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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離德黑蘭》：好萊塢的一種自戀
陳林俠
暨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文化視閾中影像敘事》
2013-04-02
一部關於電影的“元電影”
在拉康看來，自戀之所以產生，在於鏡像階段沉湎於所看到的鏡像/幻象的完美性。具體
地說，一是由於自我意識過於強大；再有就是因為鏡像過於完美。從這個角度說，2013年
獲得奧斯卡最佳影片獎的《逃離德黑蘭》是好萊塢沉湎于自身完美影像的自戀表現，與以
上兩個因素都有關係。
就故事而言，該影片如同其他“美國製造”的大片一樣，凸顯了勇於行動、敢於抗爭的個
人主義、平民主義，重複了一遍觀眾早已爛熟于胸的“拯救”這種類型模式。在影片所呈
現的二元對立的東西方世界中，伊朗顯然是一種惡魔形象。德黑蘭的學生圍攻美國大使館
，武裝的士兵在路邊隨意開槍殺人，空中有懸掛在起重機長臂上的死人，號稱世界最大的
市場卻到處是“仇美”的暴民和士兵，軍事管制下四處彌散著的恐怖氣氛：這一切構造了
一個美國眼中的伊朗形象。在這種極端負面的他者觀照下，中情局拯救美國使館公民的行
為讓素來臭名昭著的國家間諜機構一舉成為正面形象，國家主義的政治立場無比清晰。從
這個角度說，《逃離德黑蘭》是一部中規中矩的好萊塢影片，再次重溫了美國這種自由的
偉大幻象，傳播了美國式的政治觀、宗教觀。
但是，倘若影片僅僅如此的話，想必很難摘得奧斯卡最佳影片的桂冠。在我看來，它的特
殊處，莫過於突出了電影本身的媒介力量，或者再擴展一點，就是影像的力量。如果說影
片所重複的美國形象是我們早已司空見慣的，是美國電影塑造美國形象時的一種完美幻象
，那麼，在電影中展示怎麼拍電影，甚至於無限放大、誇張電影/影像的媒介力量，無疑
構建了一個關於電影、尤其關於好萊塢電影的完美鏡像。在好萊塢話語權越來越強大的現
實面前，《逃離德黑蘭》成為更深層次滿足好萊塢電影自戀的表徵，這其實是一部關於電
影的“元電影”。
被放大了的電影媒介的力量
準確地說《逃離德黑蘭》是中國大陸翻譯的片名，原片名叫做Argo，即是影片中那部中情
局拍攝的並不存在的電影片名。拍攝一部並不存在的電影，卻構成了另一部真實的電影。
這個自反的悖論形成了一種獨特的自我意識。我們看到，在整部影片中，影像媒介總有一
種掙脫出故事的衝動。如開始時圍攻美國大使館的那段學生暴動，使用大量的短鏡頭在暴
動群體中撿取那些憤怒的臉孔，用晃動的手提攝影機製造身臨其境的效果，有意採取粗顆
粒的影像形成紀錄片的風格，等等。
除此之外，影片還不忘記讓一個攝影記者站在高高的樹尖上俯拍暴動的人群，在畫面上，
用畫框的大小以區分他所拍攝的暴動人群和電影敘事所拍攝的暴動人群。這是交代如同紀
錄片的影像的真實來源。在這種表達方式中，儘管本身是一種誇張、想像的情節劇敘事，
卻獲得了真實記錄的歷史效果。
不僅如此，《逃離德黑蘭》在表現影像的高頻率上也是值得關注的。關於美國“人質危機
”持續性的新聞報導、伊朗領袖畫像以及女新聞發言人在眾多媒體前長篇累牘的發言、美
國政府的新聞通報以及這一事件的國際報導，通過電視、報紙、照片、視頻等各種傳媒，
無處不在地散落於影片各種各樣的場景。
當然，影片最能體現媒介力量的是，用“拍電影”的方式成功地拯救了困於德黑蘭的美國
使館人員。拍攝一部並不存在的電影看起來是如此荒誕，卻竟然在美國從總統到中情局都
束手無策、軍事行動遭遇慘敗的“人質危機”事件中（如拯救人質的“鷹爪行動”的徹底
失敗，成為美國空軍史上的恥辱），如此成功地營救出六名美國人，由此“拍電影”被影
片賦予了前所未有的積極的正面力量，可以說，在這種敘事想像中，電影的力量得到無限
的放大。
當鏡頭從恐怖的德黑蘭、無奈的白宮轉移到洛杉磯時，影片敘事的節奏、影調、音樂等一
下子就輕鬆明快起來，如同一縷陽光徹底掃清了政治陰霾。我們看到了山上“好萊塢”那
個著名的巨型標誌，影片不時地揭開好萊塢的神秘面紗，鏡頭有意地停留在那些令人驚訝
的“好萊塢”細節上：拍攝科幻片的各種道具，酒會上男女的奇裝異服，美女們性感的穿
著打扮，激烈打鬥的拍攝現場，購買劇本版權的生意談判，坎城電影終身成就獎證書，以
及熱鬧無比的新聞發佈會，等等。好萊塢形象不時地浮出水面。
更重要的是，在好萊塢出色的包裝幫助下，營救方案短短幾天內準備充分，雖然不是好的
，卻是一個“最好的壞方案”，得到了包括美國總統在內的政府官員的肯定。“拍電影”
不僅在美國具有如此重要的影響，而且更擁有了與政治無關的全球通行證，正如片中中情
局特工門德茲所說：“所有人都明白好萊塢會為了票房可以讓波爾布特到斯大林格勒拍片
。”到伊朗為科幻電影所需要的中東風情、異國情調選取外景地，甚至成了伊斯坦布爾領
事館、伊朗文化部等官員都認為“進入伊朗”合情合理的事情。
隨後，這群“拍攝”一部並不存在的影片的美國使館人員拿著手繪的故事板，借助影片報
導的圖片和文字，臨時充當演員口述著精彩的科幻情節，用電影的魅力騙過了荷槍實彈的
伊朗革命軍們。獲准登機後，這批“電影人”還不忘把故事板作為紀念留給後者。當鏡頭
掠過這些殺人如麻、無比可怖的兇神惡煞時，他們正手拿故事板、津津有味地談論故事，
臉上終於露出了唯一的一次笑容。電影的力量再次展現出來。
奧斯卡的自娛自樂
一貫被批判的好萊塢居然在拯救人質的行為中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這是《逃離德黑蘭》
的敘事想像。然而，這部關於電影的電影，竟然擊敗了關於政治的電影、也是評獎前奪冠
呼聲最高的政治人物傳記片《林肯》，最終榮獲了奧斯卡最佳影片獎，這或多或少地透露
出美國奧斯卡評獎圈內自娛自樂的心理。
眾所周知，好萊塢電影不等同於奧斯卡；但是，它對後者的影響無疑是巨大的。隨著好萊
塢電影在全球範圍勢力越來越強大，奧斯卡評獎顯得越來越自由，也越來越自我。它可以
不用考慮政治因素（如《逃離德黑蘭》得罪的不僅是伊朗，英國、紐西蘭等傳統盟國也發
出了抗議），也可以不管票房（《逃離德黑蘭》在北美及其海外的票房以及前景都非常有
限），藝術當然就更不用維護，因為用奧斯卡的各種單項獎彌補即可，如用最佳導演褒獎
了李安。目前的奧斯卡評獎，似乎只要照顧電影人的情緒就行。
說起來，奧斯卡獲獎的“元電影”現象並不始於《逃離德黑蘭》，在2012年獲得了最佳影
片獎的黑白電影《藝術家》同樣票房欠佳，也曾令人大跌眼鏡。與《逃離德黑蘭》的情節
敘事相比，後者的故事更加簡單，不外用默片時代影星的事業、心理的雙重變化與失落，
回溯到電影從無聲片發展到有聲片這段特殊的電影史。無論就其電影故事還是意義價值來
說，都顯得乏善可陳。但就電影圈內人士來說，《藝術家》如同電影史上的見證者，勾起
了他們無盡的回憶與複雜的懷舊。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它贏得了據稱有五千多名奧斯卡評
委的多數選票。
如果說《藝術家》的這場自戀表現得過於明顯、淺薄的話，那麼，《逃離德黑蘭》的情況
略微深層一些。不僅內容涉及伊朗、伊斯蘭教、恐怖主義等國際政治的熱點，配合了美國
政治的議題，而且走出了電影自身場所，用“拍電影”的方式深度介入故事情節之中，電
影媒介的重要性得到了進一步地增值疊加。我想，《逃離德黑蘭》這種政治與電影雙重功
能的兼而得之，可能是奧斯卡評委們、也是美國主流電影人當下最喜歡看到的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