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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極致的邪惡，竟由最平凡的人所為。」
寫下數本政治理論經典著作，1951年《極權主義的起源》、1963年《平凡的
邪惡：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等書的尤太裔作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
，堪稱二十世紀最有影響力的女政治理論家。在漢娜‧鄂蘭過世將近四十年的今
天，她的著作、傳記、相關評論仍是不斷出版，以她為主題的研究論文、報章專
欄更是數不勝數，未曾減低熱度。
《漢娜鄂蘭：真理無懼》由德國導演Margarethe von Trotta執導，將漢娜
以思想撼動眾生的的精采歷史化為劇情片，重新演繹漢娜記述審判艾希曼的經典
之作誕生過程。演員Barbara Sukowa優雅而沉著的氣質，細緻詮釋了這位思想界
的一代熠熠之星。
1960年，前納粹高官艾希曼(Adolf Eichmann)被以色列情報部門綁回耶路撒
冷受審。如此一位千夫所指的劊子手在血腥的戰爭後，終於落入受害者手中，這
則消息引起全世界的關注，尤其是尚未從傷痛中脫離陰影的尤太民族，所有人都
等著這場堪比紐倫堡大審的世紀判決可以實行正義。
曾在集中營裡體驗過煉獄生活的漢娜，也決心前往耶路撒冷聆聽審判，過程
中，不時出現情緒失控的證人或觀眾，痛陳當年慘痛遭遇。反觀站在被告席的艾
希曼，面色波紋不興，甚至偶爾露出不耐的表情，無數次地強調：「我宣示過要
效忠元首，我只是執行命令，不管命令是不是去殺人，我都會執行。」
眾人無不恨極艾希曼卸責的說法，似乎一切非他所願，他並不特別反尤，也
不出自個人情緒而屠殺尤太人。聽了幾番審理的漢娜，卻漸漸在艾希曼不時往旁
傾斜的嘴角，與淡薄的語氣中，讀出了一種眾人都難以理解的狀態。而這石破天
驚的論點，卻引發了超乎漢娜預期的劇烈反彈。
「平庸之惡(Banality of Evil)」，當年漢娜提出這個前所未見的詞彙，大
多數人並無法完全理解其內涵，在偏頗的解讀下指謫漢娜是尤太的叛徒、為納粹
脫罪。
她認為，這名被視為殺人魔的納粹親衛隊高官，其實在本質上與一般人無異
，他並不特別邪惡或殘忍，反而像個小丑，毫無意識的完成一場殘酷演出。這一
切歸因於艾希曼放棄了「思考」，捨棄身為人判斷的能力，因而面不改色執行違
背人性的命令。漢娜將艾希曼的舉止形容為平凡的邪惡，更說道，任何人都可能
成為艾希曼，不需要超乎常人的歹毒甚至精神異常。
另一段被眾人更加憤慨抨擊的言論，則是漢娜指出，「某些尤太領導人的角
色無疑是整個黑暗故事中最陰暗的一章」，沒有這些人物的配合，整個大屠殺不
會進展到如此龐大的規模。她不僅重新檢視了艾希曼，甚至也審判了這些尤太領
袖的行為，認為他們對這場歷史悲劇也有責任。
這些觀點引起大量尤太人鋪天蓋地的批評，漢娜也承受巨大壓力，親戚、摯
友紛紛因不諒解而離去，而她扔繼續堅持闡述「平庸之惡」，至死方休。
一個平凡、善良，符合我們對道德想像的人，如何能成為極端的兇殘殺手？
艾希曼被處以絞刑後，1961年，耶魯大學的心理學家米爾格倫進行了一項實驗：
他在報紙上招募實驗協助者，讓他們拿著電擊控制器，若隔壁房間的學生答錯問
題，就按下電擊開關，並且電壓會逐漸升高。駭人的是，儘管痛苦的尖叫聲不斷
傳來，甚至到了喪失意識的程度，仍有高達百分65的人會持續按下開關到最高伏
特數，因他們被告知「實驗要繼續進行，這是必要的，你沒有選擇。」
1971年的史丹佛監獄實驗更進一步我們演釋了這殘忍的過程：一群心智正常
，健康並友善的大學生，在實驗空間中扮演監獄內的兩派人馬。在短短六天內，
角色扮演的遊戲讓他們從「學生」成為貨真價實的「看守」與「罪犯」，進行充
滿暴力與壓迫的管制行為，直到局面過於失控而結束。
人的良知能否抵禦體制的脅迫？也許眾多心理學家的實驗都給了我們沮喪的
答案，但在受到無數批判後，漢娜終於露面公開演說，除提出：「理解真相不等
於原諒」，澄清眾人認為她為艾希曼脫罪的意圖，更嚴辭強調：「思考能幫助我
們判斷是非善惡，在緊要關頭避免慘劇發生」。
1938年，尤太人被迫害的情況日益嚴重，美國、加拿大、愛爾蘭等32國皆拒
絕接受尤太移民。然而，中華民國駐維也納領事館的外交官何鳳山，卻無視高層
反對，執意發放數以千計的簽證給尤太人，被稱作「生命簽證」。而在他生前的
官方記載，卻只留下他違反命令的汙點，直到2001年以色列尤太大屠殺紀念館頒
予他國際義人的稱號，故事才較為人所知。
「依法行政」終究不能成為庸常者的藉口，「平庸之惡」的理論也不能將惡
行除罪化。反觀現今台灣強調依法辦理的官員，聲稱執行公務而毆打抗議民眾的
員警，旺中案時大呼無奈的記者，甚至是如大埔徵收案中，原為自救會成員，卻
和利益妥協而助長惡法執行的獲利者。這些人們，莫不都是一個個的艾希曼與尤
太領袖？而我們如何與這種共犯結構抗衡？
影片中，法官問艾希曼：「若你當初能更有勇氣，一切是否會有所不同？」
艾希曼如是回答：「如果一個社會從上到下都是這樣，沒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