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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nahald (Equality ∞) 看板: gay
標題: [紀念牆] 紀大偉：邱妙津，1992年：酷兒與飛鳥
時間: Thu Mar 23 18:25:48 2017
邱妙津，1992年：酷兒與飛鳥
2011年9月4日 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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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紀大偉
我跟邱妙津曾有一面之緣。在金馬國際影展的放映場地，台北市六福客棧旁邊的長春戲院。當時應是十一、十二月的冷濕深夜，影迷在麥當勞裡裡外外等朋友，抽菸，並且跟陌生人求購或兜售影展票。就是在這樣的場合遇到邱妙津，她跟我搭訕，問我有沒有票可賣她。我認得出她，因為當時她已有文名，對當年的文青而言是校園傳奇人物。黒夜中她是身軀瘦小的僧侶。她不會知道我是誰；我當時還沒開始寫作，也還不知道1992年的金馬影展會帶給我深遠影響。
1992年，金馬影展首次推出「同志單元」，在影展期間密集放映歐美為主的同性戀主題電影。這些原本在香港展出後來順便來台繞境的電影貼上了「queer」的標籤，而「queer」一詞被香港影評界稱為「同志」。 「queer」和「同志」兩詞在那年頭的台灣還沒有被啓用，通行的詞唯有聽起來很刺耳的「同性戀」，聽起來較不刺耳但太拘謹的「同性愛」（以及完全不堪的「變態」等詞）。香港影評人林亦華在影展期間訪台演講，青春正茂英姿煥發，向坐滿長春戲院大廳（現已改為小廳）的聽眾暢談「queer」以及「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硬道理。
很多人回顧台灣同志文化發展史的時候，都會特別強調1992年金馬影展的傳奇，彷佛那個魔術時刻是歷史的分水嶺。姑且不論這樣的談法是否浮誇（我們是不是選擇性地把時間的放大鏡瞄準了某些太被寵愛的時空，結果放大鏡收集的光熱在歷史的局部燒出破洞？），我想轉而強調「物質面」，或文化的「物質基礎」。1992年，個人電腦尚未流行，windows作業系統還沒席捲台灣（我自己應是在1994年才開始在個人電腦上使用windows），幾乎沒人聽過甚麼是電腦網路。當年同性戀的身影，只飄浮在某些名聲詭異的公園，報紙刊載的某些社會新聞，通俗心理學書刊中的變態心理
學專章。
在沒有網路的時代（也就是說，下載圖片影片都無從想像的年代），想看到人模人樣的同性戀者，台灣就只好外求：提及同性戀的翻譯文學，從國外偷偷走私回台的外國同性戀畫報，外電報導的國外同性戀大遊行等等。相較之下，走進名聲正high的影展，跟滿場求知慾強的觀眾一起看國外進口的同性戀電影，在眾人屏息的氛圍中直接承受大銀幕的聲光洗禮。其他偷讀國外同性戀圖文的動作都是個人私底下進行的，而影展卻提供了集體觀看同性戀的正當機會：這種一大群人一起公然關心同性戀的盛況，是台灣前所未見的。正是因為當時台灣同性戀文化的「物質基礎」比較困窘
，1992年金馬影展才似乎具有畫時代的意義。
然而1992年的經驗並不能直接等同於台灣新一代同志生活的誕生。還要等個幾年。1992年在台灣看到外國進口的同性戀並不等於在台灣看見台灣在地的活人；1992年的經驗與其說真的是台灣人前所未見的，不如說是台灣人既有經驗的重演：美好的多元生活價值觀彷佛都只存在國外，而台灣還有得等。
(略）
我記不得是不是在1992年的影展碰到邱妙津，或許1992年的時候她並不在台北淋雨。但我滿確信她透過歷年影展以及大學生私下流傳的盜版VHS錄影帶看了大量外國電影，而這些外國電影是她飛往法國之前的行前自修教材。外國電影這種教材至少有兩種大異其趣的暗示：一，電影中的那些愛情故事也可能在台灣生根發芽；二，電影中的情愛不可能在台灣實現的，唯有飛到拍片的場景（如，巴黎）才可能親炙。在那年頭，有些人相信了這第二種暗示，努力飛出台灣，成為他鄉的漂泊離散（diaspora）主體。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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