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達人許鞍華﹕電影以後 學做個好人
【明報專訊】「正如為何我是女性，作品就會被套上女性主義來理解？香港導演就一定要
拍一些香港味的作品，我不認為一定要這樣。」記得訪問前，行家前輩再三強調，許鞍華
，不易訪。她有種「包拗頸」的性格，不要被定型，不要被標籤，她的答案總教我喜出望
外，你問她怎樣看「主旋律」嗎？她接上一根煙，然後答，「其實，我拍的每一部也能稱
得上主旋律電影，總是表現出人物良善的一面，不是嗎？」
問和答也有點不着邊際，說現今拍電影的難，還有二戰故事的選材和主旋律。拍了大半生
電影，說過就算死都要死在攝影機旁的導演，拍了很多故事，抗拒陳腔濫調，盡言有時候
拍得不好，她依然重視觀眾，是有故事要說的創作者。
導演應說自己相信的故事
一部電影在當下所得到的評價，或多或少反映了一些現况，一些和這個城市有關，特別是
在敏感時刻下特別突出的現象。
還未上映，許鞍華這部以日治時期香港為背景的新作《明月幾時有》，已經背上各種「罪
名」，難免先入為主的論調，圍繞的也不外乎以下幾點：為當權者塗脂抹粉，質疑東江縱
隊二戰時的價值、還有歌頌愛國，每個爭議背後也指向同一源頭——「中國」，這個猶如
幽靈一樣的身影，恍似要奏起了她的主旋律。
被套上主旋律之名，和愛國拉上關係，不過，電影在上海電影節首映前，被迫退下開幕電
影，更傳出宣傳上要「冷處理」，一部電影還未見街，就已經四面受敵，對於一時的爭議
，許鞍華只感無奈，「怎會想到發生這些問題？况且拍電影從來也不為任何意識形態服務
，我只係想拍戲裏那些人，是那些人物感動了我才拍。」
但也難怪有這些解讀，電影要說的主題是人人投入抗爭，無論是真心愛國，還是為身邊人
動之以情而決意投入，無論你是有錢人還是窮人，反抗的激情點燃戲中每一個人，就算是
戲中一把雨傘，也足教我們有所聯想。
不過，許鞍華也不是第一次遇上這些政治難題，三十多年前的《投奔怒海》，拍下越南船
民逃難經歷，就被指電影內容對共產主義有所批判，含有影射文革時期的狀况，於中國被
禁映。同時，也因為電影出品公司的左派背景，還有在內地拍攝為由，也被台灣當局禁映
，失去了當時香港電影重要的海外市場。政治帶來的弔詭之處，好像考驗每個人的理性。
「這不是一個導演能夠控制，一部作品同時要面對觀眾，評論，片商和戲院，你不能阻止
每個人的想法，作為導演首要職責，應該是給予觀眾最好的體驗，說她相信的故事。」
「都話我不是拍歷史戰爭片囉」
假若要形容這部電影，觀眾就像走入森林一般，這片森林風景能遠觀又能走入細看，見微
知著，電影之淡，題材本來那麼激烈，可以想像出多少驚險鏡頭！電影總是將焦點落在不
着邊際的事，逃亡的大文人還有閒情逸致聽小粉絲在朗讀自己的著作，兩位年輕男人的結
義信物原來是眉豆茶粿、在佔領期間還要張羅衣物，只為出席親友婚禮，這部拍戰爭沒有
戰爭，拍歷史又沒有歷史的電影，依然是許鞍華一直以來對人生活的刻劃，感受到的不再
是英雄主義，虛假的時代氣氛。拍攝前，她讀薩空了的《香港淪陷日記》、陳君葆的《陳
君葆日記》，發現了戰爭生活的日常，很多時候其實是更忙於生活。不過戰爭狀態下，危
機四伏，日本軍官向主角討教詩詞歌賦時，突然露出殺機；戲中，沒有任何一句對白的女
生，接過紙條後就立即逃離工作之地，只因接到線報有人發現她是潛入日軍憲兵隊的間諜
。
關於東江縱隊的，她理解是後方支援，由民間自發參與，混雜了不同階層背景的人，未必
和共產黨有直接關係，工作以謀報，派抗日傳單、營救戰俘等，並非前線親身殺敵，而是
一步步走入與戰爭牽扯，卻在生命中必然出現的平淡細節。這樣的處理方式，才有可能令
觀眾投入，「都話我不是拍歷史戰爭片囉。」吸引她的還是在這群人身上看到的是俠義精
神，或許令人感到虛構，浪漫化了，「但我們想表現人物內在的一種精神，也希望忠實地
反映這份精神」。
戰爭 可以拍得過癮一點
戲中有很多人物和故事參考了周奕所寫的《香港英雄兒女》，她提到書中方蘭和情人李錦
榮之間的最後一次見面，原本想放進戲內，「因為戰爭，兩人斷斷續續地分開工作，也因
為戰爭而無法結婚，到最後一次見面，李錦榮竟然和朝夕相對的女同伴結婚，方蘭氣得想
質問他的時間也沒有，就要逃亡離開，想想這情形，是很可悲也很可笑。」方蘭後來的故
事是這樣的，戰後短暫留在香港教書，共產黨一九四九年當權後，在黨的安排下，回到廣
州，成為廣東省婦聯秘書長、副主任，甚至升為主任，晚年算是歸於平靜生活。
「其實電影可以拍得再過癮一點，談笑風生地面對。」許鞍華突然殺出這話令我措手不及
，過癮？過去聽長輩說「日本仔打到來」，三年零八個月日子總是苦，日本軍人要幾殘忍
有幾殘忍，街上盡見死屍，街上到處炸，每當提起這段歷史，壓在話語裏的都是各種悲劇
，許鞍華小時候所聽到也一樣，但直到拍完《傾城之戀》後，她讀到一本由英國人所撰寫
的回憶錄，被日軍拉到拘留營的日子。那英籍警察到埗後第二天，香港就淪陷了，在拘留
營裏見證更多荒謬絕倫的事，「記得書中有一張相，剛好影到他瘦骨如柴的同伴為了慶祝
自己生日在舂米，但搗米後不久，一口飯沒吃到就死了。還有另外一個同伴，他有兩個老
婆到拘留營探望，但兩個人為了爭寵在營內大打出手，連營內的軍人也控制不住。」書啟
發了她原來戰爭可以這樣去看，不只是善惡二元論，更可表現出很多人性荒謬的事，她一
直想將這份見解放入電影內。
《明月幾時有》是主旋律電影？
許鞍華並非第一次以淪陷為題材，《傾城之戀》是她早年的嘗試接觸，近年的《黃金時代
》，後段也講述到香港淪陷前後的情况，但她自言對此段落不甚滿意，更因而要拍成《明
月幾時有》，「拍《黃金時代》就發覺有沒有實景能拍嘛，原本到勝強（即為拍攝《十月
圍城》而建成舊香港片場），但那個地方又沒有電車路，又沒有橫街窄巷，與當時的香港
相差很遠，所以放棄了。」她在不同訪問中，其實也有一句相同的話——「我可以拍得好
」。她是行內出名最懂得「睇餸食飯」的導演，因地制宜，有多少資源就運用上多少方法
，直至今日，她說亦覺得拍電影是難事，並未能做到稱心如意，每部電影也有太多製作上
實則的問題。但有一點她始終強調，條件再多難，還有幾多的不成熟，至少每一部電影都
是自己想拍的題材，對於有人指責她今次拍「主旋律」片，她看來有點氣憤，「應該去看
一個導演究竟怎樣去講，我始終想在觀眾面前表現出我對戲中的人物和事件的理解，而且
，只要戲內並沒有先入為主地要宣揚某種意識形態時，我就覺得無問題。我信我自己做的
事」。
「還有一點。」許鞍華先笑了笑，訪問一直保持謙厚的她，好像難得地要爆發一下導演的
權威：「我就係想有一部拍成這樣子的電影，支線人物甚多，很多細碎的小故事。有人說
電影很亂七八糟，對呀，這就是我想到的群像式故事，你吹咩！」
香港變得太快 跟不上
那麼，還會想拍香港嗎？《桃姐》之後，一連兩部電影都與民國和二戰前後有關，可有想
過再拍以香港為題的作品？「你所說的香港為題意思是？」她反問。
我想了想所問的究竟是什麼？是以香港人作為主角？以香港為背景，還是所謂的本土人情
味故事？那一刻想到《明月幾時有》最後的一幕，鏡頭由二戰前的香港島，穿越時空到當
下的香港街景，步入尋常百姓生活。對，是當下的香港，就像這一個鏡頭，還有《天水圍
的日與夜》這樣的作品，不單是許鞍華，還有一眾新浪潮導演們，近十年來，這一群導演
早已北上工作，並拍出一部部大製作，曾經香港也是他們的片場，至今慶幸他們記錄了一
個充滿活力，極具生氣的城市。
「太難了。」剛好她手上的煙熄滅，她換上另一支。「是香港變得太快，比以前更快，早
在十年前已發覺，當你想拍當下社會面臨的一些問題時，一是太多事淹沒了這問題，或是
應該要把持着自己怎樣的觀點來理解？我發覺我跟不上。」
「……學習如何做一個好人。」
「下一代生活確實不容易。」關掉錄音機後，她問起我對當下香港的看法，我說到身邊的
朋友們也感到無力，政治上停不了的敵我矛盾觀念持續不斷等，她點頭認同我對政治和生
活的一些想法，她說到近來想到的一些問題，關於善惡，惡意惡念和人之間的關係，「好
像村上春樹的小說裏都在講這些命題，《1Q84》和《海邊的卡夫卡》，如何去面對不明來
歷，甚至是來自每個人內心裏的惡？如果逃避不是解決方案，又如何面對，甚至和它建立
關係？」她沒有答案，更笑說正因為她製作的電影太過正面和主旋律了，她要接觸多一點
惡，「如果我能夠將這些惡在電影中表現出來，電影說不定會更好」。
「近來我對拍電影的熱情減退了一點，來到這個階段，我更想做好一件事，學習如何好好
地做一個好人。」眼前這位導演早已踏入古稀之年，電影佔據了她大半生時間，但到頭來
也在問作為人最基本但又難以做到的事。
「……學習如何做一個好人。」這句話一直留在心裏，收筆前，網路上一直傳出有關劉曉
波的消息，這是一個政權赤赤的以言入罪，套上各種莫須有罪名，他亦堅持自己的信念，
以身作則的道德模範，時代一點也不溫柔，特別是在顛倒黑白的時空裏。思考如何做一個
好人，更可能要行多一步，思考如何讓好人存活下去。
還有別一點值得一提，這是她提到《黃金時代》的拍攝也為她帶來了別一個啟悟，「當初
拍蕭紅時，認為她很慘，31歲就離開，很短命，但生命真的無關長短時，至少她寫出了《
生死場》和《呼蘭河傳》。終究是你在有限的生命裏怎樣好好地去運用它，而人生，也是
一個以怎樣的角度去理解它的問題」。
文﹕何阿嵐
圖﹕黃志東
編輯﹕屈曉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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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https://news.mingpao.com/pns/dailynews/web_tc/article/20170716/s00005/15001414017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