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著名思想家、性別學者朱迪斯·巴特勒（ Judith Butler ）
朱迪斯.巴特勒：我們需要具備一起言說恐懼的能力
界面文化關注 發表於2018年08月17日閱讀
朱迪斯·巴特勒：憂鬱症與被否認的損失有關。很長一段時間，這對我來說都是一個重要
概念。作為一個酷兒小孩，你不能大聲說出你愛上了誰，失去了誰。無論是宣示愛情，還
是公開的哀悼，都是被拒絕的。對於很多人來說，他/她們依然留在櫃子裡，沒有公共空
間可以表達。我指的是那些因為並不知道自己失去了什麼而受苦的人——異性戀沒法知道
他們失去了什麼。如果我們知道更多的可能性，我們也許可以生活的不那麼恐懼，不那麼
壓抑。
觀眾：我們如何克服恐懼？
朱迪斯·巴特勒：我們需要分辨出權力希望我們感受到的恐懼是什麼。如果我們對他者感
到恐懼，就是對權力的臣服。那麼這種對權力的恐懼來源何處？那是對懲罰、驅逐、入獄
的深層恐懼。這是一個很大的話題，在不同的地方恐懼會以不同的形式出現。我們需要具
備一起言說恐懼的能力。恐懼的反面不是個人的勇敢，而是團結。我認為團結能夠克服恐
懼，因為這展示了有人與你並肩作戰的這種聯結性……我認為我們需要拋掉對個人英雄、
個人公共知識分子和個人勇氣的執念，意識到我們有支持彼此的力量，為創造一個恐懼感
更低的世界作出努力。
Collaboration
美國著名思想家、性別學者朱迪斯·巴特勒（ Judith Butler ）曾在上次美國總統大選
競爭如火如荼之際，表達過她對川普及其支持者對女權主義、社會與經濟生活的公平正義
及反種族主義的強烈反彈之憂慮。兩年之後在中國，她依舊不憚在公開場合批評川普政府
的政策：
「之所以如此難說服我的政府，全球變暖是一個對未來宜居世界的真切威脅，是因為他們
認為擴大生產和市場、獲得盈利是增加國家財富和權力的核心；也許他們沒有想過他們的
所作所為會影響全球，繼而影響到這個我們所有人都賴以生存的宜居環境的存續。」
這是巴特勒8月14日在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PSA）舉辦的「相生之道」對談會上所說的話
。前一晚，她剛剛在北京第24屆世界哲學大會—西蒙娜·德·波伏娃講座上進行了演講，
發言的最後一句中提到的「共生」（co-livability），恰好成為她在上海演講的題眼。
巴特勒是酷兒理論的標誌性人物，在過去的20年間，她也被認為是政治與社會理論領域的
領先人物。在此次的對談中，她從批判個人主義開始闡釋了她對人權和構建人類共同體的
思考。
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
巴特勒的演講圍繞著三個問題展開：個人身份是如何形成的？為什麼說人與人之間的真實
關係是相互依賴？衝突能否以非暴力化解？在巴特勒的講座結束後，六位中外學者、藝術
工作者針對巴特勒的發言展開討論，巴特勒也對學者和觀眾的表述和問題作出了回應。她
談到了世界主義、可見性、酷兒的生活狀況、集體行動的意義，以及為什麼異性戀本質上
是一種憂鬱症？「我們」又如何克服恐懼？
“個人主義”是一種虛構
朱迪斯·巴特勒首先感謝所有當晚匯聚在一起的講者與聽眾，但她旋即提出，並不能預先
假設，在講座現場的「我們」，是一個有內部統一性的概念。聚集在一起的「我們」，也
會面臨一個問題：彼此能否相互理解，是否能夠溝通和交流？也許每個人都是自願來到講
座現場，但每個人是否確切知道「自己」是誰？每個人追尋的目標也許都是相互衝突的，
「我們」的內部也具有各種複雜性，每個人生活的環境、使用的語言、來自的地方，可能
都是千差萬別的，與此同時，那些不在場的人、成為歷史的人，同樣也對「我們」的定義
產生影響。
朱迪斯·巴特勒在進行演講
由此，巴特勒引出了個體的概念。巴特勒提出，自由主義政治思想學說建立在一種設想之
上：我們是從某種自然狀態過度到現在的政治社會現實的。在那種自然狀態下，每個人都
已經是相互獨立的個體，彼此會發生衝突。然而，這種學說並沒有解釋為什麼人際關係首
先應該是衝突，而不是其他的情感，比如依賴，或者愛慕。
《魯賓遜漂流記》的主角魯賓遜·克魯索可以說是這種設想中的標準形象：他是一個自給
自足的、孑然一身的人，這種自給自足的狀態會被社會經濟生活的種種需求所打破。當他
與其他人遭遇的時候，就產生了衝突。個體在追逐私利的過程中產生了衝突與爭鬥，這種
衝突只有通過一種管制的社會性（regulated sociality）來仲裁。某種社會契約（
social contract）就此作為衝突解決方案誕生，它強制個人在法律的框架內約束慾望。
然而，巴特勒認為，這種所謂的「自然狀態」是一種虛構，但它已經成為人類生活的基礎
，並且對人們的社會、經濟和政治生活產生了干預。在此，巴特勒無意揭露虛構背後的真
實，而是想要對虛構背後的權力結構和運作關係進行分析和考察。
巴特勒指出，自由主義政治思想家描述的自然狀態下的個體的標準形象，實際上是一個成
年人，他不需要經過嗷嗷待哺的階段，不需要依賴父母親友，也不需要依賴社會制度來學
習和成長，而且，他天生就擁有了自己的社會性別——男性。這個「原始男性」（
original man）彷彿生來就是一個頂天立地、足智多謀的人。在這樣的一種基本假設背後
，其實已經出現了異化——它通過某種排除機制，建立起了自己的等級制度。
在許多女性主義學者看來，這樣的一種「社會契約」實際上是一種「性別契約」（
sexual contract）——其中沒有女人，只有個體化的（異性戀）成年男性，女人是
作為他們的附庸而存在的。這種社會契約論也沒有假設人與人之間需要相互依賴。
「社會契約」的虛構在政治理論中極具影響力，但它同樣暗藏著權力的壓制關係。因此，
巴特勒指出，在討論非暴力的政治和倫理的時候，不能忽略人們習以為常的理念、狀態背
後蘊藏的結構關係。
相互依賴才是人際關係的基礎
巴特勒緊接著提出了她關於「非暴力」（non-violence）的看法，其出發點就是假設人與
人之間是唇齒相依的，其次才有各種衝突和矛盾。至於生命和平等的關係，每一條生命都
是等價的，喪失任何一條生命都是值得哀悼的。在巴特勒看來，只有在拋棄了個體主義的
枷鎖之後，才能夠理解一種更加激進的非暴力理念。
《脆弱不安的生命：哀悼與暴力的力量》
朱迪斯·巴特勒
巴特勒指出，每個人都經歷了個體化的過程，沒有誰是天生的個體，所有人生來就處於一
種「激進的依賴」（radical dependency）關係之中。
人們可能會想當然地以為，只有殘障人士才需要在生活中獲得他人的支持，但巴特勒指出
，哪怕是最基本的人類需求也是通過某種方式獲得周遭支持的，「無論是移動、呼吸還是
尋找食物」，「所有人都需要一個建成環境來進行移動，都需要有人準備和分配食物才能
將食物送入口中，都需要一個可持續發展的環境提供健康的空氣來呼吸。」
巴特勒表示，拉康（Lacan） 關於「鏡像階段」的著名論斷能夠很好地形容自由個人主義
（liberal individualism）的自負，即我們對相互依賴、彼此共生的無知無覺：我們就
像一個站在鏡子前的男嬰，興高采烈地以為鏡中只有自己，滿足於一種全然的自足性，卻
忽視了其實是媽媽抱著他或其他支撐物扶持著他。
在巴特勒看來，意識到人與人之間的相互依賴，將改變我們對脆弱、衝突、成年、社會性
、暴力和政治的看法，特別是當我們反觀當下的政治和經濟政策時，就會意識到全球相互
依賴的事實並沒有得到承認，甚至被濫用。巴特勒指出，資本主義大公司遍布全球，但這
並非全球化的全貌；國家主權在全球化過程中確實有了一定程度的消退，然而新的民族主
義情緒和形式也在不斷湧動。全球變暖是真實存在的，但對於美國政府來說，他們考慮的
是其他問題。
巴特勒在此對川普政府提出了批評，「之所以如此難說服我的政府全球變暖是一個對未來
宜居世界的真切威脅，是因為他們認為擴大生產和市場、獲得盈利是增加國家財富和權力
的核心。也許他們沒有想過他們的所作所為會對全球產生影響，繼而影響到這個我們所有
人都賴以生存的宜居環境的存續；或者說，也許他們知道自己採取的是全球毀滅性的行動
，但這看起來也是一種權利，一種權力，一種無法妥協的特權。」
「只有我們重新思考、重視不同地區之間的相互依賴性，我們才能開始思考環境威脅、全
球貧困、國際移民問題，這是一項全球責任。」巴特勒說。
非暴力構建在激進平等之上
巴特勒接著闡述了她對暴力和非暴力的理解。她認為，大部分形式的暴力都和不平等有關
，人們做出決定：何時、何地、針對什麼人實施暴力，背後都包含了各種各樣的假設。如
果我們說不能傷害某種生物，但是對於這種生物，我們並不了解，無法描述，甚至根本就
未曾給它們命名。這種情況下，就無法禁止對這種生物實施暴力。如果我們說不能使用暴
力，其對象必須是活著的生命，有名字的生命。假設所有的生命都是有價值的，這種主張
只有在平等適用於所有生命的時候才是有意義的。
防止暴力的前提是承認每一條生命都是可哀悼的（grievable），然而巴特勒指出，生命
的可哀悼性是不均質、不平等的，這種不平等的特性與每個人活著的狀態息息相關，也扭
曲了我們對暴力和非暴力的看法。
在巴特勒看來，先要承認這種生命可哀悼性的不均質和不平等，才能夠轉變我們對平等和
暴力問題的爭論。在我們的社會關係中，總會有衝突與矛盾，這就涉及到暴力的使用問題
。什麼時候使用暴力是正當的？這其中牽涉一個概念：自我防衛（self defense）。
巴特勒以美國外交政策為例，她指出，美國將每一次針對別國的攻擊都稱為自我防衛、正
當防衛，現在還有一種「預防性攻擊」概念，針對任何存在潛在危害的團體或個人，都可
以進行預防性攻擊。因此，自我防衛和非暴力，其實是一種孿生概念。暴力針對的是不屬
於「我們」的人，「他們」對「我們」造成了威脅，「我們」就可以光明正大的對「他們
」實施暴力。
巴特勒指出，非暴力貌似是一個道德問題，其實也是一個政治問題。什麼生命值得保護？
什麼生命不值得保護？在此，我們已經對生命進行了區分：值得哀悼的和不值得哀悼的。
用來區分兩者的，是不正當運用的社會規範，也就是生命權力（biopower）。我們如果要
保護生命，就需要一種更加完全和徹底的平等主義的主張，更加激進的平等主義主張。
巴特勒認為，非暴力的道德基礎是對激進平等（radical equality）的承認，「更具體而
言，非暴力的實踐需要我們反對種族主義、戰爭邏輯，這種區分值得保護和不值得保護的
生物政治形式（biopolitical forms）」。國家壟斷了暴力形式——葛蘭西和本雅明對此
都有過論述——但反對暴力需要認識到：暴力不只是通過拳頭的形式體現，也可以通過制
度，把個體分為三六九等。誰的生命值錢？誰的生命不值錢？這都體現在當下的政治與政
策中。
巴特勒認為，我們應該改變我們的認知，在道德與政治生活中不再將侵犯與悲傷自動轉化
為暴力相向，這是因為，很多情況下我們的社會聯結雖然不是自主選擇的，卻也是非常必
要的。
在這個逆全球化浪潮迭起、身份對立超越身份認同的時代，討論全球責任和非暴力看似不
合時宜，但巴特勒認為並非如此。「有些人跟我說：你怎麼能相信全球責任呢，這太天真
了。我反問他們：你願意生活在一個沒有人為全球責任辯護的世界嗎？他們說：不。
也有人說：非暴力是不現實、不可能的。當我反問他們：你是否願意生活在一個沒有人為
非暴力、為這種不可能而進行堅持的世界當中？他們總是回答說：不。」
現場交流實錄「異性戀沒法知道他們失去了什麼」
李圭（Kyoo Lee，紐約市立大學哲學教授）：論語裡面有一句話：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
乎？我們沒有人天生就是朋友，我們都是成為朋友的。成為是一個很重要的過程。在這句
話裡面，把距離、友誼、好客，結合在一起。是個人偏好和選擇決定了誰能夠成為朋友，
那麼當我們承認人與人唇齒相依的生存狀態時，誰被排除在外，誰被包括在內？誰會被我
們認為是朋友？
何成洲（南京大學藝術學院院長、外國語學院教授）：當代新儒家重新詮釋天人合一的理
念，強調人、動物、自然、大地是有機整體。這些與巴特勒提出的相互依賴和非暴力有相
似性。中西方學術對話是有共同基礎和共同努力目標的。我覺得你的觀念有「世界主義」
的意味，但是你好像沒有談論過這個概念。
朱迪斯·巴特勒：我的確對於世界主義不太感興趣。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我嘗試去思考跨
越地域、語言甚至是意料之外的生命形式的團結（solidarity）。我把世界主義理解為一
種道德立場，但它太過以城市為中心了，我擔心的是農村被世界主義拋棄，我不認為我們
能夠繼續這種農村和都市的分野。
林曦（復旦大學政治哲學副教授）：我們在理解巴特勒教授提出的概念的時候，有一個可
見性的問題。很多時候，在北京和上海這樣的大城市，很多我們認為的弱勢群體，在大街
上是看不到的。這就涉及公共空間的空間設計和空間正義。用列維納斯的一句話來講，我
們在進入到一段社會關係之前，首先看到「他者」的一張臉。我們必須要為這樣的社會關
係，為這樣的共存，進行道義上的反思和承擔。
朱迪斯·巴特勒：「看見」可以通過聲音，或者通過閱讀，你在閱讀一篇關於移民的文章
的時候，他者的臉也會浮現在眼前。並不是說一定要是那種面對面的接觸。我不確定我們
是否必須強調一種超級可見性（hyper-visibility）來獲得道義和響應能力。
魏偉（華東師範大學社會發展學院教授）：在我做博士論文過程中發現，同性戀往往被排
斥在異性戀家庭之外。由於儒家孝道的根深蒂固，原生家庭的同性戀者接受的傷害在中國
社會特別明顯。非常有趣的是，近年以來，越來越多同性戀父母開始為孩子爭取權利。原
生父母從同性戀最主要的壓迫者變成了權利的維護者甚至創造者，也呼應今晚的主題：兩
代人如何實現相生之道。
朱迪斯·巴特勒：關於酷兒群體被原生家庭排擠拋棄的問題，我們期待更有意義的社群形
式給他們提供情感支持。我們需要為那些被他們的家庭殘忍拋棄或拒絕的人提供幫助。這
種社區形式，我不想稱為家人，我認為親人的概念涵蓋的範圍更廣，或是友誼，或是一種
團結的共同體，這些各不相同的概念包括各不相同的關係形式。
《性別麻煩：女性主義與身份的顛覆》
朱迪斯·巴特勒
張涵露（獨立策展人、Artforum中文網編輯）：我曾經參加過一些藝術小組和自我組織。
這幾年，我花了很多時間去思考差異這個問題。「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是我
們最熟悉的處理差異的方式。我今天有不同的看法。一旦把「和」作為希望的結果，可能
會壓制差異，以此來導致生命受到磨損和傷害。當我們面對不同信仰和文化背景的同時，
我們不該為了避免衝突而去把差異抹平。另一種避免衝突的方式是分割空間、製造圍牆。
去年，我們在北京做了一個「清退」互動地圖。在兩三天之內，不同的人從不同的地方聚
集起來，組成一個工作小組，根據每個人的特長和時間制定分工。因為這件事情，我對於
合作繼續非常強烈的興趣。我們是否有可能在這個充滿矛盾和差異的時刻，重新去締結一
個個臨時的聯盟，無論是思想的聯盟還是行動的聯盟。我覺得是和諧的區隔而不是共同的
差異，阻撓著我們的共同生活。
朱迪斯·巴特勒：我想說集體行動是有趣的。在一個團體裡面工作，特別是一個藝術團體
。你們並不一定需要彼此相愛，但你們依然聚在一起做事。你們在做一個關於世界的實驗
，試圖融合世界，即便是在一個微小的層面上。這些不僅僅是短暫的「我們」時刻，這種
合作方式，讓我們超越個人主義的窠臼，又讓我們意識到與不相識的人並肩行動的重要性
，因此它更具政治性。有些時候我們需要為我們不認識、甚至無法忍受的人創造生存空間
，這意味著我們也需要思考聯盟（alliance）的條件。
張念（同濟大學人文學院哲學教授）：人類如果能夠團結在一起，不是基於價值、利益的
交換，而是基於一種共同的恐懼。我知道我的年輕的朋友們，就每天生活在細微的、日常
的、悄無聲息的壓力和暴力之中，這種壓力在日常生活中是我們每個人都會遭遇到的。有
一種無法言說的暴力：我說不出話。為什麼？一種可能是不讓我說，還有一種更可怕，我
可以說，但是我沒有說的發聲系統。我們的邊緣人群、酷兒朋友、女權主義者，他們在努
力奮鬥，試圖發明一種發聲系統。中國人的養生之道裡面，有另一層含義，不是叫你去喝
湯藥，而是去享受身體的愉悅，尋找讓身體愉悅的對象。這時候，身體會遭受另外一個敵
人——「性別規範」——說你只能按照腳本扮演男人或女人，否則你就是垃圾，只配在社
會的陰暗角落悄悄生活。個體會感受到：這個描述是別人給我的，我不知道我是誰，我會
出現恐慌。整個酷兒運動、女權主義運動，在教會我們一種政治實踐的智慧，通過我的身
體實踐，我自己發明了自己。
觀眾：您有一句話：異性戀本質是一種憂鬱症。能否闡釋一下？
朱迪斯·巴特勒：憂鬱症與被否認的損失有關。很長一段時間，這對我來說都是一個重要
概念。作為一個酷兒小孩，你不能大聲說出你愛上了誰，失去了誰。無論是宣示愛情，還
是公開的哀悼，都是被拒絕的。對於很多人來說，他/她們依然留在櫃子裡，沒有公共空
間可以表達。我指的是那些因為並不知道自己失去了什麼而受苦的人——異性戀沒法知道
他們失去了什麼。如果我們知道更多的可能性，我們也許可以生活的不那麼恐懼，不那麼
壓抑。
觀眾：我們如何克服恐懼？
朱迪斯·巴特勒：我們需要分辨出權力希望我們感受到的恐懼是什麼。如果我們對他者感
到恐懼，就是對權力的臣服。那麼這種對權力的恐懼來源何處？那是對懲罰、驅逐、入獄
的深層恐懼。這是一個很大的話題，在不同的地方恐懼會以不同的形式出現。我們需要具
備一起言說恐懼的能力。恐懼的反面不是個人的勇敢，而是團結。我認為團結能夠克服恐
懼，因為這展示了有人與你並肩作戰的這種聯結性……我認為我們需要拋掉對個人英雄、
個人公共知識分子和個人勇氣的執念，意識到我們有支持彼此的力量，為創造一個恐懼感
更低的世界作出努力。
本文為獨家原創內容，作者：林子人，編輯：朱潔樹、陳佳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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