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穎超
2010年8月13日，我駝著四箱書與大同電鍋漂洋赴美時，帶著一個心願。心願有點素樸，像是從清末詹天佑一干「出洋幼童」口中問出的留學理由：我想去美國學點什麼新知識、新技術，回台報效家國，尤其是我心心念念的台灣同志社群。
我不知道這個心願是否算落空了？總之，我短期內應該會暫留在異鄉。因為，暑假後我即將在美國維吉尼亞聯邦大學（Virginia Commonwealth University，簡稱VCU），擔任社會系助理教授一職。該職位以同志兼種族的社會學研究（Sociologies of LGBTQ and Race/Ethnicity）為核心，研究、教學、服務比是50%：40%：10%，且有申請終身職的資格（tenure-track position），不是約聘或專案。
因此，我在六月初已經從我待了八年，並獲得社會學博士學位的 Rutgers University–New Brunswick（從紐約曼哈頓火車往南一小時），搬到維吉尼亞州的首府瑞奇蒙市（Richmond, VA，華盛頓特區往南開車95分鐘）。
新生活已經展開，下週的美國社會學年會後就得正式上工！
這篇文章我放了很久很久，想了很多很多，一直無法下筆（打開Word）。給自己的藉口是，從五月到畢業到現在八月，要忙畢業、接待家人、搬家、組裝傢俱、整理研究室、認識新朋友、建立新支持網絡，還要為了兩堂新授課程閱讀海量文獻與構思活動，外加趕兩篇文章的修訂後送審R&R……。
比忙碌更深層的理由是，我要如何重組與再畛域化（re-assemble and re-territorialize）出新的雜種認同（hybridized identity），來面對我的台灣女性主義母姊前輩，社會學啟蒙師，以及性／別和同志運動中的戰友？這篇文章是一個未完成的開頭，今天讓我先回答一個看似簡單、實則棘手的問題：「你要回台灣嗎？」
美國維吉尼亞聯邦大學社會系館（Founders Hall, 2F）
你要回台灣嗎？
從五月在臉書上宣布畢業和獲獎開始，偶爾會有人問我：「你畢業要回台灣嗎？」通常是我為了聯繫公事或研究時，在談話尾聲對方友善地表示關心。我猜更多的朋友和師長多半會選擇默默關心，不敢打擾。畢竟，找工作是地雷話題。
現在無論台灣或美國，新科博士求職大不易，專任教師又比專案、約聘、訪問學者難上加難，一個具有終身職資格的職位總有一、兩百名申請者同時競爭，其中不乏已有多年教學經驗、數篇期刊發表的現任助理教授或多年博士後研究。如果是熱門城市（如波士頓、紐約），應徵者更是兩、三百名起跳。要不要回台灣？有沒有找到工作？成了房間裡的粉紅大象。
不過，「你要回台灣嗎？」這問題對我作為一位求職者來說，有點哭笑不得。因為它預設了我可以全權決定要不要回台灣，以及回台灣的時間。
但實際情況是顛倒過來的。我作為一個求職的行動主體，被美國、台灣乃至全球的教職市場慣習和階層化的結構，某種程度制度性決定了我在全球學術生產網絡中的位置（包括地理位置、認知位置和勞動位置）。讓我說這個故事給你聽。
上窮碧落下酒泉，動手動腳找工作
兩年前（2016年）九月，我便跟指導教授說想準備畢業。未料十月，畢安生事件見報，婚權法案激發反同抗爭傾巢而出，我的田野對象發生歷史性的變化。我在美國一邊教書、一邊緊盯事件發展，每天起床臉書自動推播十個盟盟粉絲頁的訊息，外加延伸網頁與文獻，一起床就「戰力滿滿」（至今皆然）。為了把2016–2017年這一波文化戰爭收入樣本中，我將資料分析推遲到2017年暑假進行。
2017年九月開學，我抱著破斧沉舟的心：這學年一定要畢業！不想再陷入低薪、窮忙的博士生循環了。一面繼續教書，一面隨著美國博士候選人（ABD）的職涯節奏，在準備畢業前一年就開始上job market（進入求職市場）。
美國社會學的求職時程是這樣玩的：七月底、八月初（就是每年的現在），全國最好的社會系職缺就會開出來，透過ASA Job Bank以及各大高等教育網站網羅人才（獵人頭），其他等級的系也會慢慢開缺出來。他們會努力將觸角延伸到最大，去觸及最理想、最適合的人才，並開始安排在八月中（第二或第三禮拜）的美國社會學年會進行研討會面談（conference interview），並動員系上教授在ASA會議期間，努力去接觸適合的人才，鼓勵他們來應徵。有些系所會在ASA租攤位，增加曝光機會，並進行employment session。
這些的這些，我去年都～沒～有～參與到。去年我在sexualities session – transnational sexualities panel拿到口頭發表的機會，跟幾位景仰或欣賞的學者同場發表，也藉由mentorship program認識了同樣做宗教與同志運動研究的年輕學者，學了很多他求職時的經驗。That’s it。我沒有印一堆CV放身上，看到大頭學者就黏過去介紹自己。也沒有在會議前就積極地寫信聯絡大咖約見面喝咖啡。甚至沒有先做job bank的功課，找哪些系所今年有開缺，積極參與面談。
九月開學後，我花了兩個禮拜跟指導教授來來回回修了CV兩三回，博士論文摘要至少十次。於是以這兩份文件為底，撰寫cover letter和research statement，再加上之前就有些底稿的teaching portfolio，以及去年發表在 East Asian Men 上的書章 “Weapons of the Weak Soldiers: Military Masculinity and Embodied Resistance in Taiwanese Conscription” 當writing sample，就這麼上了job market。
九月中開始認真搜尋，研擬申請計劃。那時，上述第一波好學校的缺九月底就全截止了。我錯過了那波，但申請了十月到十一月截止的第二波缺。
十月底，熱線邀我回台為一場「東亞同志運動與反同勢力」工作坊擔任主題演講者（keynote speaker），如此殊榮、時間剛好在同志遊行之前，我當然答應飛回去四天。孰料，啟程一週前，VCU「尋才委員會」（search committee）的主席打電話給我，約下週一Skype conference，那正是我原訂返美下飛機後的兩個小時！跟Dan教授討論過後，我決定將返美機票提前一班，讓留在臺灣的時間只剩三天，就急著飛回家準備Skype interview。
半小時的面談，只討論了六個問題，但還算相談甚歡。兩週後，便收到系主任通知，要我儘快跟秘書聯繫訂機票，她們要我感恩節假期的最後一天（週日）飛去瑞奇曼，展開三夜兩天的校園訪問（campus visit）。
「校園訪問」翻成中文這詞聽起來太悠閒了。實情是，從週日飛去到週二下午飛走，一共48小時內共見了18位教授，含院長、學程主任、本系外系的教授和系主任等。每天從早、中、晚餐都在跟不同的教授見面、互動，並給了一場演講，原訂45分鐘演講加30分鐘Q&A，硬是激烈討論到兩小時足。此外，並與碩士班學生、系主任單獨會面，還外加當地房地產仲介帶我逛了一小時市區導覽，加社區環境介紹。（PS. 感謝多位幫我練習十次 job talk 的臉友們，知名不具。）
校園訪問中，整個學術社群都在觀察你，適不適合加入他們。然而另一方面，她們也熱情友善地展現出這是一個包容各種種族與性/別的環境，是個歡迎你留下來一起工作的學術社群，希望你將她們視為第一首選。簡言之，在美國找工作看不到「給你工作是施捨你，你不要還有很多人要」的那種態度。求職訪問是 INTER-view，inter是來回、「互相的」。他們在評估求職者，求職者也在評估工作單位。即使沒有把工作給某些人，但他們仍然希望自己在全國學界擁有好名聲，畢竟之後在會議、審查都會遇到。
十二月初，我在幫一位人類學教授客座演講（代課）時，手機大響。我轉靜音。它繼續響，響了三次！我不得不滿臉歉意地跟學生說，「Sorry, I have to answer this call.」走出教室，聽到VCU系主任的聲音：「穎超，我們要談一談。我希望你可以加入我們！」
我快炸了，但只能禮貌性地跟系主任說我正在上課，兩點可以回電給她。她說OK。
兩點，學生下課。教室空了。
我撥了電話給系主任，她談了開出來的工作條件、契約內容與大項福利與條件。稍後，正式電郵寄來，白紙黑字以展開下一波協商。
一個禮拜之中，我請教了十位不同背景教授的建議，有一位卸任院長、一位現任院長，幾位資深教授，以及年輕教授們。
一個禮拜之後，跟系主任第二次協商。我們在某些條件上獲得共識，某些關鍵條件她要上訪院長。
於是，又經過一些來回，條件底定後，上簽到校方。
2018年一月初，趁寒假飛回香港開一個為期一週的書系出版工作坊時，我抽空飛高雄聽A-Lin演唱會。那個週末，我收到掛著VCU校徽開出來的電子契約。簽名，去小7掃描，電郵寄回，完成簽約。
因此，我今年一月初便已確定畢業之後有工作了，但壓著一直不敢對外宣布，因為契約上有個但書：要在八月之前取得博士資格。
後來的故事，臉友們應該就知道了。我三月初把論文寫完，三月底口試，五月中畢業，六月搬到瑞奇曼。
那，在這段過程中，我想回台灣嗎？
很多在台灣和海外的朋友都知道，我心心念念著台灣的發展，也希望不斷地貢獻知識和運動。透過書寫、組織、成立平台，盡著公共知識分子的本分和努力。
今年，台灣社會學的教職開了五、六個缺，加上性別類的可能更多，是金融海嘯以來難得的榮景。不過，說實在的，在我今年一月跟VCU簽約時，我其實連申請多數台灣教職的資格都沒有。
很多台灣的教職需要附上整本博士論文一式╳份，外加博士學位畢業證書並附駐外國史館的認證╳份，還有SSCI、TSSCI論文等。說來慚愧，今年二月底最後一個台灣職缺截止之前，我都不符合基本申請條件。
我三月口試，口試完努力修改博士論文到四月12日上傳。Rutgers的畢業證書到畢業典禮後三個禮拜才印好，那已經是六月的事了。我六月10日早上八點拿到畢業證書紙本，立馬衝回台北駐紐約辦事處認證。準備了一堆信封、郵票，辦事官員非常客氣親切，但按照法規，她們還要等我的成績單一式三份寄來，才能在三、四天後將畢業證書認證寄還給我。
我實際得等到今年六月中，才蒐集完申請台灣教職的基本條件，準備年底的申請。換句話說，我從畢業到「可能開始工作」（也可能申請落空），至少無薪半年到一年以上時間。如果明年沒有，後年再來。
我知道，台灣有些系所特別在申請條件上放寬，即使沒有畢業證書，指導教授或系主任保證此人期限前能畢業的親筆信也可以。我知道，台灣的制度有歷史經驗為基礎。也許早年很多系所都有這種彈性，但「被騙太多次了啦！」（某臉友說），如果冒風險錄取了某人，卻無法在期限內湊齊文件，這個缺在台灣就會落空，白忙一場，明年重來。不如條件嚴格一點，是安全穩健的路線。而且，就算系所看重某人的潛力，想聘某人，但不符合這些台灣業界定義的基本條件，送到院、校，三級三審制也可能被打回來，白白浪費時間與人力。
這是我所看到的台美教職申請的結構與慣習。因為經驗的侷限、也沒做什麼紮實的研究，勢必帶著個人觀點的偏頗，歡迎批評、補充。而我作為一位在結構中的行動者，只是做了一個理性選擇下的決定。
至於未來會在哪裡？我想，會在我最適合建立知識生產基地，讓我能進行學術生產與公共社會學介入的地方。學術工作者，也是逐水草而居的。
***
至於，「你要回台灣嗎？」這是我的回答，我說了我的故事給你聽。
如果你是我，你會怎麼回答？
***
後記：朋友們如果有經過瑞奇曼或大華盛頓地區，歡迎來找我玩喔！Amtrak直接在Richmond downtown有站，Virginia Beach就在開車兩小時的不遠處！
這篇文章我本來還預計寫兩節，包括：我對台灣社會學與性／別研究的迴看，以及想跟其他有夢想的同志說的兩三事。夜深了，下次繼續吧…
◎高穎超
2010年8月13日，我駝著四箱書與大同電鍋漂洋赴美時，帶著一個心願。心願有點素樸，像是從清末詹天佑一干「出洋幼童」口中問出的留學理由：我想去美國學點什麼新知識、新技術，回台報效家國，尤其是我心心念念的台灣同志社群。
我不知道這個心願是否算落空了？總之，我短期內應該會暫留在異鄉。因為，暑假後我即將在美國維吉尼亞聯邦大學（Virginia Commonwealth University，簡稱VCU），擔任社會系助理教授一職。該職位以同志兼種族的社會學研究（Sociologies of LGBTQ and Race/Ethnicity）為核心，研究、教學、服務比是50%：40%：10%，且有申請終身職的資格（tenure-track position），不是約聘或專案。
因此，我在六月初已經從我待了八年，並獲得社會學博士學位的 Rutgers University–New Brunswick（從紐約曼哈頓火車往南一小時），搬到維吉尼亞州的首府瑞奇蒙市（Richmond, VA，華盛頓特區往南開車95分鐘）。
新生活已經展開，下週的美國社會學年會後就得正式上工！
這篇文章我放了很久很久，想了很多很多，一直無法下筆（打開Word）。給自己的藉口是，從五月到畢業到現在八月，要忙畢業、接待家人、搬家、組裝傢俱、整理研究室、認識新朋友、建立新支持網絡，還要為了兩堂新授課程閱讀海量文獻與構思活動，外加趕兩篇文章的修訂後送審R&R……。
比忙碌更深層的理由是，我要如何重組與再畛域化（re-assemble and re-territorialize）出新的雜種認同（hybridized identity），來面對我的台灣女性主義母姊前輩，社會學啟蒙師，以及性／別和同志運動中的戰友？這篇文章是一個未完成的開頭，今天讓我先回答一個看似簡單、實則棘手的問題：「你要回台灣嗎？」
美國維吉尼亞聯邦大學社會系館（Founders Hall, 2F）
你要回台灣嗎？
從五月在臉書上宣布畢業和獲獎開始，偶爾會有人問我：「你畢業要回台灣嗎？」通常是我為了聯繫公事或研究時，在談話尾聲對方友善地表示關心。我猜更多的朋友和師長多半會選擇默默關心，不敢打擾。畢竟，找工作是地雷話題。
現在無論台灣或美國，新科博士求職大不易，專任教師又比專案、約聘、訪問學者難上加難，一個具有終身職資格的職位總有一、兩百名申請者同時競爭，其中不乏已有多年教學經驗、數篇期刊發表的現任助理教授或多年博士後研究。如果是熱門城市（如波士頓、紐約），應徵者更是兩、三百名起跳。要不要回台灣？有沒有找到工作？成了房間裡的粉紅大象。
不過，「你要回台灣嗎？」這問題對我作為一位求職者來說，有點哭笑不得。因為它預設了我可以全權決定要不要回台灣，以及回台灣的時間。
但實際情況是顛倒過來的。我作為一個求職的行動主體，被美國、台灣乃至全球的教職市場慣習和階層化的結構，某種程度制度性決定了我在全球學術生產網絡中的位置（包括地理位置、認知位置和勞動位置）。讓我說這個故事給你聽。
上窮碧落下酒泉，動手動腳找工作
兩年前（2016年）九月，我便跟指導教授說想準備畢業。未料十月，畢安生事件見報，婚權法案激發反同抗爭傾巢而出，我的田野對象發生歷史性的變化。我在美國一邊教書、一邊緊盯事件發展，每天起床臉書自動推播十個盟盟粉絲頁的訊息，外加延伸網頁與文獻，一起床就「戰力滿滿」（至今皆然）。為了把2016–2017年這一波文化戰爭收入樣本中，我將資料分析推遲到2017年暑假進行。
2017年九月開學，我抱著破斧沉舟的心：這學年一定要畢業！不想再陷入低薪、窮忙的博士生循環了。一面繼續教書，一面隨著美國博士候選人（ABD）的職涯節奏，在準備畢業前一年就開始上job market（進入求職市場）。
美國社會學的求職時程是這樣玩的：七月底、八月初（就是每年的現在），全國最好的社會系職缺就會開出來，透過ASA Job Bank以及各大高等教育網站網羅人才（獵人頭），其他等級的系也會慢慢開缺出來。他們會努力將觸角延伸到最大，去觸及最理想、最適合的人才，並開始安排在八月中（第二或第三禮拜）的美國社會學年會進行研討會面談（conference interview），並動員系上教授在ASA會議期間，努力去接觸適合的人才，鼓勵他們來應徵。有些系所會在ASA租攤位，增加曝光機會，並進行employment session。
這些的這些，我去年都～沒～有～參與到。去年我在sexualities session – transnational sexualities panel拿到口頭發表的機會，跟幾位景仰或欣賞的學者同場發表，也藉由mentorship program認識了同樣做宗教與同志運動研究的年輕學者，學了很多他求職時的經驗。That’s it。我沒有印一堆CV放身上，看到大頭學者就黏過去介紹自己。也沒有在會議前就積極地寫信聯絡大咖約見面喝咖啡。甚至沒有先做job bank的功課，找哪些系所今年有開缺，積極參與面談。
九月開學後，我花了兩個禮拜跟指導教授來來回回修了CV兩三回，博士論文摘要至少十次。於是以這兩份文件為底，撰寫cover letter和research statement，再加上之前就有些底稿的teaching portfolio，以及去年發表在 East Asian Men 上的書章 “Weapons of the Weak Soldiers: Military Masculinity and Embodied Resistance in Taiwanese Conscription” 當writing sample，就這麼上了job market。
九月中開始認真搜尋，研擬申請計劃。那時，上述第一波好學校的缺九月底就全截止了。我錯過了那波，但申請了十月到十一月截止的第二波缺。
十月底，熱線邀我回台為一場「東亞同志運動與反同勢力」工作坊擔任主題演講者（keynote speaker），如此殊榮、時間剛好在同志遊行之前，我當然答應飛回去四天。孰料，啟程一週前，VCU「尋才委員會」（search committee）的主席打電話給我，約下週一Skype conference，那正是我原訂返美下飛機後的兩個小時！跟Dan教授討論過後，我決定將返美機票提前一班，讓留在臺灣的時間只剩三天，就急著飛回家準備Skype interview。
半小時的面談，只討論了六個問題，但還算相談甚歡。兩週後，便收到系主任通知，要我儘快跟秘書聯繫訂機票，她們要我感恩節假期的最後一天（週日）飛去瑞奇曼，展開三夜兩天的校園訪問（campus visit）。
「校園訪問」翻成中文這詞聽起來太悠閒了。實情是，從週日飛去到週二下午飛走，一共48小時內共見了18位教授，含院長、學程主任、本系外系的教授和系主任等。每天從早、中、晚餐都在跟不同的教授見面、互動，並給了一場演講，原訂45分鐘演講加30分鐘Q&A，硬是激烈討論到兩小時足。此外，並與碩士班學生、系主任單獨會面，還外加當地房地產仲介帶我逛了一小時市區導覽，加社區環境介紹。（PS. 感謝多位幫我練習十次 job talk 的臉友們，知名不具。）
校園訪問中，整個學術社群都在觀察你，適不適合加入他們。然而另一方面，她們也熱情友善地展現出這是一個包容各種種族與性/別的環境，是個歡迎你留下來一起工作的學術社群，希望你將她們視為第一首選。簡言之，在美國找工作看不到「給你工作是施捨你，你不要還有很多人要」的那種態度。求職訪問是 INTER-view，inter是來回、「互相的」。他們在評估求職者，求職者也在評估工作單位。即使沒有把工作給某些人，但他們仍然希望自己在全國學界擁有好名聲，畢竟之後在會議、審查都會遇到。
十二月初，我在幫一位人類學教授客座演講（代課）時，手機大響。我轉靜音。它繼續響，響了三次！我不得不滿臉歉意地跟學生說，「Sorry, I have to answer this call.」走出教室，聽到VCU系主任的聲音：「穎超，我們要談一談。我希望你可以加入我們！」
我快炸了，但只能禮貌性地跟系主任說我正在上課，兩點可以回電給她。她說OK。
兩點，學生下課。教室空了。
我撥了電話給系主任，她談了開出來的工作條件、契約內容與大項福利與條件。稍後，正式電郵寄來，白紙黑字以展開下一波協商。
一個禮拜之中，我請教了十位不同背景教授的建議，有一位卸任院長、一位現任院長，幾位資深教授，以及年輕教授們。
一個禮拜之後，跟系主任第二次協商。我們在某些條件上獲得共識，某些關鍵條件她要上訪院長。
於是，又經過一些來回，條件底定後，上簽到校方。
2018年一月初，趁寒假飛回香港開一個為期一週的書系出版工作坊時，我抽空飛高雄聽A-Lin演唱會。那個週末，我收到掛著VCU校徽開出來的電子契約。簽名，去小7掃描，電郵寄回，完成簽約。
因此，我今年一月初便已確定畢業之後有工作了，但壓著一直不敢對外宣布，因為契約上有個但書：要在八月之前取得博士資格。
後來的故事，臉友們應該就知道了。我三月初把論文寫完，三月底口試，五月中畢業，六月搬到瑞奇曼。
那，在這段過程中，我想回台灣嗎？
很多在台灣和海外的朋友都知道，我心心念念著台灣的發展，也希望不斷地貢獻知識和運動。透過書寫、組織、成立平台，盡著公共知識分子的本分和努力。
今年，台灣社會學的教職開了五、六個缺，加上性別類的可能更多，是金融海嘯以來難得的榮景。不過，說實在的，在我今年一月跟VCU簽約時，我其實連申請多數台灣教職的資格都沒有。
很多台灣的教職需要附上整本博士論文一式╳份，外加博士學位畢業證書並附駐外國史館的認證╳份，還有SSCI、TSSCI論文等。說來慚愧，今年二月底最後一個台灣職缺截止之前，我都不符合基本申請條件。
我三月口試，口試完努力修改博士論文到四月12日上傳。Rutgers的畢業證書到畢業典禮後三個禮拜才印好，那已經是六月的事了。我六月10日早上八點拿到畢業證書紙本，立馬衝回台北駐紐約辦事處認證。準備了一堆信封、郵票，辦事官員非常客氣親切，但按照法規，她們還要等我的成績單一式三份寄來，才能在三、四天後將畢業證書認證寄還給我。
我實際得等到今年六月中，才蒐集完申請台灣教職的基本條件，準備年底的申請。換句話說，我從畢業到「可能開始工作」（也可能申請落空），至少無薪半年到一年以上時間。如果明年沒有，後年再來。
我知道，台灣有些系所特別在申請條件上放寬，即使沒有畢業證書，指導教授或系主任保證此人期限前能畢業的親筆信也可以。我知道，台灣的制度有歷史經驗為基礎。也許早年很多系所都有這種彈性，但「被騙太多次了啦！」（某臉友說），如果冒風險錄取了某人，卻無法在期限內湊齊文件，這個缺在台灣就會落空，白忙一場，明年重來。不如條件嚴格一點，是安全穩健的路線。而且，就算系所看重某人的潛力，想聘某人，但不符合這些台灣業界定義的基本條件，送到院、校，三級三審制也可能被打回來，白白浪費時間與人力。
這是我所看到的台美教職申請的結構與慣習。因為經驗的侷限、也沒做什麼紮實的研究，勢必帶著個人觀點的偏頗，歡迎批評、補充。而我作為一位在結構中的行動者，只是做了一個理性選擇下的決定。
至於未來會在哪裡？我想，會在我最適合建立知識生產基地，讓我能進行學術生產與公共社會學介入的地方。學術工作者，也是逐水草而居的。
***
至於，「你要回台灣嗎？」這是我的回答，我說了我的故事給你聽。
如果你是我，你會怎麼回答？
***
後記：朋友們如果有經過瑞奇曼或大華盛頓地區，歡迎來找我玩喔！Amtrak直接在Richmond downtown有站，Virginia Beach就在開車兩小時的不遠處！
這篇文章我本來還預計寫兩節，包括：我對台灣社會學與性／別研究的迴看，以及想跟其他有夢想的同志說的兩三事。夜深了，下次繼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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