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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AlbertSpeer (德國軍備部長) 看板: Warfare
標題: [轉錄] 二戰中的日本新聞 II：陣亡於戰爭的報븠
時間: Fri Oct 23 09:59:28 2015
二戰中的日本新聞 II：陣亡於戰爭的報導風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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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媒體號稱是「第四權」，但若與當權者發生衝突時，編輯方針與報社經營便容易產生
矛盾——最後，屈服的卻總是編輯原則；這種狀況，即至今日都沒有改變，遑論戰時。
當二二六、五一五等幾起政治事變剛發生時，日本全國性媒體幾乎都是立即妥協，但仍有
一些地方性新聞在亂局中仍堅持著風骨，例如九州的《福岡日日新聞》（現在的《西日本
新聞》），在五一五事件後，就進行猛烈地批判。
當時，《朝日新聞》與《每日新聞》的發行量約有200萬份，僅發行17萬份的《福岡日日
新聞》根本難以匹敵。儘管如此，報社主事者菊竹六鼓（淳）卻堅持以一當百，「應該說
的時候說，應該寫的時候寫」。
被稱為「一個偉大的瘸子」的菊竹六鼓，兩歲時左腳受傷，儘管經歷多次手術，還是未能
復原。但身體上的障礙，也阻止不了他踏上新聞工作的路，菊竹總說：「你們可以同情我
，但我不要你們的憐憫。」菊竹這股風骨底氣歸因於清貧，「新聞記者以清貧為榮」、「
新聞記者必須比裁判官還清白」，他總是拒絕宴請，對朋友的不正也毫不留情。這種嚴以
律己的態度也影響了《福岡日日新聞》的編輯經營，他刪除賽馬結果報導、不增加廣告篇
幅，方方面面都展現出硬派的媒體風骨，報社上下無不對他尊敬有加。
菊竹六鼓並非石橋湛山那樣的自由主義者，在九一八事件時也支持過滿蒙權益論。但作為
媒體人，他所遵守記者的分寸與原則卻不容妥協。菊竹常說：
絕對不能在新聞報導上作假，只要報導一作假，讀者就會信以為真，影響很大。
五一五事件發生時，首相犬養毅被擊斃，當各家媒體鄉愿妥協時，只有菊竹六鼓的一支健
筆不亢不懼。當時擔任編輯部主任的他只下了這樣一道命令：
如同過往那樣做新聞。
他立刻寫了評論，而編輯部部長上野台次讀了文章後很是感動，便對菊竹說：「我認為現
在國民完全無法做出正義或邪惡的判斷，我們應該盡快向他們展示正確的結論，這評論應
該刊登在晚報上。」在這之前，當時的《福岡日日新聞》晚報從未刊登過社論。
▎媒體出賣自己的靈魂
菊竹六鼓不僅對五一五事件感到憤怒，對其他媒體的沉默更是不滿。當《每日新聞》社長
提出「報紙就是商品」的言論時，菊竹便批判他們失去了作為言論機關的本分，出賣自己
的靈魂；但這樣的堅持，也引來右翼與軍部狂肆的威脅，甚至傳言軍方要在報社上頭丟炸
彈。
周遭的人擔心步行上班的菊竹會發生危險，請他搭車，他也拒絕了。菊竹認為保護言論的
責任必須拿這條命來拼搏，「這涉及日本存亡的問題。」在他寫給長女的信中提到：
我本來打算把這次機會當做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任務完成，遺憾的是，到處都是禁令，根
本不能盡情寫作。我雖然可以為國捐軀，但如果連報紙都被扣押的話，想說的話就沒辦法
說了，所以我只能適可而止，盡管如此，我仍做了一些該做的事，並對此感到安心。
冒著危險、堅持媒體姿態的不僅只有菊竹六鼓，長野縣《信濃每日新聞》主筆桐生悠悠也
維持著媒體人該有的批判姿態。但桐生悠悠在報社撰寫社論期間，卻激怒政府。法務大臣
小山松吉在內閣會議上便說：「最近社會的不安，就是報紙不照規矩寫作。」最後，在報
社壓力之下，桐生也慘被逼退。
桐生意識到在這種時代，報導自由的責任不能依靠組織，只能靠個人戰鬥，於是自辦《他
山之石》雜誌，計畫堅持到筆被折斷、彈盡糧絕之時。然而，太平洋戰爭開打前，桐生卻
因病倒下，僅留下壯烈的遺言：「我要離開這個畜生當道的世界。」
對媒體的壓制與記者迨職的景況，《國民新聞》社會委員長谷川光太郎便著文表示：「五
一五事件以來，我們一直都處在不能直率表達自己的境況中。沒有誰的力量壓制，也沒有
人罵我們寫的東西不合時宜，但總覺得已經逼到我嚴格自我約束、顧慮重重的地步。」
1933年版的《日本新聞年鑒》也有主旨類似的文章：「昭和七年的新聞界試圖與國民並肩
作戰，齊心協力度過這個非常時期......；昭和八年的言論界毫無生氣，保持著奇怪的沉
默......事半死不活的言論界。」
很多文章提及這背後有很多令社會不安的力量威脅著，但沒有人敢把原因寫出來。前坂俊
之直言，九一八之後，報社全面支持軍部對外的強硬言論，並在「非常時期」全力協助國
家的各種措舉；又因為報社支持了軍部的獨斷專行，軍部也就得到國民支持，勢力擴大後
，便轉而對媒體進行恐嚇，形成惡性循環。
往後幾年，軍部變本加厲，利用媒體放出「國難」消息煽動人民，繼續壯大自己。
五一五事件時，日本媒體尚能堅持抵抗的聲音，但到了4年後的二二六事件，衰弱的媒體
言論卻已毫無反抗之力。因此，1937年，盧溝橋事件爆發後，日本政府將媒體代表召集起
來，要求他們「必須」配合政府，於是各方媒體出現一致的言論和態度，推行「暴支膺懲
」運動（討伐暴力中國）。
為了更加勒緊媒體言論，軍部又在原本的《報紙法》上，多增列幾條受軍方控制的法規，
讓軍方能直接對報紙下禁令。《日本新聞年鑒》記載：「以言論自由為傳統的《朝日新聞
》已成為了最熱烈的日本主義鼓吹者，其他的報紙更不用說了，因此，報紙對國家輿論的
統一強化，所作出的貢獻是不可估量的。」
媒體不只迎合軍部，也煽動人民，例如軍歌的流行就是起因於新聞的炒作。此刻的媒體，
不僅動員國民、弘揚戰爭，他們還投入了戰爭新聞競賽。大型媒體靠飛機報導與傳送稿件
，關注戰爭的民眾人人讀報，一時發行量大增；相對之下，缺乏資源的地方媒體則陷入困
境。
報紙因戰爭得到發展？
除了軍部威脅外，為何媒體甘願投入煽動戰爭的報導？處於競爭關係的媒體，又為何立場
一致，不做區別？答案似乎非常簡單：「戰爭是賣新聞最好的機會。」
「戰爭是擴大發行量的機會。」前坂俊之評論道；在沒有電視的時代，《朝日新聞》和《
每日新聞》兩大報都運用壓倒性的資本，派出相當多的特派員到戰場，詳細報導作戰情形
，大大擴張了發行量。
如今與《朝日新聞》、《每日新聞》並列日本三大報的《讀賣新聞》也是在九一八事件後
崛起的。本來快面臨倒閉的《讀賣》，在社長正力松太郎的指揮下，以九一八事件為契機
，賭上報社命運發行晚報，並一舉成功，奠定了今日的權威地位。
《朝日新聞》主筆緒方竹虎在回憶錄中提到：
每一次禁止發行將造成數萬日圓的損失。而且與美國不同的是，我們對暴力的反抗性實在
太弱了，狡猾的暴力集團抓住報社的弱點，知道報紙需要廣告，便恐嚇廣告商，命他們將
廣告撤出。廣告主當然很怕麻煩，而報社也就受到牽連了。主要幹部沒有辦法，只好都妥
協。
侵華戰爭對這些大報帶來超乎預期的利益。儘管在戰爭時期，資源有限、印刷用紙不足、
物資也飛漲，讓報紙不得不也連帶漲價，發行量隨之減少。但侵華戰爭爆發後，減少的發
行數短短一個月又漲回來，一直到年末，出現了每天天一亮，發行份數又增加的盛況。發
行量增加，廣告也跟著增長，在各產業面臨戰爭困境時，報業的利潤反倒逆風高飛——即
便這波戰爭財的熱潮，僅有大媒體獲益。
不過用紙不足，還是影響了報媒。隨著戰爭長期化，任何物資都以戰時經濟強化的目的被
統制。1938年四月，《國家總動員法》公布， 新聞限制再加一層，其後印刷報紙用紙限
制令也跟著被提出，「用紙限制」便也成為政府控制言論的手段。之後，《國防保安法》
也再追加傳播管制，媒體從此再無言論自由可言。言論的控管，一直持續到太平洋戰爭爆
發，日本軍部與政府還繼續發佈各種法規，加強扼住媒體咽喉的力量。自此，日本報紙已
經徹底死亡。
外交評論家清澤冽所寫的《黑暗日記》中，記下媒體的沈淪：
昨日是大東亞戰爭紀念日，收音機裡...盡是充滿感情色彩的叫囂，傍晚時，我沒有聽廣
播，廣播裡說，美國是鬼畜，英國是惡魔，連家人都聽不下去，把收音機關了。
在面臨著武器需要現代化的時代，言論界依然相信神靈助力的的說法...無論到哪裡，都
充滿對戰爭前途的擔心。
讀報從後面讀起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敗戰。各媒體在太平洋戰爭中期就知道會有敗戰的結果，也了
解後期《波茨坦公告》的協議過程，但國民們卻在日本投降當日才被告知真相——這時，
大家才了解到過去讀的都是虛假的新聞，報紙上都是謊話連篇。
但也不是所有國民都這麼愚昧。日本慶應義孰大學教授小熊英二之父——小熊謙二——讀
早稲田實業學校時，一名叫塩清的老師就教導他們「報紙得從下方欄位開始讀起」。
國際版特別如此。報紙上方欄位所看到的大標題，寫著德國勝利的消息，可是下方不起眼
處，卻小小寫著對德國不利的消息。大概記者們也透過這樣的方式，來傳達真實的報導，
老師告訴大家：「要讀懂新聞內在的真實，不要被新聞牽著走。」
藉由訪談自己的父親，小熊英二教授耙梳、分析了戰時與戰後的日本社會經濟生活，並寫
成《活著回來的男人》一書，其中不時透漏小熊謙二戰時就喜歡閱讀，一直到在西伯利亞
當戰俘期間，仍然依賴著讀報來獲知各種訊息。但他不會盲目接受，會自己思考判斷真偽
。
書中提到，塞班島「玉碎」後，大家或多或少知道情況不對，幾乎可推測到日本戰敗的結
果。但報紙上依然一成不變地報導各種充滿希望的戰況，塞班島陷落，東條英機內閣垮台
，但「沒有背景資訊，大家都不知道發生什麼情況，所以也沒留下深刻的印象」。
即使如此，也是有不迎合上意的報導，如《東京日日新聞》在1944年刊登了一整版〈要勝
利或者滅亡，戰局終於走到這一步〉以及〈拿竹矛抵抗已經跟不上時代〉為標題，促請轉
變作戰方針。這則報導觸怒了東條英機，甚至還將這名執筆的記者送到戰區「充軍」作為
懲罰。不過，小熊謙二不記得這個報導：「或許曾經讀過，但當時為了籌吃的東西，已經
耗費所有精力，完全沒有餘裕管其他事。」
從敗戰中驚醒
8月16日，日本宣布敗戰隔天，《每日新聞》關西總部發行的報紙，是一張薄薄的白紙。
17日，16欄的報紙，只有10欄有內容，其餘空白，如此持續了5天。
該報關係總部編輯局局長高杉孝二郎得知日本投降後，向社長提出辭任、停刊的建議：「
我們應該以最大的形式，向國民謝罪，以承擔作為大媒體一直以來謳歌和煽動戰爭的責任
。」前一日還在罵鬼畜英美、焦土決戰的編輯部，竟然一百八十度轉變，他們認為沒有臉
做任何評論，「把以終戰昭告書為首的各種官方文告和事實如實刊登在報紙上，是我良心
允許的最大限度。所以，只能以白紙發行了。」該社以社長為首的幾個重要幹部，隨之辭
職。
在戰時從《每日新聞》主編當到董事長的高田元太郎表示：「極端地說，當時把戰敗的事
實向國民一個勁兒的隱藏，將白的說成黑的，就是所謂的新聞寫作。報紙無論怎麼吹笛子
，國民都不可能跳舞。戰敗後，我們報社內外都追究了推動戰爭的責任，但我認為一旦戰
爭爆發，協助戰爭就是國民的義務，因而國民是不該被追究責任的。只是對於失去新聞自
由、剝奪記者尊嚴和活動自由，以及沒能防止更大損失發生，應該承擔重大的責任。基於
這種認識，我們就辭職了。」
8月23日，《朝日新聞》也向國民謝罪：「特別是與引導國民、輿論、民意走向有著密切
關係的言論機構的責任是非常重大的。因此，我們絕不會輕易饒恕我們犯下的錯誤。」同
年 11月，《朝日新聞》發佈〈與國民站在一起〉的文告，承擔沒有把事實告訴國民，使
國家捲入戰爭的責任。社長以下，所有編輯幹部都辭職。
《朝日新聞》主筆緒方竹虎便說：「如果當時中央級報紙能坐在一起商討，便在適當時機
對這一動向進行預防的話，難道不能阻止它嗎？實際上，如果《朝日新聞》與《每日新聞
》聯手起來，在九一八事變前就開始思考如何壓制軍部的政治干預的話，難道不是可以成
功做到嗎？在日本戰敗後仔細想想。其實軍部也不是什麼了不起的東西，它只是一個領月
薪的集團，對他來說，報紙會不會聯合一起抵抗，始終是最大的威脅。現在想來有點遺憾
，並感責任重大。」
著有《日本最長的一日》的作家半藤一利，當時還是個中學生，他讀了 16日《朝日新聞
》的報導，其中有一段：
不論明天或後天，仍然繼續唱著《海行兮》（海行かば）吧。這是民族的聲音，是尊奉天
皇的意旨，向苦難生活勇猛前進草民的聲音。日本民族並未戰敗。
15歲的半藤心想：報紙要負起過去嚴重鼓動之責，所以再次鞭策激勵國民嗎？對他而言，
這是一個剎那間的翻轉。
戰後：找不回的公信力
半藤一利在其所著的《昭和史》中，詳細地記錄戰敗後，日本社會的轉變與討論，戰後日
本有很大一部分接受盟軍引導，進行土地、教育等改變。新聞亦然，〈有關言論和新聞自
由備忘錄〉和〈有關日本新聞法備忘錄〉的發佈，都在在顯示，新聞仍被控管，只是這次
的審查檢閱者，是盟軍總司令部——有人甚至認為，盟軍總部對新聞的控制比戰時日本政
府還要嚴格。
在戰爭期間那樣敲鑼打鼓煽動戰爭的新聞界，以八月十五日為分水嶺，突然一變開始說教
：從此，日本人必須以民主主義方式來生活。
半藤一利認為奇怪，且引用作家高見順的日記：
新聞媒體，對以往的新聞態度，絲毫沒有向國民謝罪的樣子，沒有刊登任何一篇道歉的文
章。一方面刊登內容變得截然不同的報導，一方面依舊擺出訓誡的態度，還是佈告性質的
，仍扮演政府的御用角色...有關敗戰，新聞媒體沒有責任嗎？無可救藥的厚顏無恥...。
這段敘述雖與真實有些偏差，因為日本媒體的確「委婉」地表達歉意與改變之意，但這也
足以顯見，國民並未感受到媒體的歉意，況且，才這麼一天，就立刻一百八十度轉變態度
，更讓人覺得荒謬，甚至感覺到日本媒體不過變成看著盟軍臉色而行而已。
二戰結束至今，已經70年，日本媒體是否更開放，更自主，是否已擺脫政治操作呢？我的
日本朋友都是搖頭的：「媒體不可信」，特別是福島核災後，他們更是認清受到政府與財
團控制的媒體，根本無力揭露核電風險與災難，甚至還反過頭來協助政府隱瞞真相。
但這種說法，日本學者小熊英二並不完全同意。他認為戰後媒體受到政治控制者鮮少，「
只是大眾媒體已經無法反應這個社會。他們已經跟不上了。」這很難說是戰爭留下的影響
，但在全世界都是不變的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