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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城電影中的顛倒世界
鄭若麟
(文匯報高級記者，研究員。現為文匯報國際評論專欄撰稿人。1990年至1997年曾任文匯
報常駐巴黎和歐洲記者；兼任香港文匯報駐巴黎特約撰稿人；並為《歐洲時報》、《歐中
經貿》等海外華文報刊特約撰寫國際時事評論。他的國際評論曾獲中國新聞獎、中國國際
新聞獎、全國經濟新聞獎等多項全國性新聞獎和上海新聞獎等地方新聞獎。他的許多作品
被法新社、BBC等外國傳媒翻譯成英、法文轉載和評論。他的多篇作品被收入國內新聞教
材和優秀新聞作品集。父親是法語翻譯家鄭永慧。)
坎城是一座特殊的小城。坎城因電影節而聞名。而坎城電影節則據說是“作家電影”的大
本營。儘管誰也說不清“作家電影”究竟如何定義，但所有的西方媒體（當然絕大部分中
國媒體也鸚鵡學舌）都稱，“作家電影”“高於”商業電影。因為據說前者“真實”地反
映現實世界，而後者則為迎合大眾（的低俗品味）而往往美化現實。多年來坎城電影節和
好萊塢即被視為兩者的兩大堡壘。我們長年追蹤報導坎城，最終發現，“坎城世界”其實
與“現實世界”並不是那麼契合；只是坎城選中的“作家電影”熱衷於試圖解釋甚至一廂
情願地想代替現實而已。坎城給人的感覺是用“電影”來作為“解釋”、“干預”甚至“
代替現實”。
比如同性戀題材是今天坎城的一大特徵。至少有三部——包括獲得破天荒三個金棕櫚獎的
《阿黛爾的生活》在內——直接表現這一題材。法國的現實是數以百萬計的“反同性戀婚
姻”者上街示威、法國社會在同性戀婚姻立法問題上被撕裂成尖銳對立的兩大板塊。就在
坎城電影節閉幕的當天，巴黎又爆發了新的規模巨大的示威。然而入選坎城的同性戀電影
卻一面倒地讚美同性戀。大量的同性之間的性行為鏡頭幾乎等於是“同性戀教學片”，令
人恍然感覺坎城電影節似乎在為法國同性戀婚姻立法背書。評委主席斯皮爾柏格倒也坦率
：給《阿》片金棕櫚就是對法國反同性戀婚姻示威的回答。這是電影對現實的解釋和干預
的典型例子。
法國目前的社會現實是失業人口破紀錄地突破三百萬、執政黨爆出部長涉嫌逃稅醜聞而引
發政治道德危機、經濟負增長從而使導致生活水準下降的緊縮政策呼之欲出、因移民政策
失敗而導致社會暴力劇增……然而坎城入選的法國片卻是“飯飽思淫欲”的時代，探討的
是少女賣春、戀父情結、同性情欲等等“人性”本質。僅有的一部反映工人生活的《核電
站》本來是可以深入探究經濟危機對普通人生活帶來的衝擊的，卻被拍成一個庸俗的偷情
故事……法國社會現狀令人驚訝地在坎城電影宮裡變成了美麗的“床戲”。
本來，電影當然可以解釋和干預現實。只是應該採用同一標準。問題是，坎城給人的感覺
卻是雙重標準。比如今年坎城電影節有關歐洲二戰的影片相當多，正式入選片中就有一部
長達四個小時的深揭德國納粹的影片。但坎城對否認二戰罪行、執政黨向極右急轉、甚至
出現軍國主義復蘇苗頭的日本卻毫無興趣。入選日本影片不是溫情片就是哲理片，且令人
難解地平庸。
獲評委獎的《有其父必有其子》俗套連連，卻一片溫馨，毎一個人物（包括
幾乎所有群眾角色）都是美的、善的，結局也是天下圓滿，比“好萊塢”還要好萊塢！令
人不得不提出的問題是，如果這部影片出自中國導演之手的話，是否能有萬分之一的機會
前來坎城。事實上，中國大陸入選坎城的作品從來沒有溫情片。今年入選的中國影片《天
註定》更是一部非 常暴力的政治片。影片裡的人物均殘忍無比，甚至連群眾演員也都是
一個醜過一個……我在與一位常年採訪坎城的法國記者談到這一點時，這位元記者也承認
，如果僅從坎城來認識世界的話，人們潛意識裡一定會感覺日本溫馨、中國殘暴……
而同樣是暴力，墨西哥獲最佳導演獎的影片《赫利》遠比中國賈樟更殘酷，但這兩大暴力
卻有著本質的差異：前者的暴力是緣於人性之惡、緣於毒品，因此是被批判的；而《天註
定》的暴力則是為富不仁、官逼民反，指向很明確，因而是被歌頌的。三十年前，我們被
批判將藝術用於“宣傳”。今天我們與國際接軌了三十年，才恍然大悟：人家的藝術是用
來“詮釋現實”的，諸如“中國為什麼是黑暗的”，或者“日本為什麼是幸福的”之類的
……
顯然，用電影來詮釋世界涉及到國際話語權這一和平時代的重大問題。在今天的世界上，
發生什麼事固然重要，但對事件的解釋和評論同樣重要。因為這種解釋和評論將使事件的
性質朝著解釋者需要的方向演變。而電影則是將這種“解釋和評論”變成“藝術”，來更
為有效地、潛移默化地對公眾進行“洗腦”。我們只要看一看在坎城獲獎的中國（大陸）
與日本影片的區別和差異，我們就能理解，坎城是如何通過電影來左右世界影迷們心目中
的中日兩國的形象的。一向溫良恭儉讓的中國變得面目猙獰，而犯下了與德國同樣殘暴的
戰爭罪行的日本卻是變成了溫文爾雅的“善者”……
難怪電影節藝術總監弗雷莫在一次接受我們採訪時說，“藝術總是政治的。”當時我們並
不太理解。其實這才是一句大實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