彈不得，於是抬頭望著。
人群此起彼落地迸出尖叫和笑鬧，新的一年已經來了。
「新年快樂。」
我對自己說，對周圍的陌生人說。說出口的時候，我真的感覺快樂。
即使希望全滅，在滿室黑暗中，只要有一點小小的光亮，就足以繼續前進。
我是這樣慎重地相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