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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一座金馬獎，從流亡導演到「香港人」應亮
端傳媒
一部《九月二十八日·晴》讓出身大陸、流亡香港的導演應亮成為了金馬獎「香港隊」成
員，這是一份給香港的「投名狀」，一劑治人治己的「藥」，還是一種自己方式的「報恩
」？
特約撰稿人 夏目目 發自香港
9月28日，對從上海「流亡」到香港的獨立導演應亮來說，是一個特別的日子。
兩年前的「9.28」，是香港雨傘運動最驚心動魄的時刻之一。香港政府總部和立法會所在
的金鐘，從傍晚5時58分開始到翌日凌晨，落下87顆催淚彈。導演應亮也在此時，從位於
離島的家中坐船出發，趕到金鐘，聲援抗議的群眾。兩年後，他第一部以香港為拍攝對象
的短片《九月二十八日·晴》在台北獲得金馬獎最佳劇情短片獎，成為金馬獎歷史上第一
部以傘運為主題的獲獎影片。
2016年11月26日，獲獎當晚，應亮的社交網絡被祝賀聲填滿。和對導演能力、作品表現等
常見讚譽不同的是，朋友們給應亮的祝賀，多了「香港人」、「香港隊」這一項：
有人將這部短片與香港導演拍攝的《一念無明》和《樹大招風》一起稱為「香港隊」作品
，還有人對應亮說：「我相信你比許多香港人更愛香港！」
這些象徵著某種身份接納的回應，對應亮來說，和對作品本身的肯定一樣重要。他曾不止
一次在各類公開場合說，4年前，有不少朋友冒著風險幫他，才令他在無處容身的情況下
，能夠留在香港生活，因此在金馬獎領獎台上，他滿懷感激地說：「香港是一座俠義的城
市。」
在港生活了五年，應亮終於把這座原本陌生的城市拍成了電影，把香港故事推向外面的世
界，他說，這是對香港的回報，也是自己新的身份認同：「我可以確認自己身份應該是個
香港人了。」
透過電影，「落地」香港
2012年之前，應亮在中國大陸是非常活躍的電影人。他拍攝過14部短片，2部劇情長片，
發起過重慶民間映畫交流展。2011年，應亮受邀到香港演藝學院做為期一年的駐校藝術家
。
但2012年，他以青年楊佳襲警致6人死亡的爭議案件作為題材，拍攝從楊佳母親視點出發
的短片《我還有話要說》。但影片隨後遭到中國政府封殺，應亮彼時正任職香港演藝學院
駐校藝術家，不僅本人被上海政府官員約談，家人也遭公安等多次「問候」。突如其來的
變故導致他不能返回大陸，幸而得香港朋友救助，可以暫時繼續居留香港。
危急關頭，香港成了他唯一的選擇。而所幸，也有香港朋友願意冒風險去幫他，最終，他
以香港演藝學院兼職講師的身份留下，拿到工作簽證，一直教書至今。
「香港是一座俠義的城市。」
但是，離開生活了35年的中國大陸，對一個導演來說，也是離開了最熟悉的敘事土壤。他
不得不中斷了創作，直到2013年初，他決定拍一部講香港的短片。他覺得在港生活，融入
是基本的尊重，而自己能夠「落地」的方式，就是電影。「我沒法到中國拍片子，而新的
感情投射已經在另一座城市了。」應亮說。
這是《九月二十八日·晴》的雛形。
彼時，學者戴耀廷、陳健民和牧師朱耀明才剛剛開始醞釀「佔領中環」，希望以非暴力的
公民抗命形式，為香港爭取民主普選特首。「抗爭」還在紙上談兵的階段，誰也沒能料想
到之後的雨傘、鐵馬、衝撞和催淚彈。這時的應亮，也沒有選擇「佔領」或者「抗爭」作
為直接主題，他從街邊的老人院和電影《桃姐》中受到啟發，打算將他的香港處女作獻給
養老問題。
拍攝一座幾乎完全陌生的城市很不容易，應亮先花了將近3年的時間閲讀香港歷史，把香
港70年代的小說，西西、也斯，「圖書館能找到的幾乎都看了」，又自己一個人探訪了港
島和九龍的六七家老人院。但香港的政治風雲變化出人意料地迅疾，2014年秋天，雨傘運
動爆發，只在資料中看過保衞天星碼頭、反高鐵等香港社運事件的應亮，第一次見證瞭如
此大型的社會運動，短片選題因此急轉向，《九月二十八日·晴》的片名也由此而來。
這部短片改編自香港作家陳慧的短篇小說《第十六分鐘》和《味道·金寶菜湯》，劇本在
2015年8月完成，10月開機，3天就拍完了，加上後期的剪輯、調色，到2016年1月正式成
片，2月在香港獨立電影節首次放映。
「電影也許是一劑『藥』：治癒城市，治癒別人和自己，也治癒敵人。」
一直牽動著應亮的養老問題，以隱形線索出現在新的短片中：參與雨傘運動的女兒，在9
月28日回家之後，與即將搬進老人院的老父吃飯，二人在飯桌上爭執佔領的意義，哪知催
淚彈落下的新聞傳來，女兒轉身上街，令許多觀眾猝不及防的，是老父最後温柔一句：「
我會保釋你。」
2014年雨傘運動開始前5天，9月23日，應亮參與學聯（香港專上學生聯會）發起的「罷課
不罷學」義教活動，在金鐘的立法會示威區，向集會者講述電影作為行動的另一種可能。
當晚的教學大綱中有一句：「電影也許是一劑『藥』：治癒城市，治癒別人和自己，也治
癒敵人。」
《九月二十八日·晴》，應亮說首先是治癒自己的一劑「藥」。這部短片令他擺脱創作中
斷的苦惱，在新的土壤「落地」。
用五年時間成為香港人
傘，是應亮對香港的第一印象。
那是2004年，雨傘還只是這個小島城市裏，一件日常的必備品，還沒有成為抗爭符號。應
亮來參加影展，見到「傳說中的香港」，感到很高興，但卻發現中學時期看的那些「古惑
仔」港片都是騙人的，「沒有那麼多古惑仔，哪有啊？！」讓他在12年後仍記憶猶新的，
是香港人在冬日雨天，手上拿的黑色長傘，「很雅緻，很美好」。
那年他27歲，第一次聽說「七一大遊行」、「董建華下台」、單程證，對香港好感很多。
7年後再來，他的好感仍然持續，覺得香港很有秩序，社會上的人都比較講道理，唯一缺
點是物價太高，但「這不是重點」。
而到了2012年，應亮在香港不再是過客，而是常居民，高物價帶來了真切的現實壓力。他
的孩子2013年出生在香港，他兼職教書，收入不多，太太也做一些兼職的藝術行政工作，
兩人很努力才能維持正常生活。不過他對自己說，一個創作者的生活潦倒幾年，不是壞事
。
「我可以確認自己身份應該是香港人了。」
來港5年，應亮搬過五次以上的家，從港島東的筲箕灣舊區到新界東鄉郊，最短一次只住
了半年。今年年初，為了有更大的活動空間，他們搬到了新界東的村屋。
房子在山林包圍中，還有一塊田，在城市出生長大的應亮第一次開始學習有機耕種，雖然
時間有限，也每天花一點時間，種出了粟米、尖椒、豆子、菜瓜，前幾天剛收成了薯仔和
番薯，據說味道香甜。偶爾也有野豬經過，半夜吃光粟米，吃不完的菜瓜則由得它慢慢變
老，拿來洗碗。香港的鄉郊，成了應亮的孩子最好的樂園。
「我家在香港，我住的地方、家庭都在香港。」應亮說，「我可以確認自己身份應該是香
港人了。」他始終強調，儘管前幾年自己也在香港做了很多基礎功課，但是雨傘運動令他
獲得力量。
他的臉書頭像至今仍是金鐘清場時的口號：「We will be back.」（我們會歸來）他說自
己「支持香港年輕人一切形式的抗爭」。在這一點上，他比很多本地人走得更激進，他支
持港獨主張，也支持暴力抗爭，因為覺得自己見過、經歷過不民主、不自由的國度，而香
港不應該也變成那樣。
「我有時比本土還本土」
他的激進主張，常常令他的中國大陸朋友驚訝與不適。
中港足球大戰時，他毫不猶豫支持香港隊。他能聽懂粵語，但不太能講，平時與學生溝通
，學生講粵語，應亮用普通話回答。但他卻說，希望香港人最好都聽不懂普通話。甚至，
他覺得自己哪怕有一天在香港因身份被打也是「活該」。
2014年，應亮在金鐘佔領區義教時，曾有一名中年聽眾在課堂中途走上前來，站在他身邊
質問他，為何要用普通話在罷課的活動中教書。應亮的反應是，告訴那個人不想聽無所謂
，「我是來幫忙的，香港幫我，我現在幫香港，就這樣。」那人聽畢，轉身離去。「沒事
啊，我也不覺得這叫歧視，最多是他有意見。」應亮說。
類似的情況還有幾年前，他走在灣仔天橋上，見到有人拉橫幅請大家簽名，反對深圳居民
「一簽多行」來港。「我路過的時候就想，哎呀，這不是限制了一些自由嘛，但馬上也就
理解了。」
對香港針對普通水貨客甚至遊客發起的反水貨行動，他也是支持的。「看到水客拉那麼多
箱子，拼命裝東西，很討厭，很貪婪。」他從未想像過自己或家人會在類似的行動中受到
牽連，即便有，那也要問：「這些一對一的衝突，究竟是什麼原因造成的？究竟是誰的責
任呢？」
是誰的責任？「這肯定不是個體之間的衝突造成的，而是香港政府和中國政府多年來放任
資源消耗和人口不匹配，還有多年來的滲透、統戰。這些矛盾當然是中國政府有意激化的
，調動民粹，讓民眾之間有矛盾，焦點就會在民間而不是上面，我要是政府官員我也樂見
。」他說。
「我是來幫忙的，香港幫我，我現在幫香港，就這樣。」
再談到2016年初的旺角騷亂，他對主流媒體使用「旺角騷亂」一詞不滿，「最暴亂的是警
察啊，不是民眾。90年代的民眾都是丟汽油彈的」。那應該叫什麼呢？「魚蛋革命啊！」
應亮堅持說自己沒有身份尷尬，也對中港矛盾無感。至於會不會因為身份在香港的暴力抗
爭中受傷害，他認為，「他們反對的是邪惡的政權而不是你」，而萬一被打，「也是活該
」。
他的主張也讓不少朋友難以接受。有人批評他毫無原則、不講是非地支持香港，甚至說這
種「被打也活該」的心態接近「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應亮對此報以哂笑，「斯德哥爾摩
綜合症是說你擁護那個綁架你的惡人，那些活在中國還擁護中共政權的人才是真正的斯德
哥爾摩綜合症。」
他毫不諱言地支持港獨。「香港應該獨立啊，這沒有問題。這個世界有太多人和事需要獨
立，最應該獨立的是中國，因為中國被中共殖民得太久了。」
他承認自己「比本土還本土」，而之所以如此，應亮認為，是因為他見過香港和中國的不
同。「我明白在中國的環境下，很多問題沒有解決空間。而香港本來有言論自由，電影沒
有審查，我們在這裏談天是安全的，看病不需要花錢，政府會補貼教育，現在呢？例如電
影審查，已經在香港出現了。」「因為我比本土更加知道，哪些東西值得捍衞，失去就沒
有了，」他說。
對一個在港不過5年的流亡導演來說，這好像「去得很盡」。記者引述有人形容這種做法
，是「為了融入香港交出的『投名狀』」，應亮一聽就笑：「這個社會已經很接納我了，
所以不存在投名狀，是我要回報，而我回報得還不夠。」
「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是說你擁護那個綁架你的惡人，那些活在中國還擁護中共政權的人才
是真正的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過了一會兒，他又說：「我覺得自己都不太理解這種說法，可能我跟中國思維的人溝通太
少了。」
不過他也強調，地區歸屬、國族身份只是一個人複雜的社會身份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
，他還有父親、教師、丈夫、導演這些更重要的身份。他也定位自己為中國人，不過是「
自願強行定位」，為的是「保持對中國批評和自我批評的資格」。
電影為香港而獲獎，「我對得起他們一些了」
他以香港近年來最大的社會運動為主題拍攝，還在台灣得獎，對來自中國政府的可能施壓
，他說「無所謂」，「債多不愁」。這幾年，中國國家安全部門人員或警察一直和他的父
母「保持聯絡」，令兩位70多歲、生活在內地的老人家不敢來港和他相會，怕家中無人照
看。
應亮的父母年事已高，身體也不太好，難再遠行。這5年來，應亮唯一一次見到家中長輩
，是精心安排岳父母到台灣相見。應亮的岳父母沒有城市戶口，不能「自由行」，只得報
名陸客團赴台，應亮和太太、孩子則跟著旅遊巴，在台灣從南追到北，晚上行程結束，雙
方才得一見。這段「奇幻」經歷也成了應亮下一部長片的故事藍本。他的劇本創作已經到
第三第四稿，希望能在明年之內拍完。
「這個社會已經很接納我了，所以不存在投名狀，是我要回報，而我回報得還不夠。」
應亮的另一部長片，將再次關注雨傘運動，也將再次與陳慧合作，講79天的運動中，一家
人的政治看法與個人選擇調轉，本來要移民的最後卻坐到金鐘去被抓，本來簽了佔中意向
書的，最後卻沒有到場。《九月二十八日·晴》將會變成「雨傘系列」影片的開端嗎？應
亮說不確定，唯一確定的是，他會繼續拍攝香港的故事，作為「香港隊」的一員而創作。
在訪談中，他不止一次提到，4年前，有不少朋友冒著風險幫他，自己「雖然回報還不夠
」，「但我多少做了點事了。那麼多人幫我，我對得起他們一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