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壞，才有更多可能！——專訪第三、第四屆TIDF策展人王派彰
提到王派彰這個名字，相信許多觀眾應該不會太陌生。1999年，他曾與實驗電影創作者吳俊輝共組「影像運動電影協會」，他們引進、放映了許多實驗電影，又為了「搗亂」標下了第三、四屆，也就是2002、2004年的台灣國際紀錄片雙年展（現名為「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以下簡稱「TIDF」）。不久，他便擔任2005至2009年國民戲院影展策展人，精彩選片仍令許多死忠影迷懷念不已；而自2009年至今，則於公視《紀錄觀點》擔任委製編輯，致力於扶植新銳紀錄片導演，精選出所謂「能夠鬆動觀眾原本篤信的一切」的紀錄片。
猶記得第一次見到王派彰時，他看起來有點嚴肅，但隨著訪談內容越發深入，我漸漸發覺，那是對許多事物「不願妥協」造就的凜然。
王派彰原先在台灣學習美術，隨後赴巴黎留學，從美術、電影，純粹的劇情片到實驗電影的領域，看似迥異的專長也似乎有跡可循。他分享，小時候住的侯硐礦區有個給礦工看的影院，從小在戲院看電影長大的他，開始對制式的影像感到不滿足，直至巴黎唸書時，才打開另一個全新的世界。
在幾乎每天都有影展的巴黎，王派彰開始接觸各式各樣不同的電影，而他也深受法國哲學家德勒茲的啟發——德勒茲身為當代著名哲學家，從不缺席任何電影首映與試片，王派彰發現，其實德勒茲並非對電影感興趣，而是對電影感興趣的東西跟哲學是一樣的。王派彰說，「他（德勒茲）的目標永遠是另一個地方，他永遠把自己放在一個困境裡面，然後思考如何從這個困境裡面掙脫出去？」而王派彰對電影，似乎也從不滿足於現況，無論在哪個位置，都在挑釁、激發、創造影像更多的可能性。
「我們就是為了去搗亂！」
剛留學回國的王派彰，對臺灣的學術圈沒有信心，為了摸索自己的定位曾徬徨了一兩年。期間，猶如伯樂遇上千里馬般，他遇見實驗電影創作者吳俊輝，兩人一拍即合，對跨界、實驗電影有興趣的他們，便在十分拮据的境況下，舉辦放映活動，專選非主流的、很難被看見的實驗電影，從找拷貝到邀請導演一切一手包辦，沒想到竟然場場爆滿！
而當時TIDF已經舉辦了兩屆，王派彰坦言，「我一直覺得台灣的紀錄片太過狹隘，那當然是紀錄片，但那只是『某種紀錄片』。你不能說它不好，只是台灣紀錄片導演和觀眾的視野都沒有被打開。」
所以當第三屆TIDF改成公開招標時，王派彰與夥伴們決定去投標，「對於要怎麼把一個影展做得讓所有人都滿意，我們一點都不感興趣，我們是要來亂的，我們要告訴大家說，紀錄片其實不是你們想像的這樣子而已！」
2002年TIDF以「跨越真實」為主題，他策劃了「距離╱開放」單元，目的是想挑戰當時被認為是正統、強調長期蹲點與就近觀察的紀錄片模式。然而，什麼才是紀錄片與真實之間「恰到好處的距離」？一定要「靠近」才能完成紀錄片嗎？創作者的位置又在放在哪裡？「距離╱開放」單元選映21部片，從最遠到最近，希望讓觀眾看到紀錄片中「距離」。「要改變導演就要先讓觀眾不滿，因為是觀眾要去看這些影片，所以當觀眾不滿這樣的拍攝方式時，你自然沒辦法照著你的方式去拍攝，所以我只有用這種方式去改變台灣的紀錄片。」他說。
而在2004年，他更策劃了「比紀錄片還慢」以及「凝視死亡」兩個單元。「比紀錄片還慢」，並非刻意選擇節奏緩慢的紀錄片，而是企圖反思在電視紀錄片的發展，以及「作為溝通工具」的社會期待下，使得紀錄片卻趨規格與制式化，失去了成為一項視覺藝術的可能性。
而「凝視死亡」專題則源自他個人的興趣。死亡一直是紀錄片的熱門題材，卻也基於攝影倫理、道德與隱私而成為禁忌，王派彰在影展特刊裡提到：「重點在於觀看而非死亡。」專題裡雖選映不少太過隱私或不忍卒睹的畫面，但有別於拒絕呈現死亡，在凝視的過程中，反倒為死亡（或生命）營造更多自由的空間。
然而，王派彰不諱言，當時仍將做影展想得太天真，「我們雖然是去標案的，但我們就是四個傻瓜。」第一次辦影展他才發現，在臺灣，策展人要負責的東西實在太多了，不只要負責節目策劃，還包括整個行政，再者，策展人沒有完整的節目策劃自由，有非常多人可以干預，令他十分困擾，現實環境也常碰到兩難，「我會碰到很多我該不該讓步的時刻，我不可能永遠說：『我的原則很高，我全部都不要，你跟我談是不可能的。』可是常常我答應了之後，我會思考很久，然後難過很久。譬如如果我答應把某部片抽掉的話，我就很難去講我對紀錄片的堅持是什麼。」
破格的視野：「先把觀眾的胃口養大，使其對現狀不滿！」
在TIDF之後，王派彰曾經一度拒絕影展。但在因緣際會下，還是接了光點台北的「國民戲院」影展，一接就是六年。而當國民戲院取得一定成果時，公視總經理馮賢賢便邀請王派彰進入公視，他輾轉到了《紀錄觀點》節目任職委製編輯，直至今日。
王派彰說，他喜歡紀錄片有無限的可能，能夠更真切體驗影像、體驗自由。而提到紀錄片之於觀眾的意義，他則相信，希望觀眾看完紀錄片後，能讓原本篤信的東西改變了、鬆動，連導演也不例外。他舉例，自己就常告訴導演：「如果你拍出來跟企劃長得一樣，那你就是白拍了！」
在《紀錄觀點》的製作上，他也將「洋蔥理論」放入思考——假如紀錄片有光譜的話，他希望能夠為《紀錄觀點》的觀眾展現紀錄片的不同層次、切面，甚至是極端。而在尋找創作者時，他也常鎖定一些沒拍過紀錄片，但作品卻有紀錄片影子的創作者，例如當代藝術大師陳界仁、剛拍完劇情片《歸來的人》的趙德胤。
「我記得趙德胤跟我說，他不知道紀錄片是什麼。而我告訴他，『我就是要找不知道紀錄片是什麼的人』。」最後他和趙德胤簽約，拍了《挖玉石的人》。王派彰說，「沒有紀錄片的框架，表示這個人是自由的，紀錄片一向被說是在為某些人爭取自由，那你（導演）自己的自由就不需要被爭取嗎？」
也因為不願妥協，不論是過往的TIDF，或是現在在公視，他從不將迎合市場放在第一位。他表示，在公視如果節目收視率漂亮是會有獎金的，「這很容易啊！但你知道Merce Cunningham這個美國知名編舞家嗎？他很喜歡謝幕時上台看觀眾數量，若剩很多觀眾，他還會很不高興地說：還剩那麼多！」其實王派彰知道如何操作可以皆大歡喜，但他卻認為自己的角色應該是不斷地挑釁觀眾、創作者，以激發更多可能。
多看紀錄片，「唯有紀錄片才能更真切的體驗電影是什麼。」
在公共電視的《紀錄觀點》任職，他也不諱言官僚與行政的壓力一直存在。時不時，他也會被問到《紀錄觀點》如何照顧各個群體，如女性、原住民、老年議題等。他說，「我會引用一句名言『永遠要站在雞蛋的這一邊』，可是我也問，如果雞蛋是錯的呢？」
對於紀錄片如何記錄、呈現社會中的弱勢群體，王派彰曾深思熟慮過。他指出，有許多台灣紀錄片的問題是，觀眾看完只產生了「我好幸福，他們好淒慘，所以我們該為現在的生活感到滿足了！」的想法。觀影前後，人並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質變，而我們的紀錄片創作生態卻仍舊一再地生產對改變社會、世界沒有作用的影片，還可以搖著大旗說：「你看看我是站在雞蛋這一邊！」
對於社會的所思所想，其實都可從紀錄片作為出發。王派彰非常鼓勵大家多看紀錄片，尤其是年輕人，他認為，「唯有紀錄片才能更真切的體驗電影是什麼。」動輒五年、十年的紀錄片拍攝，都是導演耗費大量生命經驗才得以成就，而我們何德何能，能從別人的生命裡得到啟發與思考呢？他說，「看電影會幫助你了解，人一輩子都在選擇，它會讓你更有智慧地去判斷你要做甚麼決定，畢竟沒有人天生就懂得。」
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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