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鏡到底】牽亡的人 導演黃惠偵專訪之二
來源：鏡週刊
https://www.mirrormedia.mg/story/20170414pol010/
文｜李桐豪 攝影｜楊子磊
女孩訴說自己的故事，換來一個身分。她說母親這輩子只帶她去一次兒童樂園，看過一次
電影，因為生命裡僅只一次，她很清楚那齣電影叫做《林投姐》。母女沒有合照，沒有擁
抱，唯一肢體接觸是小時候挨揍之後，母親會摟著她搽藥。「什麼理由會被打？」「沒有
理由，我媽是很容易生氣的人，生氣就會打小孩，可我無法怪她，原因是她打完我們會哭
。」
暴力會傳染，爸爸打媽媽，後來，媽媽打女兒；父親不工作，母親只好跳牽亡餬口，母親
逃家後，跟這個女人出遊，幫那個女人洗內褲，和女朋友攢了錢付了蘆洲房子頭期款，漸
漸地，也不大工作，換女兒打工拿錢回家。因為耳濡目染，她第一次拿起三弦就能彈完一
首〈小蜜蜂〉，在牽亡歌陣唱文武場，「手拿清香請金童，接引亡魂往西方，子孫孝順來
奉送，金童玉女渡過關」，陰府路上千百關，她用歌聲引領亡魂渡過36關、72路，抵達極
樂世界，「牽亡是生者對亡者做最後的告別，透過這個過程，亡者做過甚麼不好的事，他
可以得到赦免。」
心裡有怨，但不敢講，也不知道跟誰講，心事被看見是危險的。「我試著要寫日記，但沒
安全感，我害怕別人知道我的想法。我希望媽媽愛我，但我以為是自己不夠好，得不到愛
，所以只能更懂事，拚命把事情做好。」「是不是發生『那件事』，覺得自己不夠好，媽
媽才不想理妳？」「可能吧。」她小小聲地說道，小聲到我們幾乎聽不見。
懂死亡。從小失眠
我們打電話給妹妹黃惠娟，電話那頭多半是沉默，偶爾淅淅簌簌聲音像是收訊不好，又像
啜泣，「我不知道怎麼講，成長過程，姊姊一直很護著我，姊姊這幾年辛苦了，媽媽也沒
有不愛我們，只是她不知道怎麼講。」不吵架，是因為不溝通，母女都不知道怎麼講，變
成了餐桌上的陌生人。
死亡變成少女成長一部分，黃惠偵說：「我很早就知道人都會死，我總覺得我這樣撐著，
忍耐著，總有一天，一切苦難都會結束。」喪葬場合討生活，不免會想人為什麼要活在這
世上？想到睡不著，「我從小失眠，我都會夢見奇怪的東西，我說我長大要當尼姑。」「
失眠跟『那件事』會有關係嗎？」「潛意識也許有，但也可能是長輩說的，我業障重吧！
」她乾笑了兩聲。
她的世界不是跳牽亡，就是在家看漫畫看電視，生命在20歲遇見紀錄片導演楊力州那一年
轉彎。那一年，楊力州去蘆洲拍她們跳牽亡歌陣，「本來以為拍片都得用電視台的大攝影
機，沒想到小小的機器可以拍東西，這件事情的認識對我很重要，我身上很多標籤，中輟
生，跳牽亡的，媽媽又是同志，但你永遠只能被詮釋，看到這個小攝影機，我想我也許有
詮釋權來講我是怎樣的人。當然，那個年紀不懂得什麼是詮釋權，只覺得自己可以做一點
不一樣的事。存了好幾個月的私房錢，終於花9萬塊買了一台小攝影機。」
楊力州說當年2人互留電話，黃惠偵打電話來問很多事情，問他要怎麼拍片，要去哪裡學
？拍完要怎麼樣才能在電視上播放，對她旺盛的求知慾印象深刻。拍片的衝動和對知識渴
求是配套的，她去蘆荻社大學拍紀錄片，渴望知識，看大量大量的書。荒野保護協會在新
竹開了一個工作室，需要一個工作人員，她離開家，以為可以開始獨立的生活了，一年後
，她又搬回家幫母親還債。
「我媽欠賭債，跟地下錢莊借錢，本金沒有很多，2、300萬，但我媽一直拖著，沒還到本
金，又拿我舅舅的房子去抵押。我沒法不去理她，只好賣掉我們蘆洲的房子。」回台北從
TIWA到紀錄片工會，十幾年來，她的薪水從2萬多到3萬多，但每個月賺的錢，一半還舅舅
的房貸，一半錢付房租跟支付母女的生活費，沒有多餘的錢去想像多餘的人生，或者這正
是她選擇在各式各樣的非營利政府組織工作、參與三鶯部落抗爭的原因，「我跟很多做運
動的人很不一樣，我沒有悲天憫人的使命感，我和我服務的勞工們都來自底層，我們不是
上對下的關係，他們就是我，幫助他們就是幫助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