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部跟同樣講戰後轉型正義、追溯納粹年代罪行的《謊言迷宮》有著異曲
同工之處，也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讓人感嘆戰後的德國確實越來越是個有
話可說也懂得自省的社會，同時又覺得這個議題實在是太貼切當前「忘記自
己曾經殺人奪財，現在成天嚷嚷被清算」的台灣政黨政治亂象。原來，轉型
正義這事，離我們並不太遙遠，只是多少因循苟且的人會覺得「都過去的事
了，搞這幹嘛，擺明政治惡鬥」？又有多少覺醒的人知道「這一刻，我們終
於有機會為那些埋在亂葬崗無法說出冤屈的先人發聲，討還歷史的公道」？
改編真人真事的電影，描述戰後追求轉型正義、同時也曾是集中營倖存者
的猶太裔檢察總長佛列茲鮑爾，決心追查當年主導奧斯維辛集中營大屠殺事
件、人稱「納粹劊子手」後來改名換姓避走他鄉的納粹一級戰犯阿道夫艾許
曼。為此，他不惜暗中與以色列情報局合作，誓言替所有受難者討回公道。
劇情中，主角雷厲風行的大動作，惹得依然被舊納粹勢力潛伏其中的德國當
局和司法體系高官階層人人自危，試圖反撲，以通敵罪嫌打擊追求轉型正義
的檢察總長鮑爾。並在當年同性戀尚未除罪化的年代，向媒體舉報鮑爾不為
人知的性傾向，更利用變性歌手設局剪除主角得力的同性戀檢察官助手。
究竟猶太裔檢查總長對納粹罪刑的聲討是轉型正義的堅持？還是復仇心態
的偏執？暗中聯手以色列情報局以完全不合法的綁架手段進行跨國逮捕，不
只是叛國的難題更是程序正義與否的道德抉擇？最後以色列片面撕毀跟主角
承諾要把戰犯送回德國審判的約定，對戰犯進行族群報復的控訴，正義跟審
判該由哪個受害者來執行，也令人深思？而主角得力助手因為遭到設局，讓
躲在黑暗中的反動勢力握有他搞GAY的把柄，而陷入為大局著想，還是背叛
有著相同正義信仰的長官，也讓道德兩難的漩渦捲入更多層次的人性掙扎。
《大審判家》在四平八穩，古典而又沉緩的敘述節奏中，給了我們層次豐
富的正義思辨，與人性激盪。
主角幾段話，像是「我們不應該以森林山脈自豪，那不是我們的成就。我
們不該以歌德、席勒自豪，那是他們的成就，不是我們的。我們只能以自己
做過的好事自豪。」特別值得四五六年級受威權教育潛移默化影響思考的整
個世代的人深思，想想，在「愛國主義」的大旗蒙蔽之下，我們縱容過、犯
下過、深信過、講出過、以為過多少不文明的事情。
他也在電視訪談中告訴年輕人：「能讓我驕傲的並非是寫在法律裡那些漂
亮的句子，而是有勇氣站出來付諸行動的青年一代。」我想，如果《謊言迷
宮》裡的那個有點熱血又帶著理想主義色彩的年輕檢察官，能有這樣一個對
於正義完全沒有妥協餘地、信念話語都鏗鏘有力擲地有聲的老頑固導師來引
導的話，在他逐漸發現自己將面對的是怎樣一個龐大而複雜、選擇集體遺忘
與緘默的現實泥淖時，至少有個定錨的力量，讓他不會走得那樣如履薄冰。
說遠了，電影其實無縫接軌了透過艾許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討論「平庸
的邪惡（邪惡的平庸性）」的另一部電影《漢娜鄂蘭：真理無懼》。德裔政
治理論思想家漢娜·鄂蘭認為「在政治中，服從就等於支持。」說明當時社
會大多數個體不思考，行政官僚則是奉命依法行政，希特勒的瘋狂就這麼一
層一層讓社會陷入集體的瘋狂，終至推向整個國家的犯罪。
《大審判家》一舉囊括德國電影獎最佳影片、最佳導演、最佳劇本、最佳
男配角、最佳美術設計、最佳服裝設計等六項大獎。導演拉斯克羅曼（Lars
Kraume）用懸疑辦案的糾結敘事，把觀眾帶入歷史事件緊張的漩渦之中，雖
然政治的驚悚感沒拍到驚心動魄，但也像擺脫不去幽靈。用得最好的是主角
佛列茲鮑爾總愛獨自一人拿起黑膠碟播放的柴可夫斯基《悲愴交響曲》，瀰
漫著哀傷的慢板，像是為國族最不政治正確的一段黑歷史，以及其後追求轉
型正義下人性幽微處的心結，奏出鎮魂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