週六午後到光點華山聽了《日常對話》的導演黃惠偵和周美玲導演、性別人權協會暨資深
同運前輩(?)王蘋的對談。（本來陳俊志也在名單上但他遲遲沒有出現）三位與會的講者
約是50、60、70年代出生，王蘋長期關注同志運動，而周美玲建立電影風格的紀錄片《私
角落》大約在2000年左右完成。黃惠偵從小跟著媽媽做陣頭、牽亡魂，開始拿起攝影機拍
攝媽媽的時候是20歲。2000年的台灣，經歷了1999年的九二一大地震、第一次政黨輪替、
全球下浪潮下的WTO談判……，2000年前後正是整個社會、文化與認同解構與重構的階段
。2000年，全球化的焦慮迫使地方、個人、社群與國家不得不重新審視自我的認同、身分
與文化。2000年，周美玲走進Corners拍攝同志酒吧裡同志真實的情慾，黃惠偵開始拿攝
影機觀看自身所處的底層次文化，2000年，台北市政府首度主動舉辦「同志公民運動……
。2000年，像僥倖逃過一場震災，歷劫歸來的個人、社群甚至國家都在問自己「我是誰」
?
2017年呢？「我是誰」、「我們是誰？」這些發問將每個人帶到了哪裏？被看見的慾望，
使得各種組合的性別標籤符咒般暫時貼在身上，我們像一列列的僵屍隊伍，以整齊的動作
跳出櫃子。標籤確實有效，使得群體易於辨識與被辨識，但難以避免個體因之面目模糊。《日常對話》裏所拍攝的T
媽媽是一個很有意義的個體，媽媽與T，認同對 T媽媽來說是什麼？標籤能夠幫助我們理
解個體到什麼程度？撕掉標籤，或許不會更模糊。差異，才是生命最正常的狀態。撕下標
籤，才能看見我與她，我們，究竟是誰？
紀錄片《私角落》幾分鐘的片頭，周以法語獨白，她說有時候人必須要用另一種陌生的語
言，才能說那些原本說不出口的話。黃也說，拿起攝影機她才有辦法和媽媽真正對話。王
蘋說，她總是說的比聽得多，母親近期身體不適，病痛之中，她才終於聽見媽媽所說的是
什麼。人與人，最親密的人與我們擁有彼此最日常的部分，日常之間，「說話」很容易，
但「對話」如此艱難。一個聽眾可以與導演、在場的陌生人說出極為私密的故事，回到家
，卻無法與父母，甚至是伴侶真正對話。黃在一篇訪談裡說，家人常常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這樣理所當然的關係，理所當然害了所有人，以為不用花力氣理解一個人。當「家」被
視為先於「人」而存在的「理」，如果不去看到家中每個「人」的差異，那家可能成為一
個生產專制與霸權的空間。「家」同時是一個「社會」單位，若不看見、反省社會賦予家
的價值、家人的角色，那麼家只是複製了社會的結構。那麼人，如何與他人親密呢？如果
無法與他人對話，沒有鏡像與回聲，人如何感知與理解更多的自己？
親愛的H，我又想起我們。多年前，我們如何開啟對話，如何從陌生到親密。還沒正式見
過彼此，我們曾是最熟悉的陌生人。而我在何時失去了與妳對話的能力？當我們面對面用
餐、背對背睡著時，那些刀叉碰撞的聲音、無法連續的惡夢，我的愛在這些日常之中流失
了嗎？當我們的語言已經無法表達我們自己，另一種語言是另一種可能嗎？如果我還能和
妳再說說話。悲傷的是，妳無法對我訴說妳的悲傷。我在妳真正離開以後，才找回與妳說
話的能力。語言不能翻譯悲傷，而回憶已經預備好成為回憶。
而我們是誰，妳是誰？親愛的H，妳永遠是妳。而屬於我們的那些時光，不會遺失了我們
，我是誰，我是那個因爲我們而成為我的人。
如何聽見他人的聲音，如何與最親密的人對話，也就是如何反身自我。在「家」這樣無可
選擇之處，在無法不重複的瑣碎日常。非常期待《日常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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